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领导了1916-1920的中国文学革命？》
　　
　　作者：程 巍
　　发表刊物：《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3期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14857.shtml
　　
　　
　　1
　　难道这还有什么疑问：自胡适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首举文学革命大旗”后，“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迅速集于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以之为大本营，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对文言发起一场革命，尽管其间受到几个守旧文人的诘难和段祺瑞及其安福系把持的北京政府的威胁，但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则使这个反动同盟的阴谋破产了，白话的势力由此一日千里，于1920年1月一跃升格为“国语”，文学革命大功告成。
　　甚至只须提胡适就够了。如唐德刚谈到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时说，“正式把白话文当成一种新的文体来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终于造成一个举国和之的运动，从而为今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创出一个以白话为主体的新时代，那就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了”，“白话文运动，在他画龙点睛之后，才走上正轨；从此四夷宾服，天下大定”，“他领导了一个文化运动，把中国文学从以文言为主体的古典文学中解放出来”，并评价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
　　或许唐德刚——他只是这种以“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为主线和主角的文学革命史的连绵八十多年的大规模再生产机制的一环——早把被他之前的讲述者植入其记忆深处的“心理现实”当作一种毋庸置疑的“历史现实”，以至感到没必要为他上述有关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说法注明一个出处——它实际出自胡适本人。
　　研究新文学史编纂史的黄修己谈到胡适1922年《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说：“看至今所出各种新文学史著作，讲文学革命大体上都离不开胡适讲到的这些内容。这说明胡适的《五十年》对文学革命史实的概述，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了。”正如不能从成千上万复述《圣经》的创世神话的著作就断定它是史实一样，我们亦不能从后来成千上万的文学史写作“都离不开胡适讲到的这些内容”就断定“胡适的《五十年》对文学革命史实的概述，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了”。或许，就像“《圣经》学”一样，存在着一种大规模再生产机制，它也致力于将胡适提供的“史实”等同于“中国文学革命的基本史实”，与前者合谋构建了一个以“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为主线和主角的文学革命神话。这些历史叙述的同源性——同源于胡适——确保了它们的同构性。
　　
　　2
　　这一神话最为奇特之处是把1916-1920的北京政府说成文学革命的反对势力。流行的政治舆论在此起了重要作用。1919年5月4日之后，段祺瑞及其安福系成了一盆脏水，谁都避之唯恐不及，而谁都想把它泼向自己的政敌或论敌。
　　1922年初，胡适决定为大局已定的文学革命写史。这也正是疑古派兴起的时刻，而作为疑古派的同路人，胡适已然以“科学的史家”自居。他提醒治史者要摆脱古代史家的主观性，要有“历史的眼光”，一切论断都须“拿来证据”，且是“充分的证据”，甚至将“证据”上升到“我们的信仰”的高度。
　　按说，这位“科学的史家”在为他亲身经历的文学革命撰史时，会少一些主观性，再说，作为当代事件，文学革命的史料完备齐整，可供他随取随查，只不过其中大部分与“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没有关系。毕竟，他们只是这场由政府领导的全国运动的一个小小局部。然而，胡适的兴趣不是一个历史家的兴趣，而是一个党派政论家的兴趣。他的写字台上只摆了极其有限的几份史料，且几乎都与他个人有关——他的《留学日记》、几大卷《新青年》以及“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等等。以这些材料，他决写不出“中国文学革命史”，因要改变一国的语文状况，以“白话”统一书面语，必有赖于一个全国性行政机构的策划、领导、动员、组织、立法、强制执行以及对全国文教体系的整合，非政府之力不可。
　　然而文学革命时期的北京政府恰恰是段祺瑞及其安福系把持的北京政府，其把持北京政府的时间（1916年6月-1920年7月）与文学革命从发起到成功的时间（1916年8月-1920年4月，或按胡适的划分，从1917年1月到1920年1月）并非偶然重叠。但1922年的胡适认为这只是碰巧，两者并无内在的对应关系，若有什么关系，也只是对立关系。这种政治标准决定了胡适对文学革命史料的选择。
　　如果他的史料之贫瘠造成他的文学革命史之贫乏，那他把本来作为文学革命领导者的北京政府说成文学革命的反对者则结构性地使他的文学革命史不能解释文学革命的成功。但胡适要做的恰恰是以这些极其有限的私人的或某份民间刊物的史料来建构一部中国文学革命史，即把文学革命的宏大场景中的一个小小局部（《新青年》或北京大学）无限放大，放大到足以遮蔽全景的地步，文学革命就变成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而革命真正的领导中心匿而不见了——并没真的消失，因为胡适还会硬逼着这位革命领导者换上反革命的戏装，到他的文学革命史里跑一回龙套。
　　1935年，已结束与南京政府“上海时期的旧怨，从此进入一个互异中合作的关系”（余英时语）的胡适发表《纪念“五四”》：
　　
　　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民国七八年之间，北大竟成了守旧势力和
　　黑暗势力最仇视的中心。那个时代是安福俱乐部最得意的时代；那一班短见的政客
　　和日本军阀财阀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军事协定。在那强邻的势力和金钱的
　　庇护之下，黑暗的政治势力好像是安如泰山的了。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
　　个北京大学。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这是不致引起
　　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会注意的是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反对
　　孔教，后来提倡白话文学，公然主张文学革命，渐渐向旧礼教旧文化挑战了。当时
　　安福政权的护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脑筋是徐树铮。徐树铮是林纾的门生，
　　颇自居于“卫道君子”之流。《新青年》的同人攻击旧文学与旧礼教，引起了林纾
　　的反攻；林纾著了几篇短篇小说，登在上海《新申报》上，其中《荆生》一篇，很
　　明显的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三人，并且希望有个伟丈夫荆生出来，用重十八
　　斤的铜锏，来制服书痴。那篇小说的末尾有一唱三叹的论赞，中有云：“如此混浊
　　世界，亦但有田生（陈）狄生（胡）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是反激荆生的话，
　　大家都很明白荆生暗射小徐将军，——荆徐都是州名。
　　
　　“考据癖”患者胡适为他指控的“守旧势力”林纾与“黑暗势力”段祺瑞及其安福系的同盟关系出具的唯一铁证，是林纾小说中的人物“荆生”恰好姓荆，而荆州恰好与徐州离得不远，而徐树铮又恰好姓徐，而徐树铮是安福系首领。看来，考据学也可用来发明历史。林纾与徐树铮确有师生私谊，但私谊不等于政治关系。林纾明明在1919年3月致蔡元培公开信中指责蔡元培主政的国立北京大学“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强调蔡与自己的效忠对象不同：“今公为民国宣力，弟乃清室举人。”
　　1917年初，当蔡元培、陈独秀获得段政府的任命而入主国立北京大学后，即公开支持段总理的内政外交政策（陈独秀在一篇政论中说段总理在“旧势力人物中，尚属最廉正者”，并痛斥孙中山“与国蠹张勋、倪嗣冲、王占元、张怀芝同一步调”，“无论其事于人类之公理正义如何，于国家之利害关系如何，凡出诸其敌党段祺瑞梁启超所主张者，莫不深文以反对之”，“以为攮夺政权之机会，虎踞南服”），而林纾则不仅拒接登门拜访的段总理希望他出任政府顾问的请求，且以遗民立场大骂段为“罪浮于袁贼”的“首乱之人”。
　　蔡元培并非自己“到北大”的，而是被段政府任命的。既然段政府以“守旧势力”为同盟，何不在北京的守旧派中为最高学府物色掌门人，反舍近求远，聘请时在欧洲的蔡元培来给自己制造麻烦？考虑到包括蔡校长在内的北大文学革命派无一例外拿着北京政府的俸禄，大多还在教育部兼职，那不妨说北京政府还资助了文学革命，而公开反对文学革命的那几个人几乎无一例外与这个政府保持着疏远的关系：林纾和辜鸿铭是不奉民国正朔的前清遗民，而严复因名列“筹安会”而见斥于段政府。
　　1935年仲秋，良友图书公司决定推出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并请胡适为其中《建设理论集》写导言，他遂将《五十年》第10节扩写成《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并谈到自己十几年前与如今身陷南京监狱的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陈独秀打过一次小小的笔战。当时，陈独秀对胡适《五十年》造成的“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的说法不满，觉得胡适过于强调个人作用，乃唯心史观使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学徒，他本人已开始用“经济史观”来分析历史，他在致胡适信中写道：“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在1923年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肯听章士钊的崇论宏议的”依然大有人在，尤其是在江南，而比起北方来，江南更加“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例如教育部负责巡视南北各省“国语”推广情况的黎锦熙发现，北方比较顺利，南方则大不相同：“南方各省，因为国语文不如北方之为本地风光，所以有些学生底家庭极端主张仍读文言，因之出版界投机的小学文言教科书，在两三年内出得很不少。”这促使听令于北京政府的当地文学革命军采取了一次暴力行动。1925年12月3日，苏、浙、皖三省师范小学教员在无锡召开联合大会，作为开幕仪式，代表们把从四处搜集来的文言教科书在无锡第三师范操场上堆成一座山，付之一炬。当浓烟和大火升起时，代表们情绪激昂地宣读了一份《宣言书》，称焚书乃“尊重教育法令”的行为，“国家对小学教学国语既十分提倡，我们尊重国家法令，小学校就不应当再教文言”。
　　本来，陈独秀是想以经济史来填充基于个人意志论的胡适版的文学革命史深处的巨大空洞，但“人口集中、产业发达”或许能解释文言的衰落和“通俗语文”的流行，却无法解释——例如在江南地区——这种通俗语文为何非得是被江南人贬为“老妈子的话”的北方官话，而不是南方官话或其他本地方言，即不能解释文言的一大帮竞争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胡适当时未答复陈独秀这封信，不过，现在是讥笑陈独秀的“经济史观”的时候了：
　　
　　独秀说：“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
　　灰灭。”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到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
　　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但这全是政治的势力，和“产业发达、人
　　口集中”无干。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林纾的几篇文章并不曾使我
　　们烟消灰灭，然而徐树铮和安福部的政治势力却一样能封报馆捉人。今日的“产业
　　发达、人口集中”岂不远过于民国初元了？然而一两个私人的政治势力也往往一样
　　可以阻碍白话文的推行发展。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
　　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
　　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
　　
　　徐树铮和安福部从未因某份报纸使用白话就“封报馆捉人”。无论徐树铮个人如何钟情古文，当他1916年为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聘主笔时，聘的却是清末以来一直以白话文扬名舆论界的“白话道人”林白水，且《公言报》还辟有白话专栏。
　　前文曾引唐德刚语，称胡适乃中国现代史上“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若他注意到上引胡适1935年的两段文字，他更可以说：胡适岂止没有枪杆子做后盾，是面对枪杆子而发动并领导这场文学革命的，并“轻轻俏俏地成功了”（胡适语）。这听上去简直是一个奇迹：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如此悬殊，而革命派仅靠“为数不过数年的提倡”就“轻轻俏俏”成功了。难怪胡适版的文学革命史的另一个复述者司马长风因此思接中外，大发感慨：“考察近代欧洲各国的文学革命（废弃拉丁文、建立口语的民族语文），往往费时百年，起码数十年，中国文学革命，竟在首尾三年的时间完成，这不仅是一大奇迹，实在有点神乎其神。”当一位史家的笔下出现“奇迹”一词时，十有八九，他是离开历史了。
　　
　　3
　　须弄清“文学革命”的含义，方可谈论文学革命史写作。中国文学革命是汉语制度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而非“现代汉语”或“新文学”发生的时刻。“革命”云者，非“创造”之谓，而是“以此物取代彼物”，若本无此物，何以革命？文学革命为自己设立的目标也不是要在清末以来多种文体甚至多种语言同时并存的语文-文学的自由竞技场中再增加一个以“白话”为写作语言的文学流派，而是要在国家制度层面，将这种已然存在且广泛流行的书面语法定为“国语”，强制推行于全国，以终结一国之内多种文体和多种语言并存的高度自由状态，建立白话的专制——显然，这只可能是政府行为。
　　所谓“创造”或“建立流派”，均为私人的文学行为。既是私人行为，就只可能发生并作用于“公共领域”。而我们知道，1910到1920年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典型特征是冲突和断裂，而非“一致”，不存在胡适或唐德刚所想象的那种“某人倡导、举国和之”的景象。任何一种势力（政治的，文化的，等等）都只能在公共领域占据一小块空间，而一切重要的问题几乎都是通过暴力（行政暴力、街头暴力、话语暴力等等）解决的。文学革命也是如此。
　　如果离开胡适为文学革命史划定的线索和范围，翻阅一下清末民初的语文史资料，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中国语文地图上不止有文言和“白话”（北方官话），而是多种语文甚至多种语言的并存——多种语言，如汉语、少数民族语、各殖民宗主国语、本国学者创制的多种拼音文字以及新近引入的“世界语”；多种汉语文体，如文言、文话、新体、报馆体、“白话”及其他方言体如苏白、广白等。这种多语言-文体并存的高度自由主义状态，对文学自身来说并非坏事，所谓“相互的文学竞争和借鉴”，但对国家统一论者来说却是国家无政府状态的语言-语文表征。按现代有关“民族-国家”的定义，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的核心标志是“国语”的统一，此乃“国家认同政治”的核心部分，而以哪一地的方言作为统一之具，则牵涉到国内各种语言-政治势力的博弈。
　　1932年，胡适在回顾清末以来中国政治状况时也勾勒了一幅不算完整的政治地图，可说是当时四分五裂的语言-语文地图的政治版：“今日之大患正因为五六十年来，离心力超过于向心力，分崩之势远过于统一之势，二十二省无一省不曾宣告过‘独立’，今日虽有名义上的服从中央，事实上各省自主的程度远过于美国与德国的各邦。”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使政治学家蒋廷黼悲观地说中国还不成其为一个“民族国家”。
　　中国文学革命正是对这种四分五裂的非国家状况的应对，其关键不在“废文言”（因为“白话”的竞争对手不徒文言而已），而是“独尊白话”。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国语运动并非出自某个私人的灵机一动，而是出自国家分裂之时的中央政府的一种处心积虑的“国家设计”，是北方的中央政府动用其所能掌控的国家行政资源和立法资源，策划、动员、组织、领导和实施的一场自上而下的以“白话”（北京官话）统一全国语言的运动，以图建立一个以北方为权力中心和语言-文化中心的统一的现代国家。北方政府的“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计划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计划构成一种语言政治学上的深刻关联。这也正是北方政府发动和领导这场革命的深刻的政治动机。
　　
　　4
　　1935年的胡适声称辛亥革命为白话文运动创造了条件。直到晚年（1957），他才承认国民党政府由于秉持“革命的先烈”的民族主义，“虽然执政数十年，但是它对推动这一[普及]活语言和活文学的运动，实际上就未做过任何的辅导工作”，“对促使白话文为教育和文学工具的这项运动的停滞和阻扰，是无可推卸其责任的”。
　　辛亥革命的民族（种族）主义基于“夷夏之辨”，不仅要求恢复“华夏”主权，且要求在语言-文化上把被北方“异族”赶到南方来的“华夏正音”迎回北方，使北方“南方化”。它不会支持以“满腔满调的北语”来统一全国语言，甚至视包括白话文运动在内的国语运动为满清政府（及后来的民国北京政府）欲使南方“北方化”从而使南方民众认同北方的同化阴谋。这一点，在“先烈”兼南方革命党头号语言学家的章太炎那里得到最为集中的表述。
　　作为朔北游牧民族，满清虽统治了中国，却发现无法夺取由南方汉族士人控制的文化领导权。“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孔飞力说，“江南的学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并不仅仅是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获得高官厚禄。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凡在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味，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
　　在反清起义失败后，一些有“忘国之痛”的南方汉族士人渐渐转向以古语言文字为主的“小学”，以留住已然在现实中失去的“华夏文物衣冠”，并以此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策略，在武夫蛮汉式的满族统治者内心打进一种文化自卑感。这一策略颇为奏效，它使得满族子弟在这种艰深的语言-文化面前诚惶诚恐，放弃本族更通俗的语言和文化。这引起了满清政府的焦虑。历代清帝无不向满族子弟重申“满族根本”（即“国语和骑射”，“国语”乃指满语），提倡简朴的尚武的民族精神，免被同化于江南汉族“腐朽”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失去统治能力，但无济于事。
　　满语作为“国语”徒有其名。在全国通用语方面，文言之外，尚有“官话”，但在1860年以前还不是“北京官话”，而是明代“南京官话”。满清欲以北京官话取代南京官话作为全国通用语的努力，受到南方汉族的抵制，因为那是“老妈子的话”，对反满革命者来说还是“满腔满调的北语”。例如太平天国针对清政府以北方官话为“正音”的企图发布檄文云，“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
　　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受的一连串外侮却造成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心”的北移。众多士人在反思战败原因时，将其归于民族精神的萎靡和教育不普及，前者被归罪于汉文化及其代表“江南文化”，后者则被归咎于汉字难识或文言难学。解决之途仿佛就是提倡一种简朴的尚武的文化（军国民主义由此而兴）以及以“通俗语”取代文言（文学革命之始）或干脆以拼音文字取代汉语（汉字革命之始）。
　　恰好，太平天国及镇压太平天国造成的对南京的两次屠城重创了南京官话的中心，使其失去“正音”地位，而北京官话则渐渐成了“帝国官话”（参见张卫东《论近代汉语官话史下限》），它开始被认为是男子气的，江南话则是女人气的。这同时影响了对南方与北方的文学-文化的再评价。
　　胡适不认同辛亥革命在语言-文化上的“复国主义”，他把中国语言-文化的“南方化”视为倒退，称北方为“正宗”。他在《国语文学史》中说，“从文学史上看起来，文学的南方化是一件不幸的事”，“南方是中国古文化的避难地”，是“旧文学的中心”，那里发展了一种“儿女文学”，“北方就不同了”，北方被众多强悍的外来民族征服，“旧文学跟着旧文化跑到南方去了，旧文学在北方的权威渐渐减少；对于那些新来的，胜利的，统治的民族，旧文学更没有权威了”，“在这个旧文学权威扫地的时候，北方民间的文学渐渐的伸出头来，渐渐的扬眉吐气了，渐渐的长大成人了。小说，小曲，戏剧，都是这个时代的北方出产品”。这些话，典型体现了文化领导权在一些南方汉族士人内心的北移，即承认北方的语言-文学比南方有优势。
　　清政府没放过这个为北方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契机。既然满语作为“国语”徒有其名，那将京城所在地的满化的汉语升格为国语，就不失为最佳选择。1902年秋京师大学堂总监吴汝纶在致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一封信中非常直露地表达了“国语统一”的政治动机：“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他提议以仿满语合拼法的“官话字母”统一全国，“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当时南北众多语言学家纷纷私造拼音文字，随处授徒，印制书报，四处宣传，连袁世凯和慈禧都为之所动。
　　但清朝学部的语言政治学行家们看出拼音文字会“分裂全国语言”，与国语统一目标南辕北辙。他们通过拟定《学堂章程》，为这场革命规定了一个铁打不动的方向：不废汉语，但以通俗的北京官话为统一之具，拼音只作汉字读音之助。1903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谓：“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圣谕广训直解》乃纯白话。
　　清政府甚至动用经济手段刺激白话文运动。1908年颁布的《大清报律》对白话报作出“免缴保押费”的优待，1910年《钦定报律》重申这一规定（“全免保押费”）。一时间，白话报大兴，而白话教科书和课外读物也大为风行，以至盗版之风甚烈。胡适一代人正是在这种语文气氛中开始其学生生涯的，他们后来成了文学革命的群众基础。1911年7月，清政府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首次将北方官话称为“国语”，并规定“国语统一”的组织方法和实行步骤（从语音统一到文体统一）。但清政府还来不及执行这项计划，就因数月后的辛亥革命而垮台。但其“国语统一”计划则为民国北京政府所继承，其继承性明载于1918年教育部第七十五号部令：“查统一国语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辛亥革命以南北妥协而告终，迟滞了这一计划的执行，因为妥协的结果是南方派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占了大半江山。
　　
　　4
　　为以北方统一南方，袁世凯着手清除政府里的南方派。事后看来，南方派的削弱，为后来的文学革命创造了条件。1916年6月，袁世凯病亡，段政府上台，而被袁世凯软禁三年的章太炎离京南去。他的离去，给文化领导权博弈带来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力量变化：乘辛亥革命成功而一度侵入到文化权力的核心地带——教育部和国立北京大学——并与那里的北方派形成均势的南方派（多为章太炎弟子）遭遇了一次溃败，使南方派试图在北京建立南方的语言-文化的统治的努力付诸东流，而留在北京的章门弟子则大多很快变成北方派（钱玄同、朱希祖、周氏兄弟等），强化了北方派势力。
　　1916年8月，以教育部官员牵头，在北京成立了官方背景甚浓的国语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黎锦熙回忆说：“那时正当洪宪皇帝袁世凯驾崩于新华宫、帝制推翻、共和回复之后，教育部里有几个人们，深有感于这样的民智实在太赶不上这样的国体了，于是想凭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在教育上谋几项重要的改革，想来想去，大家觉得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字问题。”他们把改文言为白话上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在报纸上加以鼓吹，“结果，各省来信赞成的共有二百余起，于是每省数人代表发起组织这个国语研究会”。会后发表《征求会员书》，遍载各地报纸：
　　
　　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之起源，盖由同人等目击今日小学校学生国文科之不能应
　　用与夫国文教师之难得、私塾教师之不晓文义，而无术以改良之也。又见京外各报
　　章用白话文体者，其销售之数较用普通文言者加至数倍，而京外各官署凡欲使一般
　　人民皆能通解之文告亦大率用白话，乃知社会需要在彼不在此，且益恍然于欲行强
　　迫教育而仍用今日之教科书，譬犹寒不能求衣者而责之使被文绣，饥不能得食者强
　　之齿粱肉。夫文绣粱肉何尝非寒与饥者所愿，其如贫窭力不能逮者也。职是之故，
　　同人等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惟既以白话为
　　文，不可不有一定之标准，而今日各地所行白话之书籍报章类，皆各杂其他地之方
　　言，既[非]尽人能知，且戾于统一之义，是宜详加讨论，择一最易明瞭而又于文义
　　不相背谬者定为标准，庶可冀有推行之望。
　　
　　研究会成立次月，蔡元培接到教育部聘其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文，上任次月，又被推举为国语研究会会长。蔡元培立即为北大征召了一支摇唇鼓舌的文学革命军，以策应政府的文学革命的进行。尽管蔡元培与陈独秀一样随身携带着一个微型文言神龛，向其秘密奉献大量古体诗，但身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文科学长，却支持政府的语言改革政策，所以尽管陈独秀追求“文求近于语，语求近于文”，对“白话”持保留意见，却断言“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国语研究会《征求会员书》亦云“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
　　陈独秀涉及内容革新的“三大主义”（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文学革命论》虽被新文学史当作与《文学改良刍议》同等的“发难”之作，其基本内容却见于1916年11月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致作家函》，甚至不及《致作家函》来得激进，因为该函希望中国作家“以诚挚之意，述浅近之言，凡社会艰窘之状，人民困悴之情，以及学生、工人刻苦自励之美德，悉为据实抒写，以激励国民，挽回崇俭风气”，颇有后来左翼作家联盟的宣言味道。与《致作家函》同时，教育部对当时八部以苦学生、农民、工人、黑奴等为主人公的小说作出公开奖励。换言之，北京政府在胡适等人还未参与文学革命前，就已开始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文学进行革命了。在北京政府征召下，一支文学革命大军已然在全国形成，协调一致地行动，而反对文学革命的人因缺乏一个可凝聚全国的反对力量的机构而形同散沙，其失败是肯定的。
　　胡适后来为抢夺“文学革命的发难者”或“运动的原始策划人”的地位，不惜将中国文学革命的发生从清末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全部复杂关系（尤其是北方与南方为争夺全国统一权展开的博弈）中抽离出来，置于“国外”，不厌其烦地絮叨1916年夏秋他与几个朋友在美国讨论“白话入诗可能性”的细节，仿佛文学革命是他在美国冥想出来的，是“‘偶然’在国外发难”然后通过《文学改良刍议》而波及国内的。但“国外”的那场小讨论不过是国内正在展开的讨论（1916年8月国语研究会因此而成立）的回响，它通过寄往美国的报纸波及到北美中国留学生圈子，而胡适一直是来自国内的报纸的贪婪读者。
　　胡适从不提清举人裘廷梁，此公1897年就首倡“崇白话而废文言”；也不提1916年夏他从国内报纸读到教育部一班人讨论白话的文章——至迟，在1916年9-10月间，他读到了国语研究会《征求会员书》，他申请入会的明信片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而于1916年底到达北京国语研究会（黎锦熙保存）。《胡适留学日记》透露，他写《文学改良刍议》是在1916年9-10月间。
　　5
　　1920年5月的胡适尚把北京政府看作比《新青年》还激进的文学革命者。这位自由主义者在1918年8月复《新青年》读者盛兆熊的信中不赞成以专制方式行文学革命。他预想中的文学革命是一种分子入侵式的漫长的革命，它依靠“将来的新文学家们”创作出的大量白话作品在国民中渐渐“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后，方可望其成。
　　盛兆熊建议胡适等人利用其在北大的权势把北大入学考试国文考卷改为白话。胡适复云，“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把大学[北大]入学的国文试验都定为白话”，“就是我们有这种权力，依我个人想来，也不该用这种专制的手段来实行文学改良。”如果他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北大连改国文试卷为白话都办不到，又凭借什么神秘法力在其力所不能及的整个国家做到这一点？
　　1920年1月，北京政府下令改全国国民学校国文为语体文，随后改“语体文”一词为“国语”，确立白话（语体文）的法律地位，又颁布一项涉及范围更广也更有步骤性的法规，并将此前各省自行编订教科书的权力收归中央。明眼人知道，这种在全国基础教育中废除文言的政策，等于给文言施了釜底抽薪之法，不到一代，文言就将失去使用群体。
　　签署这些命令的是傅岳棻。自1919年6月执掌教育部以来，他一直面临反段祺瑞及安福系的势力的弹劾。仗着段祺瑞及其安福系的力保，他才没丢掉这一职位，在任上完成了中国语文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步。1920年7月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倒台，傅岳棻随即被新政府撤职，从此销声匿迹。
　　命令甫下，胡适就看出政府此举深远的意义：“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这位不主张以专制手段行文学改革的自由主义者进而为政府的专制手段辩护，说“现在有许多人很怪教育部太卤莽了，不应该这么早就行这样重要一桩大改革。这些人的意思并不是反对国语，不过他们总觉得教育部应该先定国语的标准和进行的手续，然后可以逐渐进行”，但胡适说“他们错了”。
　　
　　6
　　1927年，当胡适的文学革命史开始流行使文学革命的真相沉沦时，比胡适更早参与文学革命且一直留心保存相关史料的黎锦熙试图提供另一种文学革命史。起初只是一封写给学生的长信，他在勾勒了秦汉以来中国漫长的语文史后，谈到1920年：
　　
　　这一年是四千年来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的关键。这一年中国政府竟重演了秦皇、
　　汉武的故事。第一件，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字典》，这和历代颁行韵书著为功令
　　的意味大不相同，这是远承二千二百年前秦皇李斯“国字统一”的政策进而谋“国
　　语统一”的，二千二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国语统一”一事绝不曾这样严重的干过
　　一次。 第二件，教育部以明令废止全国小学的古体文而改用语体文，正其名曰“国
　　语”，这也和历代功令规定取士文体的旨趣大不相同，这是把那从二千一百年前汉
　　武、公孙弘辈直到现在的“文体复古”的政策打倒，而实行“文学革命”的，二千
　　一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文体从不敢有这样彻底的改革，从不敢把语文分歧的两条道
　　路合并为一。
　　
　　这封信被他的学生拿来作为胡适的油印讲义《国语文学史》的代序，该书仅印一千本（供学生参考之用），且因其印制未得胡适许可而被胡适责令不得翻印。到次年胡适出版《国语文学史》的修订本《白话文学史》时，他去掉了黎序，因为黎序对他本人有关文学革命的叙述是一个颠覆。1932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决定整理国语运动史料，并委托黎锦熙撰写《国语运动史纲》。两年后，这本大部头“官史”出版了。谈到文学革命，黎锦熙引胡适1920年5月所说的“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为证，强调那个早已成为臭名昭著的历史名词的北京政府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史中，有比辛亥革命（一九一一）更为艰巨的一种革命，就是“国
　　语运动”（按：此指广义的：大凡民八以后所谓国语运动，都是广义的，连新文学和
　　新文化运动运动都在一起。）。辛亥革命之役，将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气呵成，似
　　乎是很不容易的事。“国语运动”则不然。因为这种革命运动，实实在在牵涉了几
　　千年来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要以人力办到，政府的力量和社会的潮流必须合拍••••••
　　大凡一种关于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改革事业，要不是社会自身受了惊心动魄的刺
　　激，感着急切的需要，单靠政府的力量，虽起秦皇于地下，迎列宁于域外，雷厉风
　　行，也不见得能办得通。直到民国七、八年间（一九一八——一九一九），欧战结
　　局，全世界发生一种新潮流，激荡着中国的社会，于是这个“国语运动”才算水到
　　渠成，政府和社会互助而合作，三五年工夫，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到的成
　　绩。
　　
　　他不否认《新青年》诸人应得的一份功劳，但这份功劳对整个中国文学革命来说只是“社会”方面的一个小小部分。《国语运动史纲》问世后，十大卷《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了，以群体叙述的方式再次确认胡适版的文学革命史的正史地位。“官史”未能敌过胡适的“私史”。整个新文学史编纂史见证的是“私史”遮蔽“官史”并成为“正史”和“信史”的历史，因为它与“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兴起的“革命史学”合拍。所谓“革命史学”，就是“在野党”的历史学。胡适把拿官俸、出入教育部并在那儿兼职的国立北京大学的文学革命派写成与北京政府对立的“在野党”，也就不足为怪，尽管这给他的文学革命史带来了一种结构性的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