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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安全文化解读

已有 2814 次阅读 2016-9-10 12:05 |系统分类:科普集锦|关键词:center,style,中国| 中国, style, center


中国传统安全文化解读

/王秉

安全是伴随于人类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古老而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史。千百年来,中国人民通过大量的安全实践活动,积累了许多安全知识与经验,并形成了诸多先进的安全理念,真可谓是中国优秀的传统安全文化。据考究,中国传统安全文化的精华蕴藏于大量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之中。经本书作者归纳总结,本书作者分人本型安全文化、预防型安全文化、事后学习型安全文化、情感型安全文化、诚信型安全文化、规则型安全文化、责任型安全文化和细节型安全文化8个视角,去一一挖掘中国传统安全文化之精髓。

1)人本型安全文化。人本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孕育于西周初年,萌芽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流传于后世,可谓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人,人是世间一切事物的根本,天地之间人为先。毋容置疑,无论是传统安全文化,还是现代安全文化,其实质均是“以人为本”理念。在此,作者分3方面解读传统安全文化中的“以人为本”理念:

人之生命最贵。《十问》记载“尧问于舜曰:‘天下孰最贵?’,舜曰:‘生最贵。’”,即尧向舜问道:“天下什么最宝贵?”,舜回答说:“生命最宝贵。”;《孝经·圣至章》天地之性,人为贵。”;《礼记·祭义》:“曾子问诸夫子曰:‘不亏其体,不辱其亲,可谓全矣。’”,等等,它们均表明“人之生命最贵”,需珍爱生命。

人之安全(包括健康)最贵。安全(包括健康)作为保全生命的基本保障,若从安全科学视角审视上述“人为贵”思想(再如:《白虎通义·三军》:“人者,天之贵物也。”;《说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论衡·诘术》:“人之在天地之间也,万物之贵者也。”;《列子·天瑞篇》云:“天生万物,唯人为贵。”;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云:“人者,物之至者也;圣人者,人之至者也。”,等等),均可理解为“人之安全(包括健康)最贵”之意。其实,“人为贵”的观念是最为重要的安全观念,因为唯有确立“人为贵”的观念,才能够指导人们把人的安全(包括健康)作为终极追求与关怀。《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日:‘伤人乎?’不问马。”,这表明孔子高度重视人的价值,关怀人的生命安全。而这种情怀,正是以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念为指导的。朱熹解释《论语·乡党》此章时说贵人贱畜,理当如此。”,朱熹所谓的理”,就是“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理”。

③民之安最贵。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尚书》中就有“重我民”、“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记述。此外,还有《亢仓子·君道篇》:“夫国以人为本,人安则国安。”;《管子》:“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藏般若译《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十二卷中有“王以人为本,亿兆同一身”,“爱人如爱己,率己以随人”的愿文,等等,若基于安全文化学视角窥视上述民本思想,可理解为历代均非常注重“重民安民”,换言之,“重民安民”是中国古代民本观的重要内涵。此外,保障“民安”,也符合现代安全伦理学核心原理之“安全最大原则”,即保障大多数人安全。

保安应着眼并立足于“人”。常言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表明安全保障主要在于人,在于人的预防理性和防御能力,在于人是事故的主要肇事者,这与贝克所指的现代风险主要源于人的决策和行为。总言之,保障安全的根本抓手是“人”,这也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更深层次的安全文化内涵。

2)预防型安全文化。预防型安全文化旨在强调人们应时刻具有“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与预防为主”的安全防范意识。早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就意识到必须防止和平麻痹思想,不要忘记随时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例如:《周易·系辞下》:“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汉代扬雄的《长杨赋》“故平不肆险。安不忘危。”;《礼记·中庸》“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清代朱用纯《治家格言》:“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后汉书·丁鸿传》:“若敕政责躬,杜渐防萌,则凶妖消灭,害除福凑矣。”;《周易·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乐府诗集·君子行》:“君子防未然。”;《论语·卫灵公》:“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等。其实,就生产安全与生活安全而言,也只有防患未然,才能遇事安然,成竹在胸,泰然处之。换言之,安全防范意识应是保障安全的根本“法宝”,其真可谓是安全行动的原则和方针。此外,关于传统的预防型安全文化,还有2个经典的安全故事:

《汉书·霍光传》记录了一个生动的安全故事,说的是一个客人见主人家的烟筒是直的,灶边还有木柴,劝他把烟筒弯过来,把木柴搬走(曲突徙薪),主人不听,结果发生了火灾。在众邻居的帮助下,火灾扑灭了,主人杀牛置酒,答谢救火的邻居,请在救火中烧伤最重的坐上席。有人说,这真是“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主人才连忙去请事先提出警告的人。故事虽然说的是火灾的预防,其实是讲明了任何灾害事故都要以预防为主的道理。

《论语·阳货》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朱熹的《童蒙须知》开篇就讲“夫童蒙之学,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由此可见,人的习惯与行为需要后天的教育与学习,才能成为一个“本质安全”型的人。《宋史列传第九十五》载:“司马光生七岁……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这就是家喻户晓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若基于安全科学方法论的视角分析此故事,这种救人方式是一种安全逆向思维的运用,这可谓是古代安全教育的生动案例。

此外,《朱子家训》作为一本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其除了精辟地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外,也谈及了一些家庭安全文化,如“宜未雨而绸缪,临渴而掘井。”,深刻警示教育人们应具有安全防范意识。

3事后学习型安全文化。所谓“事后学习”即为“向事故学习”。细言之,就是“反思事故原因,总结安全经验,吸取事故教训”。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诸多关于“向事故学习”的论述,例如:《汉书·贾谊传》:“前车覆,后车诫。”;《晋书》:“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荀子·成相》:“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大戴礼记·保傅》:“鄙语曰:前车覆,后车诫。”;《水浒后传》第二五回:“前车之鉴,请自三思。”;小说《镜花缘》十二回:“视此前车之鉴,似不加留神岂不可悲!”,等等,它们的表层含义均可理解为由交通安全事故引出的要从事故中吸取事故教训的思想。此后,出现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出自《战国策·赵策》中的“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与“吃一堑,长一智”(出自《与薛尚谦书》:“经一蹶者长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为后日之得。”,“吃一堑”原指掉进壕沟)等均说明“要善于从事故中反思并吸取事故教训”的一个普遍性的安全哲理。

4)情感型安全文化。本书作者在《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6年第3期发表的《情感性组织安全文化的作用机理及建设方法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情感安全文化,即为以人的情感性安全需要(“爱与被爱的需要”为基础,“完善自我安全人性的需要”和“实现自主保安价值的需要”为助力)为基本条件和基础形成的一种安全文化形式,它是基于人的本性产生的,可视为群体的一种最原始的安全文化形式。情感型安全文化(尤其是“爱与被爱的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体现在“仁”与“孝”2方面:

“仁”:“仁”是儒家基本思想要义(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核心,是“众德之总”,是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安全文化)的思想基础。《论语》一书中,孔子有关“仁”的论述多及百次,但其对的“仁”字的定义,却未超出下面3处的涵义:《论语·颜渊》中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与“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及《论语·雍也》:“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中,究其根本,后两者关于“仁”的含义解释也尚未超出“爱人”的范畴。因此,归根结底,“仁”就是“爱人”,此“爱人”正是人的“爱与被爱的需要”的这种情感性安全需要,可广指“爱护”与“保护”等含义,且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其实,安全就是一种仁爱之心,要求人们做到“不伤害别人,并尽可能保护他人免受伤害”。

“孝”:在“仁”学思想体系中,“孝”与“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经考究,在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把“保障生命安全和身体免受伤害”视为“行孝尽孝”的开始,也是最大的孝。例如:《弟子规》:“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孝经·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等等。基于上述古语,人们就会真正明白“安全为了谁?”这一问题,即为了自己和亲人。由此可见,安全应从“行孝尽孝”开始做起,这是典型的人的“爱与被爱的需要”的情感性安全需要的体现。换言之,培育情感安全文化也应从培养人们的这种安全型“行孝尽孝”观念和意识做起。

综上可见,从人的情感性安全需要看,安全是一种“仁爱”和“行孝尽孝”之心,情感安全文化作为一种人们最原始的安全文化形式,历来皆是安全文化的基础,人们应注重情感安全文化培育和建设。

5)诚信型安全文化。“信”是“仁”的重要体现,而“忠恕之道”,是“仁”的做人原则。“信”,即指待人处事的诚实无欺、言行一致的态度,是贤者必备的品德,真实无妄,正如《论语·为政》中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礼记·中庸》中的“言必行,行必果”与《论语·颜渊》中的“民无信不立”等所言,其是指民众不信任统治阶级,国家就将衰败。可见,小到为人做事、大到国家治理,信任、忠恕是何等重要。这就涉及安全伦理范畴的安全诚信问题。所谓安全诚信,根据华北科技学院颜烨的理解,可将其简单解释为:人们在社会互动实践中,人与人、人与社会(或组织)之间能够实现安全自保和安全互保的伦理行为,行动者应该通过履行安全义务,保障自身或他人的安全权利,较为典型的有政府的安全诚信、企业及其企业主的安全诚信、专家的安全诚信与普通公民层面的安全诚信。由此可见,营造安全诚信文化是多么重要(鉴于本书第二章已对诚信安全文化做了阐释,故此处不再详细赘述)。

6)规则型安全文化。《孟子·离娄上》中提及“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同样安全管理也应讲“安全规则”,在中国传统安全文化中就多有体现。例如:唐太宗颁发的《唐律·仪制令》中的:“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这12字概括了唐朝的交通安全规范;《唐律疏议》卷26“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条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杀伤畜产,偿所减价。余条称减斗杀伤一等者,有杀伤畜产,并准此。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其因惊骇,不可禁止,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宋刑统》中的“不得在街市走马”与“不得在人众中走马”的规定;《弟子规》中的“缓揭帘,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此外,《考工记》与《天工开物》等中的生产安全规定,以及中国古代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规定,等等。由此可见,规则型(即制度型)安全文化是中国传统安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算是到了今天,我们也非常重视规则型安全文化。

7)责任型安全文化。凡是因事故造成重大损失的,除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外,往往大多是人为因素。事后,对有关当事人,必须分清责任,有渎职失职行为的,就要给予必要的处分,以做到惩前毖后。大禹的父亲鲧就是因为治水不力而被舜杀掉的。至于自秦汉至明清因宫廷火灾被杀的,因贪污河款、克扣河工被查办的官员,可说是不计其数。在封建社会,这类惩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但在舆论上,抢险救灾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贪污这方面的款项就是可杀不可赦,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上述便是中国古代责任型安全文化之“追究责任,惩前毖后”的真实体现。此外,这也是中国古代规则型安全文化的另一侧面体现。

8)细节型安全文化。众所周知,安全也受“蝴蝶效应”的影响,日常工作中的一个安全帽,一根保险绳,一个习惯性动作……,这些小的行为、状态,终将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换言之,究其事故原因,往往是忽视了细小环节的管理,就像那只偶尔舞动几下翅膀的蝴蝶,即事故常出自小的“细节”之间。因此,保障安全应从“细节”着手,从而谨防“蝴蝶效应”的发生。在古代文献,多有细节型文化(包括安全文化)的显现,例如:《说苑·说丛》:“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晋代葛洪《抱朴子·嘉遁》:“尘羽之积,沈舟折轴。”;《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礼记·经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庸易通义》:“至道问学之有知无行,分温故为存心,知新为致知,而敦厚为存心,崇礼为致知,此皆百密一疏。”;《韩非子·喻老》:“千丈之堤,溃于蚁穴,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清代方苞的《原过》:“苟以细过自恕而轻蹈之,则不至於大恶不止。”,等等。从安全科学视角窥视上述古语,显而易见,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细节型安全文化建设。

主要参考文献:

张翠荣.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安全哲学思想[J]. 时代文学, 2008(19):143-145.

苏斌.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安全理念()[J]. 江苏安全生产, 2014(10):30-31.

颜烨. 安全社会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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