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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静气观“檄文”——评香港科大三位教授的文章 精选

已有 12604 次阅读 2011-6-18 17:56 |个人分类:教育|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南科大, 南方周末, 中西文化, 香港科大

吕乃基

本周《南方周末》的两篇文章“南科大内忧”和“要改革,不要口号”,一下子把本来就一直受到关注的南科大和朱校长推到新的风口浪尖。如果说原来大家关注的主要来自南科大外部社会的干预,这次则是内部。在已是举步维艰的南科大的体内点亮一盏灯,由内到外的强光顿时使内部的细节、沟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内忧”的核心是,原来受南科大之邀前来相助的香港科大的团队不认同朱校长在此期间的一系列做法。博主试图对三位教授的文章,此处将其称作“檄文”,作简单的评论。

 

关于“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文革”和“人质”

 

首先遭到三位教授诟病的是南科大的“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这当然不是教育之本。然而南科大此举由此却把选择权直接交给学生和家长,把用人权直接交给社会,与此同时,也就排除了教育部的行政干预。试问,有了教育部的授权,这些大学就可以让学生和家长,让社会放心吗?君不见那本科评估,又有多少黑箱,几多笑话?相反,没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南科大就要凭真本事,拿出真刀实枪来。所谓“自主”、“自授”,看似自己做主,实际上是把尺度交给社会,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容不得半点虚假,然后由社会来“自主”。有了这样的压力,也就把住了一个进口,一个出口,那么“提高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当迎刃而解。

进而,由社会直接选择,就是把权力重新还给社会,还给大学。这样,既把关以保证质量,又让权力回归社会。因而,“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并不是“徒有其表”的“口号喧嚣”,而是不仅推进教育改革,而且促进社会的改革。于是,在“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情况下,学生不参加高考也就顺理成章了。不参加的只是统一高考,参加的是南科大自己的高考,以及4年后社会的考试。

顺便说,博主认同三位教授关于统一高考公平公正的观点,但这是还多年来城乡二元的债,是因社会的固化而缺乏层际流动,是特定时期的不得已而为之(参见两难的全国统一高考,以及职业教育:高考改革的契机),必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眼下各校的自主招生就是明证。

 

三位教授祭起“文革”的帽子,令人遗憾。没错,文革期间,以及现在的南方科大都是突破原有的法规,但前者从什么方向,后者又是从什么方向突破法规,可以相提并论吗?但凡经历过文革,能对此做出历史判断的人来说,答案昭然若揭。前者是倒行逆施,后者则是向前推进。竟然把相隔近半个世纪截然相反的两件事情等同起来,博主愿意相信,他们只是一时情急。

改革开放至今,有些东西正在成形、积淀,甚至固化,代际相传,例如种种“二代”,有必要下决心继续推进,乃至“杀出一条血路”,这难道都是“文革”吗?仅仅过去了30多年,文革仿佛已经离我们远去。几亿中国人,花费一代的时间,如此惨痛的教训,已经淡忘,甚至把对落后制度的突破当作文革!

巴金生前所提议的“文革纪念馆”,至今仍不知在何处。多年前有电影《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博主以为,当代国人,最不该忘的,莫过于文革……

 

人质,处于被挟持下,其行为是被动的。绑架者以人质来要挟当事人达到自己的目的。

把《教改实验班》比作为口号服务的“人质”,这一比喻看来旨在“唤醒”教改实验班:你,是口号(或南科大,或朱校长)的人质!一旦人质清醒过来,弃南科大和朱校长而去,南科大和朱校长也就走到了尽头,中国教育改革的最新尝试也就这样夭折。这就是三位教授称这些学生为“人质”的逻辑推理。

教改实验班,他们是被动的吗?进南科大,不参加高考,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家长)的主动选择。当然,或许有校方包括朱校长本人有意无意言行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真的这么大吗?想想国内无数和无休止的“被”,我们是否都是“人质”?当然,身居香港的三位教授不是。但当他们来到大陆,只要坐火车,大致也就“被”高铁,沦为高铁的人质。再说,被南科大以这些人质来勒索的当事人,是否真会把这四五十人当回事?看看高铁随意撤消动车,“三桶油”轻易提价,听听拆迁现场压路机的轰鸣,再领教城管的横冲直闯,以及高速公路收费处的惬意吧。

他们不是人质。正是他们(还有背后更多的家长)的参与,搅动了现阶段中国教育的一潭死水,带来了希望。他们是参与者,弄潮儿,是杀开一条血路的见证人。

当然,正因为如此,朱校长和南科大应该对这些参与者格外负责,香港科大的团队也不应一走了事。弄潮儿不应只是几十人,应该得到整个大浪的支撑。如果没有这些支持,他们可能会是牺牲品(但也不是人质)。

 

谁来监督朱校长?

 

是组织和制度健全后再招生、办学,一步到位,还是且战且进,渐行渐近?这让博主想起曾经写过的博文:北京共识VS华盛顿共识(1。数年前,关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有过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争,前者是渐进,后者是突变。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所走的显然是渐进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这肯定为三位教授所强烈反对和不齿,因为这样的话显然就没有“轻重缓急和主次纲目”。然而,中国只能,以及实际上正在走这条路。在北京共识VS华盛顿共识(2)—中还分析了这两种共识的文化背景。显然,三位教授受西方教育多年,倾向于类似华盛顿共识的一步到位,这完全可以理解。问题是,这样的道路确实不适应中国的现实。关键之点是,南科大与香港科大处于截然不同的外部环境之中!朱校长根本没有这样的权限来实现三位教授的宏图。

必须承认,北京共识也好,朱校长或南科大之路也好,这条道路远非歌舞升平一帆风顺,相反充满荆棘和险阻。然而,虽非最优选择,但确实可能是大概率之路。

这条道路的一大风险就是来自朱校长,来自他本人。博主在这一点赞同三位教授的观点,必须对校长的权限有所制约。一方面,赋予领导者以极大权力,正是北京共识这样渐进道路的必要条件。博主曾在“内生之路与外生之路(一)”系列中详细探讨了这一点,特别是其中的(四)-(七),分析了这条道路的利与弊,包括领导人的权力问题。朱校长拥有之权力虽然对外难有作为,但对内可以排除干扰,譬如三位教授因此选择了离开。然而另一方面,由谁保证他的决策正确且一贯正确,有谁担保他不会以权谋私或者走向极权?这取决于朱校长的人格高尚和洞察一切。这两点实际上都不可能,这就是所谓第一和第二人性假设。这恐怕是朱校长,以及整个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最大悖论。

譬如说,朱校长为何要如此仓促上马?问题恐怕不在于三位教授所指责的没有“课程大纲和培养方案”,没有“实验课的教学大纲和内容”,因而不具备“示范性”。放眼四顾,世界上那么多名校,现成具有“示范性”的“课程大纲和培养方案”和“实验课的教学大纲和内容”应有尽有,随意选择,随意组合,按鲁迅的说法,拿来便是,用不着由什么团队来事先策划,精心构思。直白说,眼下,或者半个世纪内,不指望南科大,以及中国任何一所高校,包括香港在内,拿出在全球具有“示范性”的“课程大纲和培养方案”之类。那么,能否在招生前先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呢?短期内,108年,甚至二三十年,要求南科大达到这样的高度也是勉为其难了。

同样,对于一所意欲冲出体制的大学,其自身的体制也绝非如三位教授的希望那样,可以在招生前,哪怕南科大挂牌后10年都不招生,就可以达到十全十美。新的体制需经长期磨合,在各方——尤其是学生的参与下,由自组织形成。需要经过几个周期的博弈。在这一点,三位教授大概是犯了类似“华盛顿共识”的错误。

然而,朱校长确实是仓促上马了。问题主要不在于上述种种,而在于没有必要的行政组织、相对稳定和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以及必需的实验设施的情况下(譬如没有做实验室地基的绝缘,甚至被指出后依然不顾)。在南科大仓促上马之际,去行政化走到了反面,正常的行政退避三舍,而校长个人的意愿则被放大。

此外,上大一的高数和物理,一定要院士吗?凡是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通常都是40岁左右,向教授冲刺的副教授,课上的最好。至于教授、博导,甚至院士,每年究竟还会给本科生,给大一新生上多少课?院士,主要在科研第一线,带领博士和科研团队攀登高峰。上述情况当然不排除个别反例。从教多年,又当过十年中科大校长,朱校长无疑知道这一点,但为什么这么做?是吸引眼球?陈安博士所说的“急功近利”或许正中要害。

有谁来监督朱校长的权力?失去监督的权力又会走向何处?

有谁保证,朱校长的所有决策都符合教育规律和社会发展潮流?

朱校长又在急什么“功”,近什么“利”?朱校长已经不缺世俗的功和利,所“急”和所“近”的,大概是“杀出一条血路”的名垂青史。

 

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和南科大之路

 

呜呼!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和南科大之路,二者竟然如此相似。

前者集大权于中央,设计并领导改革开放,一路走来,成绩斐然,问题不少,例如,乃至于要有一个南方科大来进行新的突破。然而,南科大的路却依然如此,集权力于校长朱清时,由他来设计并领导南科大。除了来自学校外部的制约,内部看来是朱校长说了算。否定了来自教育部的权力,排除了香港团队的“干扰”,树立了朱校长的权力。看似不同,却有一个内在的共同点,那就是:人治依旧!

三位教授在其文章的“校长不能脱离监管为所欲为”中抛出了一系列的“为什么”。“为什么朱清时校长把南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为什么朱清时校长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为什么朱清时校长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的程序和规章制度?为什么南科大还没有实质性开办就已经问题重重?为什么南科大没有受到任何体制机制上的审视、质疑、监察和问责?”

且不论其中所涉及的事实情况如何,这些问题都带有根本性,不仅对于南科大,而且对于中国已经走过33年并正在延续的改革开放。

无论对南科大还是中国来说,改革之路的规划和设计,在这一过程中各方的参与,或者说程序正义,同样具有根本性,甚至更为重要。

北京共识,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朱校长之路,其背后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千年的传统文化。香港科大的三位教授背后,同样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那就是以法治、规则和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

朱校长挑战现行教育体制,二者实际上是在同一文化之中,犹如惠更斯以波动说挑战牛顿的微粒论,实际上都是在机械论的框架中,拉卡托斯的“内核”依旧。三位教授却全然不同,脚下是完全不同的内核。

行文至此,方理解缘何朱校长与其所挑战的教育部虽有冲突却不温不火,而与其所请来的团队间的分歧却如此之尖锐,乃至把文章写成檄文!

 

愿三位教授真正了解中国国情,不离不弃,辅助,进而在制度的基础上制约朱校长,以使南科大的决策较为正确,一方面符合教育规律,另一方面适应中国国情,从而让南科大的发展推进中国的教育改革。

 

愿朱校长反思。南科大走出体制,未必是由朱校长独自“杀出”的“血路”,而是有数百年积淀的社会和教育制度为背景和支撑。一旦朱校长放下“杀出血路”的功和利,主动请回三位教授(这将载入史册),约束自身权力,走规范的改革之路,那么,南科大幸甚,中国幸甚。朱校长将当真名垂青史。朱校长要挑战的不仅是教育部,而且要挑战千年的传统文化,以及,挑战自我。

 

愿国人清醒和宽容。南科大之路非一朝一夕,南科大亦非仅南科大自身。

套用一句口号:

给南科大一个机会,给中国一个惊喜。

 

感谢《南方周末》,还社会和公众一个真实的南科大。今年的二度招生或将是社会和公众的一次宣判。

何去何从,南科大还有机会,而时间正在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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