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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家狗孔子还是丧家狗我们

已有 13966 次阅读 2007-10-7 00:05 |个人分类:人文科学|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丧家狗孔子还是丧家狗我们

2007.10.06

(注:这是我读李零教授《丧家狗:我读《论语》》之所感。以民间科学家冒充知识分子文人乱写,不要当真。)

李零教授干了一个好活

这几天在家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教研室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已经读完了前言、后语,以及开头的几章,其他的准备慢慢反复品尝。

我不能讲自己对《论语》有任何的深入研究,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读《论语》,跟吃家常便饭一样,而不是吃宴席一般。读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算是吃《论语》的宴席。应该说这是我目前为止看到的关于《论语》的最好的具有雅俗共赏价值的书。从书中也看得出来李零教授治学的功底相当好。吴思先生在他的博客上评价说:“我觉得李零干了一个好活,不管以后我们怎么做文化的建设,都应该依据一个踏实可靠的版本。”这我绝对同意。不过他说“李零这个版本,我看已经比朱熹厉害了。”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差不多800多年以后的学者读《论语》,从知识到见解上比朱熹厉害,是最起码的要求,当然这也不是谁都可以做到。不管怎么说,二者对于文化的意义,不能同日而语。

搜狐读书频道上《丧家狗:我读《论语》》内容的链接:http://lz.book.sohu.com/serialize-id-7219.html

吴思新浪博文“仁义的可行性——评李零的《丧家狗 我读〈论语〉》”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4d4c0010009f0.html

直接了当地说,读李零教授的这本书,至少可以对以下两个问题得出比较明确的答案:

1. 为什么写《论语心得》的于丹是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媒系的教授,而不是中文系的教授。
2. 为什么号称“北大醉侠”的孔庆东博士只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

教授上电视是好事,不过相对的水平高低还是弄清楚的好。

知识分子=“民间科学家”

李零教授解读《论语》和孔夫子的画龙点睛的一句话,是印在书封面的最上方。即: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本书的书名也就据此而来。这里“丧家狗”一词绝无贬义,只是一种精神或生存状态的描述,而且孔夫子自己也不以为忤。

他说:

“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但遍干诸侯,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身地。他的晚年,年年伤心。丧子,哀麟,回死由亡,让他哭干了眼泪。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为了说明东西方的知识分子俱如此,李零教授还引用已故的Columbia大学教授Edward W. Said的《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说“其主要特点就是背井离乡,疏离主流,边缘化,具有业余、外围的身份”。

Amazon上Edward Said的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一书介绍: http://www.amazon.com/Representations-Intellectual-1993-Reith-Lectures/dp/0679761276

豆瓣网上《知识分子论》中文版介绍: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12379/

王纪潮的“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及其他”文章链接:
http://shc2000.sjtu.edu.cn/0411/sayid.htm

Said对知识分子的这个定义,本生就是一个Oxymoron(矛盾修饰法)的定义。Said自己是美国最主流学术机构的主流教授,说他“疏离主流,边缘化,具有业余、外围的身份”,就跟大家怀疑我说自己是“民间科学家”一样让人生疑窦。说他背井离乡倒是真的,他从巴勒斯坦流浪到纽约,不过我也是从四川流浪到纽约再到北京,总之家园是回不去的。所以,人们普遍解释说Said定义的知识分子其实只是“一种态度、一种品质,更是一种精神”和理想。

这样看来,Said的知识分子定义和我的“民间科学家”是一种态度和理想的定义哪有丝毫的差别?

因此,Said可以在Columbia大学做全校级教授而心安理得地自称知识分子,李零教授可以在堂堂的京师大学堂做教授被人心安理得地称为知识分子,我也可以在中国科学院的核心研究所中做研究员教授而大言不惭地自称民间科学家。这完全是异曲同工。而且,我定义的“民间科学家”,也是不折不扣地等于他们二位定义的“知识分子”。

简单地说,没有人可以怀疑Michael Polanyi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也没有人可以怀疑我以他的精神定义的“民间科学家”是知识分子。

我的《民间科学家仰望星空》博文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8014
我的《民间科学家的理想》博文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82

知识分子=丧家狗?

虽然我证明了自己是知识分子,我对“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这句话还是有很不同的理解。

我在《民间科学家仰望星空》博文中的最后一句话说:“Jesus给犹太国王Herod说,my kingdom is not here。Jesus的国在天上,民间科学家的国也在天上。民间科学家仰望星空。”所以,照李零教授的说法,耶稣基督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Kingdom,他也和民间科学家一样,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丧家狗”。

和李零教授论证的孔子因弟子和后人编撰的《论语》不朽而圣而王一样,耶稣基督也是因弟子和后人编撰的几部福音书不朽而圣而王的。

先按下耶稣和孔子不说。其实所有的愚夫愚妇,烧香拜佛和膜拜上帝之人,都是“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所以他们也都是“丧家狗”,也都是“知识分子”。的确我是没有见过几个从不怀抱理想的人,也从没见过几个在现实世界中找得到精神家园的人。

理想就跟良知一样,王阳明可以证明小偷必有良知,即使小偷自己都否认,如此我们就决不可能证明盗贼无理想。精神家园,哈哈,精神家园当然不在现实世界之中。现实世界是有限的和可触摸的,精神家园是抽象的和现实之外的。

如果所有人都和孔子和耶稣一样是“丧家狗”,也都是“知识分子”,那么做这“丧家狗”的定义和描述还有什么用处?

李零教授说,孔子在郑国郭城的东门外落魄,不否认自己是“丧家狗”,所以他就是“丧家狗”。这样说来,“丧家狗”其实也就只是“一种态度、一种品质,更是一种精神”。

我始终很怀疑孔子每天都是如出一辙地“丧家狗”一般。

当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教导人生之快乐的时候,我只觉得他是一个快乐的智者,看不出来他是个“丧家狗”。

当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自信的智者,看不出来他是个“丧家狗”。

我读整本《论语》,只偶尔见到孔夫子发几句牢骚,就跟我在这个博客中偶尔发几句牢骚一样。其余时间,孔子自会打发。孔子会“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我也会在博客中谈我所喜欢和痴迷的音乐与电影,以及“被音乐带到一个美妙和无可自拔的幻觉之中”。

我的“《我的爱情日记》和Think of Me”博文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7529

所以,正如李零教授所说,孔子的职业是老师,是教书匠的祖师爷,他的“学而不倦,诲人不倦”是常态,constant sanity 是常乐;做“丧家狗”是瞬态,是momentary insanity。儒者君子的精神是一本正经的,是快乐和有节制的。如果孔子是成天哭丧着脸,长吁短叹,“丧家狗”一般,儒家思想如何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两千年来的正统?

所以,我们为何不可以将孔夫子的自己不以“丧家狗”为忤,看成是他老人家的达观和契而不舍,是真儒者之“三军不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和风范?

不是丧家狗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并不都是“丧家狗”。

简单的事实是,人类历史上很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都是达观而有建设性的人物,绝不是什么“丧家狗”,也不总是自称或默许自己是“丧家狗”。

Da Vinci不是“丧家狗”,Issac Newton不是“丧家狗”,Bnejamin Franklin不是“丧家狗”,Ralph Waldo Emerson不是“丧家狗”,Albert Einstein也不是“丧家狗”。他们都是傲慢的年老的死去的白人。

我不知道按照Edward Said的定义,这些人是不是算知识分子。如果不算,我倒是要问,这些人类历史上最有创造性的人物都不算“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又是什么东西呢?

Edward Said自己是从巴勒斯坦来的“丧家狗”,即使做了Columbia的全校级教授,心理上还是“丧家狗”,所以他定义的知识分子也是“丧家狗”。“丧家狗”看人,总是觉得“丧家狗”最好。可是,英美社会中,“丧家狗”并不如想象的多,所以总是被欧洲大陆的“丧家狗”酸酸地看不起。

按照Said的定义,Columbia的教授没有几个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不是“丧家狗”,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丧家狗”。即使他们中很多人也许有过背井离乡的经历,也有被边缘化的经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能从知识中找到创造的快乐,能创造财富并改进人类生活,他们对社会有很强的认同感和谨慎乐观的看法,也同时具有一定的但从不极端的批判精神。在我个人看来,他们基本上都是合格的知识分子,而Edward Said在其中并没有过多的特别之处,他只是其中的一个知识分子而已。当然大家都知道,Said是整个知识分子家族频谱中比较靠左的那部分的一员,而且在知识分子的频谱中还有比他更靠左的麻省理工学院的退休教授,中国知识分子们动辙会推崇的那个伟大的Avram Noam Chomsky。

Said和Chomsky也都是我很尊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我和我的一些科学家朋友也读过他们的一些文章和书,也从他们的很多观点和思想中得到对世界的认识的灵感和启发。我从来不敢在这些问题上冒称专家,不过相关的原著和评论的确浏览过不少。有一点很清楚,而且也是常识和共识,即他们二人是西方世界,或者说世界上,比较异类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无疑具有强烈的“丧家狗”精神,当我们自认是“丧家狗”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在他们那里找到同为“丧家狗”的认同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永远都是“丧家狗”,他们自己也显然不总是。他们作为“丧家狗”,是“一种态度、一种品质,更是一种精神”,和一种姿态的象征。

“丧家狗”类的知识分子的来源

“丧家狗”类的知识分子比较多的地方,的确是“丧家狗”比较多的地方。欧洲大陆的文人和思想家,“丧家狗”比较多,也为中国的“丧家狗”类的知识分子们最津津乐道和推崇。

欧洲大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精神和文明的彻底破产,绝不亚于中国鸦片战争以降之惨烈状况。欧亚两个大陆的“丧家狗”类知识分子多,是他们的主流文化破产的灾难深重的近代历史的结果。因此,欧亚两个大陆的“丧家狗”类知识分子多不仅多,而且常常能遥相呼应成趣。人们在对国际性的文化和科学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思考的时候,就很容易就观察到这类现象。“丧家狗”类知识分子常常缺乏现实世界中的力量,他们总感到被主流的社会遗弃在外而心有不甘。客观地讲,虽然他们总是自封,但人们其实很难把“丧家狗”类的知识分子就等同于革命或者社会良心的体现,虽然有时候他们的确可能充当革命或社会良心的载体,正如教会、红十字会或其它任何知识分子或职业团体能够在某些时候也充当革命或社会良心的载体一样。更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对西方主流知识界的“反动”和补充。这里“反动”也不是一个坏词,只是“反着动”(reactionary)的意思。

可恼的是,这些“反动”和补充性的思想,总是容易在落后的地方泛滥和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就像无产阶级革命总是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地方成功,而不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实现一样。

我十几年前读英国历史学家J.M. Roberts(1928.04.14-2003.05.30)的《The Triumph of the West-the origin,rise, and legac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一段话是:

“Liberals often sought to move mountains. They were often universalists, contemptuous of the past and little interested in the specific character of the societies they sought to improve....And traditionalists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were usually much easier to override than traditionalists at home. The idea of progress sustained a secularised missionary spirit."

J.M. Roberts是牛津大学著名的历史学教授,他的History of the World再版多次。他的《The Triumph of the West》一书其实是他负责的BBC的同名电视系列节目的文字版。J.M. Roberts在2003去世时英国卫报的讣告副题为Distinguished historian with a positive world view(具有积极世界观的著名历史学家)。J.M. Roberts不会奇怪的事情是,在中国大家总是很少见到介绍人英美的主流文化,介绍最多的总是非主流和激进的东西。正如Roberts所描述,在这里很少知识分子会对具有积极世界观的著名历史学家感兴趣。

我对J.M. Roberts这段话的感触很深,在于以往我很少去思考和了解在我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那些革命的或者激进的Liberal思想其实在西方世界只是属于部分真理,甚至很多时候只是社会运动和思潮的配角。正如J.M. Roberts所说,正是因为它们在西方世界无法即刻成为主导性的主流思想和意思,它们才在非西方世界保守思想和势力不够强的地方催枯拉朽。很大程度上讲其实是那些激进思想在非西方世界的肆虐和失去平衡,导致了这些非西方社会的巨大动荡和变革。这并不是说这些思想是坏的,而是说当它们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的时候是坏的,甚至灾难性的。20世纪的世界历史是最好的注脚。我并没有从此就反对所有的激进思想,他们仍然对我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我至少开始常常怀疑他们的绝对正当性,并且开始关注在中国社会和历史中保守思想和势力的命运,不再用红与黑来简单地划分它们。我不是人文专家,不可能因此而去做专门的研究,但我还是在不断地观察和了解。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意识地养成习惯,把左派思想和右派思想放在同一个频谱上去衡量和比较,不再只接受那些“丧家狗”类的知识分子的独家影响。

当然,我的这个转变,可能只是年龄使然。哲人说过,一个有热情的人30岁以前往往会被激进的思想所吸引,30岁以后往往只有没有头脑的笨蛋才还会被激进的思想所吸引。

J.M. Roberts在2003去世时英国卫报的讣告:http://www.guardian.co.uk/obituaries/story/0,3604,971519,00.html

Amazon上J.M.Roberts的《The Triumph of The West》一书的信息和介绍链接:http://www.amazon.com/Triumph-West-J-M-Roberts/dp/1842124439

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中国文人其实一向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这要到中国文化的兴盛时期去寻找和体会。汉赋、唐诗、宋词中应该说是比比皆是。

我读唐诗宋词,完全不成系统,所以以往的理解只是拾人牙慧,很受左派文人的影响,极为偏颇。

最近女儿在幼儿园学回来念给我听一首我从来没有听过的白居易的诗《池上》:“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它让我相信读《论语》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应该不是没有精神家园的“丧家狗”,除非我们认为白居易一辈子只写过一首《琵琶行》。其实细细想来,我过去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长恨歌》这样篇章中,也并不全然是“恨”或“怨”,而是充满了达观的温情和宽容。现在似乎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开始有了些心得和认识。

即是是在被贬和不得志中,白居易好像也没有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不信可以读一读他被贬忠州的那首《种桃杏》和另一首《出城留别》。三峡大坝合拢前的一个多礼拜,我坐船经过忠州石宝寨的时候,买了一本白居易在忠州任职期间的诗集,把诗词和人文地理联系起来读,更有一番不同的感受。

《种桃杏》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
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

《出城留别》

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
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
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白居易的达观向上精神在这些诗篇中清楚地显现出来。难道这是没有精神家园的“丧家狗”的诗篇?

我们读苏东坡,我们会得出结论说他是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吗?

杭州西子湖畔的白堤和苏堤不正是这二位中国文人在现实世界中建造的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留给我们后人的文化遗产?

白居易苏东坡等这些人的诗篇,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食粮,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当然不会也不能脱离它们而存在。糟糕的事情是自苏东坡以降,中国文人便再没有如此这般当量的优秀人物。

结论

我很enjoy地去读李林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我不仅认为他“干了一个好活”,而且认为他有勇气给出一个他自己的对《论语》的基本精神的解读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事情。任何人只要仔细读下去,就会佩服他在其中所下的功夫,这种工夫在中国大陆尤为难得。反正我不仅是佩服而且非常感谢。

但是,我对他的孔子是“丧家狗”的基本命题,确切一点说是“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的知识分子命题相当不以为然。这一命题,没有肯定儒家思想,或则任何正统和主流的文化思想中的达观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对文化和历史进行思考的人,应该能够看到人类历史中的那股主动和向上的力量,否则一个文化不可能逐渐成为主流并且绵延千年。在宋明理学之前,正是富有达观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流,伴随着这种达观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文化和文明也达到了它的高峰。其后的问题是其后的问题,就像基督教文明由经院哲学进入中世纪的停滞一样,儒家文化也进入其停滞阶段。历史不是直线的,而且有多种的因素,所以不能戴着今天的眼镜,简单地去看两千多年前的东西。

这里我可以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我前不久对一个现象感到好奇。我把自己作报告的激光笔照在天花板上,当我带上眼镜时,我看到的光斑形状是一个小的竖条,当我摘掉眼镜时,它在我的眼睛中居然变成了小的横条。这让我迷惑了好一阵,因为我自己一直以为其光斑应该接近于圆形。还好我对光学和激光的现象不陌生,想了半天终于弄明白其实激光笔的光斑本来就不是想像中的圆斑,而且是在旋转地变化。它在我眼中的形状取决于聚焦在我视网膜上的光斑的形状。戴不戴眼镜,聚焦在我视网膜上的光斑形状很不一样。

李零教授说自己要回复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不是聚焦在儒家思想本来的达观和向上,而是将孔老夫子偶尔落魄的“丧家狗”形象,定格为永恒的印象。这不是事实,也不可能是事实。我相信这更应该是自鸦片战争以降直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这几代中国人所无法跳出来的框框和杠杠,因为他们这些代人的文化脊梁骨已被打断或正在恢复之中,他们很难具有中国文化发展期中所自然拥有的那些真正达观和向上的心态和眼光。他们对于现实,无论是顺从,反抗或者遁世,革命或反革命,都无法摆脱注定了的“丧家狗”心理和精神状态。以“丧家狗”的心态读《论语》,自然可以预期画出的是“丧家狗”形象的孔子,而不是其它。这是一百多年来到目前为止整个中国文化和思想界的基本精神状态使然。

李零教授的这本《丧家狗:我读《论语》》的重要性,在于它对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华文化的“丧家狗”心理和精神状态的心平气和的总结和集大成。所以,它也预示着这种心理和精神状态的日近终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文化意义远比吴思先生评价的重要得多。文化的精神根本上来讲是对生活的态度。随着中国真正开始走向世界而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一代人,会没有压在李零教授他们心理上的那种“丧家狗”心态,他们会在不久的将来给出对中国文化的达观和向上的和以往一百多年来不同精神的诠释。没有这一步,所谓中国之真正融入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之复兴之任务也不可能达成。不要不服气,这任务要靠我们现在天天抱怨和批评的那些“没心没肺”但绝对没有“丧家狗”心理和精神状态包袱的“80后”及以后的数代人。

当然,我不赞成过度地拔高《论语》和儒家思想。所有的原教旨主义我都不赞成。

我和李零教授一样,只盼望能还孔子和儒家思想其本来的面目。这个真面目恐怕要比李零教授描绘的要可爱和可敬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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