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科学计量学”啊

武夷山

    正在浏览2019年第6期《读书》杂志，第一篇文章便是刘宗迪的“《山海经》的尺度”，原文见http://www.sohu.com/a/316908553_597685。刘宗迪考证的结论是：《山海经》中的“里”大约相当于现在11.83米。于是，围绕《山海经》的一些疑团就化解了。我觉得，他的考证思路也可以归于广义的“科学计量学”研究。

     下面转贴介绍刘宗迪其人的一篇报导。

刘宗迪：读透《山海经》

联合日报 2018-7-24

    多年以后，人们或许才会意识到，2010年由中国社科院到山大的一次人员调动，成为《山海经》研究的“大事件”——刘宗迪有可能将失落的“天书”在山东找回。大气物理专业出身的刘宗迪，当年硬生生“闯”进了神话学领域，从此与《山海经》结缘，不仅力证《山海经》非大荒怪谈，而是最完整、最古老的国家地理资源志，更将《山海经》的世界圈定在真实的地域范围内，为解密《山海经》提供了一把钥匙。他的研究成果有望破除学界对《山海经》的成见，重新挖掘出这部古书的史料价值。

    《山海经》永远不缺少读者。刘宗迪在山大的住处摆放了大半个屋子的书，与《山海经》有关的书装满了一个书架。
　　时下国人甚好《山海经》，就好比西方追捧古希腊神话。但人们都奉其为“神话”“怪书”鼻祖，与此相关的衍生作品层出不穷，却没有当作正经书看待。此书不受“正人君子”们待见，研究者也不多。刘宗迪恰恰不走寻常路，誓要还原真实的《山海经》。
　　这部奇书是胡编乱造的怪物谱，还是实录山川的博物志、地理志？两千多年来众说纷纭。2006年，一部《失落的天书》的问世引起读书界的关注，这本书撼动了长期以来将《山海经》归于志怪或神话的成见。刘宗迪经多年研究，认定：“《山海经》并非怪物谱，亦非神话，而是一部纪实性的古代‘国家地理资源志’，具有珍贵史料价值。”这一论断使长期以来笼罩于《山海经》一书之上的神秘羽衣渐次剥落，久经蕴埋的真相逐渐显露。
　　《山海经》为何会被误读？其现实对照有哪些？研究《山海经》取得实质进展的为什么是刘宗迪？梳理这位《山海经》研究者的学术之路，或许能找到答案。

《山海经》非怪书，先人看到什么写什么
读懂古人记叙方式，猫也能变神兽

　　初识刘宗迪，是在去年初冬的大明湖畔。11月29日晚上，大明湖遐园里的省图国学分馆，省文化厅主办的尼山书院国学讲堂如约而至。这次请到的大咖是山东大学青年学者刘宗迪教授，向爱好者们讲解《山海经》与山东的关联。
　　起初，主持人赵林云在介绍刘宗迪身份时，并未觉得怪异——果然是“青年”学者。瘦削高挑的身形，留着小平头，戴着黑框眼镜，词句间停顿极短，断无资深学者普遍存在的抑扬顿挫之感，也就是四十出头的样子。当赵林云提到，对刘宗迪所涉足的研究领域是外行，不敢多作评价，但其学术成果足以冠以“当下《山海经》研究第一人”的名头时，不觉疑问，如此年纪便取得如此成绩？
　　刘宗迪其实是1963年生人，却无知命、耳顺之貌，更无老儒、古板之态。这样一位非典型学者，有着清逸的理工男气质，特别是在讲座时体现得极为明显——图例比文字还要丰富，并且很活泼，还用到了数学和地图……
　　尽管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国学分馆里仍然坐满了听众，不乏小孩。刘宗迪介绍了《山海经》中《南山经》关于怪物鯥的记载：祗山，有魚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肋)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lù)，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这是一个组合怪兽的例子：似牛似鱼又似蛇似鸟，而且可以死而复生。”刘宗迪不断引导听众，能否想到现实中有这样的动物。
　　当他放出穿山甲的照片，台下一片恍然大悟之声。他又将《本草纲目》中关于穿山甲形态及疗效的描述贴了出来，一一对应。其后他又举了珠蟞与朱鳖、鲎的例子。“有没有想过，人们可能食用了一只《山海经》怪物，在淘宝上还能买到《山海经》同款。”刘宗迪打趣道。
　　刘宗迪举了个例子：你如何向从来没见过猫的人描述一只猫？大概会说：身体像老虎，面孔有几分像人，叫声像婴儿啼哭，名字也以喵喵的叫声命名……用《山海经》的方式叙述，就成了：“有兽焉，其状如虎而人面，豹纹而蛇尾，其声如婴儿，其名曰苗苗 ，其鸣自叫，养之可以辟鼠。”见过的知道这是猫，没见过的，还以为是长着老虎身体、人类面孔、毒蛇尾巴、会像婴儿一样哭泣的怪物呢。《山经》中的怪物，大都是如此炮制而来。
　　“《山海经》的《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原本是各自独立的两部书，《山经》谈的是山川万物，其中并没有莫名其妙的怪物，只不过是后人没读懂古人的记叙方式，见了骆驼说马肿背，才觉得怪；《海经》则是对一幅久已佚失的古图的记述，后人看图说话，就成了我们看到的这部《海经》，古人看图说话是不乏主观臆说，因此书中才出现了种种怪异记述。”刘宗迪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勾勒了全新的《山海经》世界，对台下听众而言，却有意犹未尽之感。
　　遐园外早已没了游逛的人群，只剩下孤寂冰冷的半月笼罩着漆黑寂静的湖水。唯有凛冽的寒风呼啸着，感受到了听众们世界观的震动。

达人是这样炼成的
从理科生一步步变学者，西方神话启发《山海经》研究

　　刘宗迪其实是理科出身，却成了文科教授。
　　1979年，恢复全国高考的第二年，痴迷物理学的刘宗迪阴阳差错地考入南京大学气象系大气物理专业。由于对气象学不感兴趣，大学的后两年，他基本上是泡在图书馆中读古今中外的诗歌小说和哲学。1983年毕业，刘宗迪来到青岛的一家工业仪表厂上班。因为读了很多文学书，对文艺学、美学发生兴趣，1988年，刘宗迪考上了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跟当时著名的美学家高尔泰读研究生。
　　也就是那个时候，刘宗迪闯进了神话学领域。刘宗迪硕士论文的选题是西方哲学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即诗歌与哲学何者更拥有真理。“我是学美学的，有一脑门青年人的浪漫，自然站在诗人的一边。那时候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刚翻译过来不久，海德格尔认为诗歌才是真理灵光乍现的源泉，引起我的强烈共鸣，因此论文题目就叫《为诗辩护》。”论文写作中，关于诗最初是什么的疑问，将刘宗迪引向了神话的领域——诗在古希腊之所以被视为真理，因为诗是神的语言，是神性藉以昭示的话语，譬如荷马史诗。
　　刘宗迪对《山海经》的研究之所以显得特立独行，就在于他没有按照学术界最普遍的两种路径——地理学与神话学——进行解读，而是选择了文化史、知识史的角度，或者说民俗学、天文学的研究视角。这也是他克服“逆溯的误差”，回到固有的文化语境中认识《山海经》的法宝。
　　这无疑与刘宗迪的专业背景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是气象知识很有用，别人研究《山海经》都不了解，也就想不到这些。另一方面是锻炼出来的理科逻辑思维，讲证据、讲逻辑关系。”兜兜转转，似乎有一条线牵引着刘宗迪，把他引到了《山海经》。
　　硕士毕业后，刘宗迪去位于金沙江峡谷的攀枝花大学教书。学校地处深山穷谷，独学无友，正好闭门读书。在攀枝花呆的7年，是他读书最投入、收获最大的一段时光。长日漫漫，独读西窗。位于山坡上的住处,窗外是一片小树林，常有松鼠偷吃他晾晒窗边的花生，探头探脑与其对望。
　　《十三经注疏》《二十二子》、前四史……刘宗迪说，那几年着实让他这个理科生出身的有了谈论文史的底气。后来，不管是研究神话还是研究民俗、节日，都是从文献学和考据学的进路入手，不能不说跟读了几本古书有关。
　　1998年，刘宗迪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民俗学的博士生，成为中国民俗学宗师钟敬文先生门下众多半路出家的弟子之一。因为对神话感兴趣，而《山海经》又是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一本古书，刘宗迪顺理成章地以《山海经》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当时《山海经》我自己也看不懂，它看起来像一本地理书，却记录了很多怪物。”刘宗迪有些疑惑，为什么要想象虚构？古人真是在瞎编乱造？
　　《山海经》中那些七头八脑的怪物，像斯芬克斯怪兽一样，拦在刘宗迪通往《山海经》世界的路上。“必须回到这些它们由以生成和流传的文化语境，说明其原初生发的机制及其在流传过程中破碎、变形的过程。”刘宗迪对于中国古代神话的基本观点深受顾颉刚的古史辨学说和剑桥神话学派即“仪式——神话”学派的影响。为了写博士论文，他专门翻译了剑桥神话学派代表人物简·哈里森的著作《古代艺术与仪式》。
　　刘宗迪首先关注的是最为怪异的《海经》部分。因为了解神话与仪式之间的关系，刘宗迪自然想到那幅散失的古图描绘的可能是某种宗教仪式场景，《山海经》中的那些怪异之物和怪异之语则是因为作者不了解古图的内容而对其中仪式场景的误读和记述。
　　同时，《海外经》四方神与《月令》四时神、《大荒经》四方神和四方风与《尧典》、甲骨卜辞四方神和四方风之间的关系，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海外经》《大荒经》图实际上是一幅“月令图画”，图的四方原表示四时。《海外经》《大荒经》的怪异记述则是对图画中的岁时庆典场景、天文观测、星象和物候景观的写照。
　　想通了《海经》古图与时间的关系，《山海经》就如同一幅岁时风俗画卷一样在刘宗迪面前徐徐展开了。俯仰天地间，万象皆宾客，在别人眼里神秘莫测的《山海经》，在他眼里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这篇博士论文，就是后来平地起惊雷的《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的草创。刘宗迪的《山海经》研究之门由此打开。

写完“天书”还有“地经”
《山海经》世界不大，就在山东，昆仑即泰山

　　“《山海经》时代的人早已不见了，但《山海经》时代的山川日月还在。”刘宗迪在《失落的天书》后记中写道。书中的山川日月去哪了呢？
　　2006年出版的《失落的天书》一书，从成书过程和记述体例等方面解释了《山海经》中怪异记述的来历，试图重估此书的性质，破除长期以来将《山海经》归于志怪或神话的成见。
　　刘宗迪认为，《山海经》之所以被误解，除了对此书的文体风格缺乏了解，视为志怪小说、不具史料价值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对此书记述的地域范围缺乏正确认识：表面看来，《山海经》的地域范围非常辽阔，远远超出华夏世界的地域，因此被视为荒诞无稽，纯属幻设，不具地理学价值。
　　而刘宗迪关于《山海经》与时间关系的发现，让原本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迎刃而解，尤其是《山海经》地域范围的问题。刘宗迪注意到，《大荒经》的版图蕴含着一个藉山峦为坐标以观察日月、判断时间的原始的“天文坐标系”，而这意味着《大荒经》的空间尺度不会超出古人肉眼可见的范围。由此，他断定《山海经》的地域范围其实很小，方圆不过数百里而已。这一发见，为考证《山海经》的地域范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目前正在撰写一部关于《山海经》地理的论著，试图通过对《山海经》地域范围的考证，钩沉《山海经》中保存的上古历史记忆，并进而揭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历史图景。
　　“古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一直是基于《禹贡》九州的空间格局想象中国上古国家的版图，其实《禹贡》的地理知识是基于《山海经》，只是根据战国时期的华夏疆域进行了重构。”刘宗迪说，后人轻信《禹贡》的权威，反过来根据《禹贡》解释《山海经》，因此导致了《山海经》地理被严重误解。
　　接下来要考定的就是：《山海经》的地域有多大？《山海经》的地盘在哪里？
　　《山海经》世界呈现为一个四面环海的地理图景，因为中国版图并非四面环海，所以历来学者均视这一地理图景为想象和虚构，不具真正的地理学价值。在刘宗迪看来，上古时期中国疆域内，实际上确实存在着一个“四面环海”之地，北方有“北齐之国”（齐国），靠近“河、济所入”（黄河和济水入海口）。刘宗迪断定，这自然只能是山东。
　　山东半岛的北、东、南三面均为大海环抱，古代鲁西平原则因为地势低洼，常为黄河泛滥所波及，故薮泽广布，水域辽阔。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的分布足以证明，鲁西是新石器文化的空白区域。“《山海经》所谓‘西海’即为鲁西的薮泽。西海之滨的昆仑、流沙、黑水、弱水，都在鲁西地区，却被《禹贡》误置到了中国的西垂。”刘宗认为，昆仑即泰山，流沙即鲁西的黄河沙洲，黑水即济水，弱水则为泰山附近的一条或许久已泯灭的河流，西王母所在的玉山则在泰山西麓的某座山峰，“泰山西麓的肥城以桃闻名，可能就是神话中西王母蟠桃园的来源。”
　　《山海经》地域被夸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山经》记述了众多的山脉，其里程往往高达数千里乃至上万里。后人或据此认为《山经》地域涵盖了整个欧亚大陆，或认为《山海经》的这些数字纯属编造。刘宗迪发现，《山经》有其独特的空间度量体系和里程单位，不能用一般的古里单位度之。
　　据他考证，《山经》中的《东次三经》一篇记载了水中九山（南北总里程6640里），此九山即今渤海口庙岛群岛（南北里程为150里），据此可知《山经》作者已掌握了远距离的空间测量技术（《周髀算经》的勾股术或《海岛算经》的重差术），其1里仅相当于如今的0.02366里。
　　这一“比例尺”的发现为准确考定《山经》版图的尺度及其所记山川的位置，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山经》范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换算过来仅为东西662里，南北615里，与鲁中山区的范围大致相当。刘宗迪也将《山经》山川与山东地理分布对应，位置与距离基本吻合。《山海经》古本的地域范围不出山东的范围，东至蓬莱庙岛群岛，南至徐州、连云港一线，西至大野泽、河济之间，北至渤海湾南岸。

仰观俯察，参会古今
“三部曲”后，还要推《山海经》文化普及与转化

　　在写作《失落的天书》时，刘宗迪对古代地理学和山东地理均缺乏了解。《山海经》的地理学问题在那本书里只是点到为止，未作展开。
　　研究地理必须实地考察。2010年，刘宗迪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调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现儒学高等研究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利用在山大工作的机会就近考察山东地理。除有步骤地搜集、研读中国古代地理学、山东地理学、山东古地图、山东地方志之外，他还利用民俗学田野考察的机会实地考察山东的山川地理、考古遗址，基本上对山东的地理形势和古、今地理变迁了然于心。
　　山大工作7年多，刘宗迪始终全神贯注于《山海经》的地理学研究。家在北京，他在山大的住处布置得很简单，都是为了方便读书、做研究。不过，刘宗迪过得并不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反而很跟时代，在微博、微信上很活跃，一如他“青年学者”的“人设”。
　　而且他还将这种积极的心态用到了学术研究上。“现在考证《山海经》地理很方便，有时候无需去实地考察，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山川走势、空间方位，打开电子地图一目了然，一个地方的矿物、植物之类信息，在网络数据库可以搜到。”
　　刘宗迪说，目前《山海经》在史学界基本“无人问津”，真正将此书当成上古史地史料而认真对待的，大概只有他一个人。“其实《山海经》是最完整、最古老、最可靠的地理书，是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有着商代文献作原型，真正保存了夏、商历史文化记忆的古书。”刘宗迪认为，借助《山海经》的记载，不仅可以重建商代的早期疆域和历史，也可以确定夏代的地望。夏墟所在一直是中国古史学和考古学的热点问题。
　　刘宗迪表示，《大荒经》《海外经》记载了众多的帝王、神灵及其传说，证明这些帝王、神灵原本都属于商人或东夷古国的宗教，尤其可贵的是，《山经》呈现了一个以位于泰山（昆仑）的“帝之下都”中心的神祀体系，反映了一个完整的宗教地理图景和神学体系，这个神学体系不可能是周代的创造，而只能是商代的文化遗产。
　　也就是说，《山海经》所保存的其实是商代的宗教和神话，并且继承了夏人的宗教和神话。实际上，直到秦始皇、汉武帝东游齐鲁，封禅泰山，遍祀八神，乃至燕齐方士的访名山、求神仙，犹是延续的夏、商宗教的流风余韵。而这一切，都可以在《山海经》中找到源头。
　　在考定《山海经》的地域范围以后，刘宗迪的下一个研究方向就是《山海经》成书的历史背景及其包含的华夏上古国家、族群、宗教等方面的历史记忆。也就是说，第三本书将以《山海经》的历史为对象，正好凑成“天、地、人”三部曲。
　　刘宗迪在山大主要为民俗学研究生讲授民间文学理论、中国民间文学史、中国神话研究、古代神话与古史学等课程。此外，还为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和尼山文史基地班开设中国古代天文学知识的讲座课程。刘宗迪带了有十来个学生，有几位也将主要研究方向放在了《山海经》上。
　　刘宗迪认为加强《山海经》的研究、普及《山海经》文化是他的分内之事。当下坊间关于《山海经》的周边读物和文化产品很多，尤其是少儿读物，很多是在《山海经》基础上加工的，却往往缺少故事、只有图例，极尽故弄玄虚、耸人听闻之能事。“这并不利于人们对《山海经》和传统文化的了解。”刘宗迪希望能把基础性工作做好，把《山海经》的历史背景、内在脉络搞清楚，然后再进行合理的文学创作，为下一步关于《山海经》的文化开发，如影视作品、网游、动漫等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前一段时间，山东省一个旅游景区联系上了刘宗迪，希望能在以古代神话为主题的游乐园设计上提供指导。“中国也应该有‘迪士尼’，《山海经》无疑是最好的范本。假如设计好地图和情节，打造一个有代入感的中国神话乐园，对青少年儿童将有巨大的吸引力。”刘宗迪说，无论是从弘扬传统历史文化，还是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山海经》都是巨大的宝藏，这需要学者与政府、企业共同挖掘好。
　　刘宗迪将“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以及中国神话在现代大众传媒、文化创意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作为了“三部曲”之外的另一大研究方向。
　　回顾自己的神话学和《山海经》研究之路，刘宗迪一直以从事人文科学研究自居，而非是神话学研究。“人文科学研究旨在文明的沟通与传承，依靠理性思维穿越文明中一个个断裂，唤醒沉睡于文本尘埃中的文化记忆。”刘宗迪说，之所以对神话情有独钟，在于神话作为古老文明的碎片，体现出最令人困惑的文化断裂，因此也提出了最有挑战性、最有意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