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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地理01:英雄找不到路

已有 1055 次阅读 2021-9-3 06:23 |个人分类:中学教育|系统分类:教学心得


                          

《水浒传》是一部名著,甚至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然而其存在诸多地理错误

第二回,史进离开华阴县的少华山,“取路投关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来”。饥餐渴饮,晓行夜住,半月后史进来到渭州(今天的甘肃平凉,在延安西南,渭州到延安直线距离280公里——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39页),出发地华阴在延安南略偏东,两地直线距离330公里(同上地图集55页),三地空间关系为三角形三顶点,按照常理史进应该直接向北稍偏西方向,而绕道渭州已经出了今陕西境界到了今甘肃境内,有点说不过去。

第四回鲁智深离开五台山,投奔东京大相国寺,路过青州地面桃花山。青州属于京东路(宋史八十五卷),离渤海湾只有一百多里地,五台山属于河东路代州雁门县(宋史八十六卷),青州在五台山东南,两地直线距离约500公里,东京在五台山南略偏东520公里,东京距离青州420公里(同上地图集44页)。本来鲁智深应当从五台山南略偏东直接出发走向东京,却绕道青州,这是不合常理的。

《水浒传》第十二回,杨志自报家门:“道君因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不想洒家时乖运蹇,押着那花石纲来到黄河里,遭风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纲,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处避难。”

北宋时期的黄河入海口,在今天的天津附近,由河南经河北入海。北宋的都城在黄河南边的开封,太湖更在江南地区。因此杨志搬运花石纲到开封,按理说绝对不可能经过黄河的。更何况大运河可以直接从开封通到太湖。

花石纲所犯的“错误”杨志在生辰纲一事上旧病复发。由于杀了人,杨志被发配到北宋的北京——大名府,就是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府尹梁中书是太师蔡京的女婿,为了给老丈人贺寿,准备了十万贯生辰纲,让杨志押送到开封去。从邯郸到开封,出了河北就该进入河南了。杨志他们偏偏不这么走,他们出了大名府往山东走。杨志在黄泥岗的松林里遇到智取生辰纲的七辆江洲的车儿。(黄泥岗在今天山东的郓城县东南)。杨志上前询问方知:“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贩枣子上东京去,路途打这里经过。”濠州,今安徽凤阳,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安徽与河南挨着,从凤阳到开封,直接经过商丘过去就可以了,怎么经过山东郓城?似乎山东郓城成了安徽到开封的必经之道。《水浒传》里这帮路痴们,最终被宋江带领下走向招安这条路。

 

第十五回杨志押送蔡太师的生辰纲由河北大名出发,庆历二年(1042年)建大名府为北京(宋史卷八十五),水浒中的北京就是河北大名。大名府距东京直线距离204公里(同上地图集44页)杨志应当向南偏西走,但他的路线一直偏到济州的黄泥岗,北京到济州138公里,东京去济州180公里,北京到东京直线距离——,杨志绕了好多道。

第三十八回,江洲蔡九知府派神行太保戴宗到东京给他爹蔡京送生日礼物和家书,叮嘱戴宗“切不可沿途耽阁(),有误事情”!戴宗因为还想到东京为押在大牢里的宋江走走门路,所以力求尽快赶路,但他竟然来到梁山泊边上的朱贵酒店里打尖!梁山并不在江洲去东京的路上,江洲去梁山泊直线距离660公里,江洲去东京600公里,东京在江洲的北偏西,梁山泊又在东京的东北,两地相距120公里(同上地图集45-46页)。戴宗当直接走东京,却绕道梁山泊。

第三十八回,“这江洲对岸,另有个城子,唤做无为军”,《宋史》八十八卷,无为军是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设立,“以庐州巢县无为镇建为军,以巢、庐江二县来属”,无为军靠近长江,在江洲的下游,与江洲直线距离252公里(同上地图集50页)。《水浒传》中无为军的闲通判黄文炳能一叶扁舟,三天两头从无为军过江来频繁探望江洲蔡九知府。

第四十三回,《水浒传》:宣和二年四月一日,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前,不但公孙胜老早在蓟州居住,而且杨雄也在冀州城里做“两院押狱”。似乎蓟州本是大宋的一角河山,而且中央政府进行着有条不紊的管理。更令人惊奇的是,戴宗从梁山泊出发往蓟州,他要从沂水县边上过。蓟州在今河北蓟县一带,宋代这里先是辽国属地,后世金国属地,根本不在宋的版图之内。直到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蓟州来归”(《宋史》二十二卷)。沂水县是沂州的辖县(《宋史》八十五卷),沂州在梁山泊东南198公里,蓟州在梁山泊北部偏东距离510公里,蓟州的沂州北部偏西距离576公里,(同上地图集44页),戴宗又走了一个三角形两个边而不是两地的直线。

征辽、征王庆、平方腊等,都存在一些地理错误。对梁山周围地理描述的不确,早有人注意到,(刘华亭1998),有的“为情节需要随意改动”,或者“传抄错误”。

 钱钟书先生解释诗文中风物与现实不吻合现象,“诗文风景物色,有得之当时目验者,有出于一时兴到者。出于兴到,故属凭空向壁,未宜缘木求鱼;得之目验,或因世变事迁,亦不可守株待兔。”(钱钟书2007)。诗文风物尚与现实不合,何况小说,小说中的地理咋能与现实贴切?

宋元时,演义小说刚刚兴起,作为一种文体,它没有明确的规定性,可以天马行空,自由发挥作者的才情。因为先出现《三国演义》,七分真实三分虚,它影响极大,效果强烈,所以,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历史演义都应该注重历史真实,人们后出现的《水浒传》自然有同样的要求。比如金圣叹就拼命把它和《左传》、《史记》拉扯到一起,大谈历史的“精严”( 金圣叹《批评水浒传序三》)。其实《水浒传》只剩下一个框架是有点历史根据的,可以说十之八九是虚构的。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司各特的历史小说,都曾受到同样的非议。在英国作家约翰.罗纳德.鲁埃尔.托尔金《指环王》三部曲、美国作家乔治.R.R.马丁《冰与火之歌》四部曲中,创造了和现实完全不同的小说人物活动空间。

《水浒传》作者无法使小说和历史现实完全隔绝,也没有将其中的地理舞台和现实划出明确的界限,但不能用现实尺度去衡量《水浒传》中的地理学,它和现实没有对应关系。

南辕北辙的故事中,一个要到楚国去的人,本来应该往南走,他却要往北去。遇到人询问,他给出一大堆理由,我马好,我钱多,我车夫技术高。古人并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转一圈还能回来。《水浒传》中的路痴们所以找不到路,一部分是施耐庵故意这么写,所有英雄不管去哪儿,山东是必经之地,没有山东怎么提梁山呢!但也有一些看不出是作者故意,那说明施耐庵的地理可能是体育老师教的。

李贽在《水浒传》第五十三回回末总评中云:“天下文章……何必实有其事,并实有其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岂不令人笑杀?”〔李贽:《容与堂刻〈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总评》,《水浒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 1977,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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