我早在80年代读研究生时，就接触到台湾学者在乙型肝炎病毒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对好几位台湾同道一直心驰神往。以后多次往访并结识了一些朋友，取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和认识，对台湾生物医学发展的了解也逐步加深。两岸都是华人社会，生物医学发展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台湾无疑是走在前面，有许多地方值得内地借鉴。就我最熟悉的分子病毒学，台湾学者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总体影响，要比整个内地都更高更大。延伸到整个生物医学，他们也很有实力，很多地方都比内地强。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台湾一好百好，其实台湾的问题还不少。他们的机构之间有中研院、国卫院和大学之间以及阳清交（阳明、清华和交通）和台大之间的矛盾与竞争，而人员之间也有土博与海归以及新海归与老海归的矛盾与竞争。SARS爆发时有医务人员临阵脱逃、研究SARS病毒时在四级防护设施内出意外，以及最近台大医院发生将艾滋器官移植到多人身上的事故，这些都着实反映了各方面的不足和不同层次上的缺失。但是，台湾生物医学发展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这并不是指发表了多少CNS论文，得到了什么国际排名，或拿到什么奖，而是说台湾已经拥有一批国际水平的顶尖学者，已经取得一系列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成果，并且已经初步建成基本与国际接轨的体制和制度。台湾的成功有许多原因，下面以我的个人的体会从三个方面来谈一谈。

首先，台湾有一批出类拔萃的相当于M.D.和Ph.D.双博士的学者，在生物医学发展中起到中坚作用。这批人多在台湾接受本科医学教育，原本就是大学生中的佼佼者，以后又在美国取得Ph.D.学位或做博士后，经过完整的科研训练。他们返回台湾后有不少都成为既从事临床服务也开展医学科研的生物医学界领军人物。他们对基础和临床医学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善于将两者结合起来，既能抓住医学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又能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提出具体的方案和手段，显现出独特的优势，成为一道风景线。由于有这一批人，医师与科学家之间的互相轻视和矛盾也能得到较好的缓冲和解决。

第二，台湾较早也较好地引入了海外评审，依靠海外华人科学家对重大拨款和重大项目进行评审，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比较公平公正并基本向国际标准看齐的科研评审制度。我听好几位中研院的海外院士讲过，他们尽量挤出时间到台湾参加评审，完全是出于强烈的责任感。海外专家在他们的评审制度中发挥了重要和关键的影响，而不仅仅是点缀。特别是在早期，海外专家在提高评审水平以及导正评审风气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台湾重视解决对社会及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实际问题。例如台湾学者对于乙型肝炎、登革热、肠病毒71型等方面的研究，肯花大力气，并作长期打算。经过多年努力，今天他们在这些领域已经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在一些方面已经处于国际先进甚至领先地位。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并不仅仅以发几篇大论文为目标，而是在有关领域植根和深耕，做出有长久影响的工作，并提出在医学实践中有实际意义的观点和方案。

以上三点，可能正正是中国生物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医师与科学家之间的互相轻视、临床研究的落后、学术评审的荒腔走板，以及片面追求论文档次而忽视解决重大问题，这些不正是我们大声疾呼希望得到医治的沉疴吗？如果我们在两岸科技交流中能以更大的胸怀注意互相借鉴，使中国生物医学发展少走一些弯路，对双方都是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