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丹佛（Denver）称得是美国呼吸病学的发源地，而提到科州（Colorado）的呼吸病学发展，不可不提科罗拉多大学的 Thomas Petty 医生。每年一度的 Thomas Petty Aspen Lung Conference 更是以其名字命名。这一学术年会在风景如画的滑雪圣地 Aspen 召开，规模不大，但学术水平和参会层次之高，尚无出其右者。Petty 医生是较早开展肺功能研究的专家，他曾在2002年为《CHEST》撰文"John Hutchinson's mysterious machine revisited"，介绍了发明肺量计的哈钦森和肺功能的应用状况。我想，哈钦森如果活到现在，肯定也会像Petty文中所言“感到非常沮丧”- 肺功能仪的问世至今已有150多年，但我们的健康查体中没有肺功能测试这一项，即使罹患呼吸疾病，病人也只能在大型医院检测肺功能......

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是一名外科医生，发明了一个标有刻度的钟型仪器，倒立在水中，能够采集和测量从充满气的肺脏中呼出的气体的体积。他杜撰了肺活量（vital capacity）这一术语，意即生命的能量（the capacity of life）；因为他认识到这个重要指标要是受到损害，就预示人会死的早。他还发现，在正常人，肺活量与个体的身高直接相关，与年龄负相关。体重对肺活量只有很小的影响，但饱餐后肺活量会轻度降低。在其1846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中，哈钦森报道了对2130人的肺活量测定值，其中包括死亡的病人。哈钦森会在病人去世后立即去太平间，把一跟带有气流开关的管子插到病人的气管中，用风箱往尸体肺内充满气体；然后打开气流开关，把气流释放到他的肺量计中。肺脏和胸廓会通过弹性回缩力排空；当然这不是全部用力肺活量，但已非常接近了。肺脏会一直排空到其最少容积，这就是残气容积变量。那时候，结核病在欧洲肆虐。哈钦森发现结核病导致的纤维化会使病人肺活量降低，更早病亡。

哈钦森是一位英俊的年轻人。他极具音乐天赋，还成为一名小提琴大师。他还担任了伦敦保险业的顾问；他坚信销售人寿保险的人应该把肺活量算到保险统计预测中。

遗憾的是，当时在伦敦或其他任何地方，哈钦森的仪器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其实，时至今天，大多数诊所（医院）也没有肺量计。这也许是哈钦森为什么感到沮丧的原因之一，当时41岁的他离开妻子和三个孩子，迁居澳大利亚墨尔本。

他也许是淘金去了，因为当时澳大利亚的淘金热刚刚开始。另一个推测是，他患有结核病，试图通过长时间的海洋旅行，用新鲜空气和充沛的阳光来治病；那时候这是治疗结核病的最常用方法。到达澳大利亚后，哈钦森不再使用他的肺量计。后来他迁居斐济，50岁时去世—很可能死于谋杀。他的尸检结果没有显示结核病证据，也无法解释他的死因。

澳大利亚胸科学会与英国胸科学会为了纪念哈钦森，于1980年共同为其竖立了一副雕像，到斐济的游人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