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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好人难且值得”——“向外”与“向内”的选择

已有 3953 次阅读 2015-6-11 07:00 |个人分类:上学记|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我一直在科学、人文和音乐中游移不定,花了不少周折。小时候对科学最早的兴趣是物理,后来到美国学人文、读古书,却开始对认知科学和语言学感兴趣,然后进钢琴演奏系读研究生,有意无意地开始思考音乐与人脑的关系,音乐学院毕业遂决定去做科学。一年多以前终于知道了计算神经科学,心想总算找到了可以用数学和物理研究人脑的路子。但是今日之科学发展,研究底层神经元的活动,和研究语言或者音乐现象之类的复杂现象之间还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抉择再三,我决定暂时放弃研究语言和音乐,从更看得见摸得着的神经元的建模开始,踏踏实实地琢磨神经元们怎样在一起做到“整体大于部分”;如果我一直好运,也许是要二三十年,在事业上“安身立命”之后,再能重新回归语言、音乐和人脑的问题。

要说最重要,也是我最在乎的人类行为,一是像语言与音乐这样人类独有的高等能力;二是人类异常复杂的社会行为,比如经济、社会、道德。而这些行为,怎么会从一个个具有简单生化属性的神经元活动,从人脑中诞生出来,神经元与大脑又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严密的数学与物理来描述和概括,是我在科学上最想问的问题。我小时候看神经科学的书时颇为失望,因为大部分的脑科学书籍除了成堆的事实、数据,与一些了无根据也很无奈的猜想以外,对人脑再无什么更深的洞见。

不过,最近一两年,我不但找到了将复杂的数学和物理带入人脑的计算神经科学,而且我才知道,计算神经和认知神经科学家居然刚刚开始将语言和音乐、与经济和社会行为——我最感兴趣的两类人类行为,进行从神经元到行为的跨层级的融合。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几乎白手几家,只修过两门神经科学课程,不到一年的时间,上面所有这些领域都像我敞开了博士班的大门,且都是顶尖的机会。

老实说我干什么运气一直都不差,但是唯有在科学上到今天为止几乎一直都有中彩票一样的运气,这种运气好到甚至和我在科学上做出的努力相比毫不相称的地步。我至今没有完全明白,仅靠半年和神经直接相关的科研和两门专业课(当然这两门课都含金量十足),与其他背景雄厚、经历满满的数百名申请者竞争,在不到百分之十、百分之五甚至更低的机会中我怎样幸存下来。摆在面前的机会,可以去物理系和应用数学系(美国最好的应用数学系之一)研究神经网络、可以去心理系和认知神经系研究语言和音乐、可以去研究神经科学、经济学与心理学交叉的神经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从神经生物的小白鼠实验、人的心理实验、大脑扫描或者脑电信号分析、到计算建模、数理理论。忽然间,从实验到理论几乎所有可能的路径几乎都慷慨地向我敞开。甚至有的人我见过之后回来查资料,才知道他早就是经典文献里响当当的人物。而上面这些东西,除了神经网络我有一点点研究经验外,其他我全部都只自学过,神经科学实验里常用的fMRI、EEG, 我直到被录取以后参观各个地方的实验室,才第一次见到

我之前在科学上的好运也一样。高二时曾经读圣塔菲研究所的文章读得魂牵梦萦,几年之后就鬼使神差地能去传说中的地方做实习研究,与盖尔曼聊天;大三时开始对认知科学和语言学感兴趣,不到一年就能去加州伯克利做最前沿的认知与计算语言学;后来想做语言学就能见到乔姆斯基;再后来又想做神经科学就能来C大…

我自己当然算是有些实力,有闪光和独到之处:学新东西劲头足,学得快,我愿意学的东西能让我投入得热血沸腾。我的缺点一大堆我也一直明白:专业训练不足、定力不够,眼高手低,喜新厌旧。如今的学术竞争几乎是惨烈,我看过比现在的我强很多的人,在一个领域里摸爬滚打多年,经验丰富,发表的论文我几乎看不懂,然而在申请学校或研究机会也会多有挫折、失败,甚至在尝试多年以后不得不放弃。以前听说这样的经历我一度心灰意冷过,也准备好面对逆境。但是最终,能花那么少的成本走的如此之顺,我自己的努力和这样的回报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更多只能感激一直伴随的人助、还有天助了。

这样的好运,在我稍微还更在乎些的音乐上当然也有,但并没有那么突出。我在钢琴上有天资、也比在科学上花的时间多。学科学时我当然也兴趣盎然,但是弹琴听音乐,对我来说简直可以是醉生梦死。大四时终于下决心,然后昏天黑地的努力了大半年,以零音乐专业背景考上了美国前十和前三十的钢琴演奏硕士(不过音乐学院怎么居然也能“排名”,我从来没搞懂过)。我那时和现在的老师都算小有成就和名望的钢琴家,其中有鲁宾斯坦、霍洛维茨、涅高兹、弗莱舍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不过迄今为止,我哪怕在音乐厅听过的最“大牌”的演奏家也只有波利尼和席夫。在钢琴上我当然也算幸运,但是几年努力下来(虽然这种努力也根本没法与从小苦练数十年的专业琴童相比),并没有碰到过自己完全满意的状态与环境,也比不上我在科学上,想做什么就能在几个月内撞到最顶尖的人和机会。

不过,后来的事让我更想不到,在那些像天上掉下来的各种最前沿的机会面前的选择,居然成为了我二十多年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更讽刺的当然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去做研究人如何进行选择和决策的神经经济学)。那几个月几乎日日心神不宁,理性的各个部分全部发动起来算计得失,它们角力的结果是原地不动,搞得我心力憔悴,甚至居然中断了我从中学时代起就坚持到现在的弹琴、读书和笔记。

必须做决定的前夜,我坐在C大教堂一般的哈钦斯厅里,一个人吃着晚饭。夜幕降临,大厅里几乎没什么人,我周围的墙上挂着所有历任C大校长的画像,我盯着他们一个个看,他们也瞧着我。我心里想你们这些老家伙真好,盖棺定论,挂在墙上不动就好了,不像我,虽然早已不是小孩,但是人生的惊涛骇浪还不知会从哪个方向袭来。

他们不动,依然只是笑盈盈地看着我。我心里忽然泛起一阵亮光,我给我十年的好友DL发短信,说我知道我的答案了。DL那两天刚学古琴,正亲自体会着我给她讲过百遍,但她之前从来没有试过的琴弦波动心弦的感觉。她说,不用跟我讲,你自己一定听得到你心中的答案。她跟我认识十年,她说,你想想,接下来的十年你想在哪里,做什么?

离开哈钦斯厅时,我回望着各位校长,微微一笑,心里说,我可以坦然地你们说再见了。

回去开始做离开C大的准备,邮件都发了不少,身体里突然泛起一种无名的慌乱。我以为是因为那时身心俱疲,于是出去夕阳下的Midway跑步。我气喘吁吁在望不到头的大草地上奔跑,不远处,古老、高大而威严的哈珀图书馆像一头巨兽一样呆呆地望着我。 奔跑中,一个似乎是我等了很久的、心底的声音从我几个月强大的理性的压制下发了出来,回荡了数遍: 

I want to be a better human being

这句话出自我几年前看的纪录片《音乐人生》中,17岁的桀骜不驯的音乐天才黄家正对自己说的话。好好的音乐神童他做的不安心,要去思考音乐与生死、自我、人类。私底下,我有时如他一样傲气,从小到大想过各种抱负,科学理论、人生道理能讲一大堆。但让我自己说服自己,我此生最重要的,仅仅是“做个更好的人类”,真是太不容易。

回家几乎一夜未眠,天明之前,决定留在C大。我至今难以对这个决定做完全理性的解释,留在C大和“做个好人”之间也好像没什么联系。这更像是我的身体告诉我的选择。

我的老师听说我做决定的过程笑的合不拢嘴,她说你去哪都是好机会,没什么大区别,她见过的学生里从来没有在这样多的好机会面前这么矫情的。我回答说是呀,我自己就是个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绝好的研究对象。

当然,我的那些“理性思考”都挺有用,长大了以后的生活一定要有理性规划的部分:父母、感情、以后的工作、回国与否,很多要心平气和、慢条斯理地才能想得清楚。不过这样的选择更重要的是给我进入和反思自己的世界的机会。人的某种动物本能就是要让自己活的心安理得,而不是活在问题和反思中,这样的生活不会有自省的必要或动机(所以每日三省乎己,真是太高的个人修养)。只有在这样的选择面前,我自己身上平时自己都意识不清楚的特质才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发达的理性、奔腾的情感(有时二者都会过分)、对科学和人文像此消彼长的周期函数一样交替的热情、对艺术的执着与狂醉、对他人和社会关心与逃离的并存、甚至还有在美国才养出来的对“乡下生活”的热爱。

继续留在C大,不同的研究方向几乎都还对我开放。几个潜在的、令人兴奋的交叉学科机会也摆在面前。单纯用理性选择研究方向对我已不是大问题——走到今天,我只能说科学上我比较自信的,就是对各种研究走向的直觉和感觉非常好。我用理性挑选的研究机会最终都近乎奢侈地一个个来到我面前,而且我想不到居然来的那么容易。

与具体的科学研究方向相比,对自己的人和生活的选择要更困难,也更重要。后来我与老友DL讲述我的选择,她说我似乎在不同的阶段用了不同的选择标准,一种是哪个领域和方向更前沿、对世界更重要,或者接下来十几年更有突破的机会;而另一种标准,不是做什么样的职业、被外人怎么看、死之后挂不挂得到哈钦斯厅或者其他什么厅的墙上,而是我自己更关切什么问题——不管是科学还是科学之外、以及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

她接着问我对我来说哪个更重要,经历了这一场选择之后,我跟她说一定是后者。


做科学终究是“向外”的:对世界的好奇心,对自然的探索欲当然也会带给人内心的喜悦——而且对于那些最好的科学家,做研究对他们都有磁石一般的吸引力。但是关于做人的问题是“向内”的。一个人问自己:“我是谁”,“我这辈子最在乎的是什么”;内心有点抱负的人会问:“我这辈子是否有着必须去完成的使命”——不管是小到对周围的家人,还是大到对社会对国家。这些问题的答案没有办法向外寻找(虽然最后要做的事情可能会是“向外”的),也没有一个命题式的、讲道理的理性回答,而只能去深入一个人至深的、几乎像是动物性一样,但是又非原初的动物性的“本能”深处。理性看似可靠和严谨,但理性有时候也可以不讲原则——从任何原则出发,只要理性足够发达,都能推出一堆很有说服力的道理来(哪怕严谨到数学里的公理体系也会如此)。而身体不会骗人:我思考问题投入时会几个小时睡不着觉;对一些几乎跟我的生活没有交集的人和事会有身临其境的关切和共情;弹琴过瘾时身上会起鸡皮疙瘩、会抑制胃部的饥饿反射以至于晚饭时间过了几个小时都浑然不觉。我在弹琴或者思考的最佳状态时,音乐或文字喷薄而出,完全不受我意愿的控制,仿佛有某种神力的驱使让我无法停下,整个世界的人和事全部退到幕后、退到意识之外;而几天不练琴或者想问题,有时甚至会茶饭不思,心神不宁,甚至精气神都会差很多。小时候就有这样的苗头,越长大越如此,没有道理可讲,也不管我理智或情感上愿不愿意接受、别人怎么看或者能不能理解。这些是我骨子里冒出来的东西,我只能发现和尊重它们。

前几天看到李猛教授的专访,他说古典阅读、人文教育应该让人认识到,“做一个好人其实是一生中最难完成的、但同时又是最有挑战和吸引力的功课。”(今天很多人想的可能完全相反:做个好人容易,而且有时候不值得)。我前几年囫囵吞枣地读古典,现在站在脑科学的前沿,选择事业,观照自己,方对做好人的艰难与值得开始有了点体会。


 

附:

李猛专访:人文教育要让学生明白,做一个好人难且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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