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著《高风险技术与“正常”事故》节选

武夷山

（按：我参与翻译的第一本专著是Charles Perrow的Normal Accidents：Living with High-risk Technologies）。该书中文标题定为《高风险技术与“正常”事故》，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原书首版于1984年，1999年出了一个修订版，出版后获得了相当不错的评论。

我们五个研究生同学合译了这本书。当时，该书责任编辑对我们说，不允许上五个人的名字，因为在“译者“的位置上若列出五人的名字就显得太长了。出于无奈，我们起了个笔名“寒窗”，寓意为在寒窗苦读之际做的翻译。校译是“科洛斯”，科洛斯者，cross也,因为我们五人是相互校译的（ cross checking）。

该书学术价值很高，但可惜，由于其识见比较超前，多年来此书未获得应有的重视。现将书中我认为比较精彩的两节放在这里（原书276－283页），供大家欣赏。）

 

三种理性

为什么公众一边在投票反对核电、或上街示威要求裁

军,一边却还在喷云吐雾地大吸其烟呢?认知心理学家指出

的一种理由是：人们的理性总有缺陷,他们往往高估一些风

险,又低估另一些危险；统计学家重视的概率,公众却未予

以考虑。但是我认为,统计学家的一些数据虽有说服力,却

有点不着边际,而且其中很多还可能是编造的。尽管普通人

的理性确实有限,但是这种局限性对于面临纷繁数据和不协

调目标的人们来说,很可能反而是最大的优点。

可以将理性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绝对理性,它主要

是经济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自诩的理性；第二种是有限理

性,它为越来越多的一派风险评估专家所重视,第三种是本

书所说的社会文化理性,它是我们多数人生活中常用的理

性,不过不引人注意而已。在上一节批评风险评估专家时,

我们已经知道绝对理性是何物了,它能够计算各种活动的风

险和收益,从而确定哪一种活动更可取。例如,根据绝对理

性,核电厂就比煤电厂更可取。即使把从采矿到生产的整个

燃料循环过程中死亡的人数都算进去,核电也仍近乎是无风

险活动；相比之下,煤电业每年死亡一万人〈包括采煤、运

输以及污染所造成的死亡〉。显然,做出上述选择的依据就

是绝对理性。那么,为什么占总数20-40%的人都害怕核电

呢?按绝对理性论的解释,就是这些人的非理性思想在作

怪；言下之意是,非理性的公众不能参与关于风险问题的决

策〈当然这不能明说,否则就太蠢了。〉他们认为公众对

核电的批评“过激”,因为公众视核电为社会的"忧患串

珠"之一。但是如果这就是非理性,那么公众的反应就成为

专家和掌权者们不得不背着的包袱。在他们看来,公众这类

反应的社会害处太多了,它包括抗议啦、示威啦、还有那个

不听专家意见的国会。

认知心理学家在研究思维和认知过程时,也曾经普遍赞

成绝对理性观,但是他们所做的数以百计的实验又表明,人

们的理性在相当大程度上并非那么绝对。为了探究人的思维

机制,他们逐渐抛弃无知、非理性等说法,代之以有限理性

的概念,拿赫伯特·西蒙在另一场合中所用的术语说,就是

"有界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人们要想前后一致

又轻松自如地进行完全合乎理性的决策,在能力上是受限制

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人的神经机能有局限性，记忆和注意的

能力是有限的,以及受教育和接受概率统计训练的程度不

够。但是看来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某些很实

际的问题和具体的经验。凭借预感、依据经验（所谓拇指定

则）、粗略估计加上猜测,这些方法似乎被普遍采用并已形

成一种模式。认知心理学家称这种猜测型思维方法为"直观

推断法"(heuristics)。这个词原意为“发现”,现在人们

又区分出若干种具体的"直观推断法"。例如所谓"注重易

得事物的直观推断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s),就是说

人们往往不是考察某类现象已有的一切事例,而倾向于根据

最容易得到或最容易回忆起的事例进行判断。如果最近发生

了坠机事故,人们就往往只想着这场事故,而忽视过去一切

成功的飞行,并以此估计坠机的概率,决定是否乘飞机。又

如,要问字母r在数千个常用英语单词中出现在第一个字母

和第三个字母上的频率哪个更高,人们往往说出现在第一个

字母的频率更高,因为当你回忆有关单词时,更"容易记

起"的是以r打头的单词。

大家普遍承认,直观推断法很有用处,又节省时间,尽

管它有时甚或经常使人失误。正当一些认知心理学家忙着为

常见的各种直观推断法命名并揭露它们的欺骗性以及对合理

决策过程的妨碍作用肘,另一些人则已着手深入探讨以下问

题：直观推断法为什么有用处?这个问题还刚刚提出,但我

想可以进行一些有益的阐述。首先,直观推断法防止了决策

无法进行的情形,它使人们不必苦心思索所有可能发生的情

况。其次,直观推断法大大降低了"搜索成本",即探究一

切可能的选择方案、进而试图对成本和收益进行精确排序的

精力和时间。第三,直观推断法能不断修正，因为它可以通

过反复尝试纠正原先的粗略猜测和预感,这个过程也许很

慢,但是这一过程是不知不觉地进行着的,因此代价不高。

最后,我认为,因为大家似乎都普遍利用直观推断,所以它

可以让别人较准确地预计我们可能采取的行动,从而便利了

社会生活。也许专家对此很不赞同,但我们至少可以和非专

家即公众的大多数共同行动,即使这种做法不是一种最佳行

动。

由于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相当松散地配合着的,其中有许

多松弛环节和缓冲结构,允许人们进行近似思维而不必事事

精确,所以,直观推断法看来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正因为日

常的社会生活是松散配合的,所以要在紧配合的技术世界中

精确地办事,就必需接受专门训练。技术世界破坏了人们的

常识性经验。再说,我们所经历的事并非件件都同样重要。

当人们认识到某项决策关系重大时,很可能就会抛弃省事但

易错的直观判断法,转而进行更加谨慎的决策。遗憾的是,

关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到底是怎样决策的资料,在心理学文

献中寥寥无几。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确实得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重要结

论：人们处理问题时所处的环境极为重要。决策前总要选定

环境场合,而这往往是不假思索、不费力气就完成的,它是

经验和心理过程流的一部分。只有在确定了环境场合之后,

人们才开始凭借自觉的、理性的努力进行"思维"、做出

"决定"。确定环境场合又是十分微妙的自我引导过程（很

像在拥挤的马路上开车和行走时要自动调整那样）,它受到

长期的"错了又试"的经验摸索过程的影响。如果情况模棱

两可,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选择看起来是最熟悉的环境,然

后才开始有意识地推理。大量心理学实验都反映这种现象,

受试者未经"自觉思维"(conscious thought〉就说:"现

在很像甲情形,我就按老办法办吧。"这类心理学实验极力

想说明,受试者所选定的环境,总不是实验者希望他们选择

的环境。

还应指出,直观判断法和直觉思维很接近。前者实际上

可视为一种经过调整和校正的直觉思维。直觉思维是一种推

理判断,它潜入人们的意识之中,能把某些看来无关的事情

按因果关系联结起来。专家可以定义为发誓不用直觉思维的l

人,他们的优点就是把各种潜藏的因果联系都亮出来,让它

们接受审查和检验,以决定是对还是错。于是,直觉思维就

成了特别不幸的直观判断方法,因为它们经不起检查。正因

为这样,有些人即使面对完全相反的证据时也仍顽固坚持直

觉认识,他们认为自己的"顿悟"正确,硬说那些证据说明

不了问题。

上述现象也常常出现在心理学实验中。例如,即使已经向

受试者指出他们的错误,受试者仍坚持认为,正常的硬币如果

连续投掷20次都是正面朝上,那么第21次投掷时反面朝上的

可能性就要稍大些。这些受试者认为,此时打赌说反面朝上

是最有利的,因为从长远看,正面朝上的机会仅可能为0.5

或50%,所以连续出现正面朝上的反常现象该结束了。但专

家们认为这些人错了,因为每次投掷是相互独立的,硬币是

没有记忆力的,因此每次投掷时正反朝上的概率都是0.5。

应该承认,作者也是这场"赌家谬误"实验的受骗者。我的

推断理由是,1,000次投掷大约有50%是正面朝上,那么21

次投掷也很有可能再现这种一半对一半的模式,不太可能像

投掷三四次那样难以捉摸,所以在20次正面朝上后,反面朝

上的机会应略大于0.5。基于这种推理,我就选择了反面朝

上的赌注。

心理学家的上述研究工作无非是要表明,公众所遵循的

"逻辑"是不正规的、甚至是混乱的,因此公众没有能力参

与有关他们必须承担的风险的决策。因此,即使是很开通的

有限理性论者,虽然他们一方面会说公众推理错误是"情有

可原的",但另一方面还可能断定公众反对核电是错误的。

有限理性论者可能这样说：公众的担忧应认真看待,在制订

政策时要加以考虑,但是公众与专家之间的差距还是要缩

小,要使公众向专家那一边靠拢。

社会理性

第三种理性观即社会文化理性〈简称社会理性〉。它和

风险评估专家及经济学家们的绝对理性之间的差异,较之绝

对理性和有限理性之间的差别更为显著。社会理性论认为,

理性抉择具有认知方面的局限性,但是它认为,这种局限性

对抉择不当的影响,并没有认知心理学家所断言的那么大,

而且这种局限性在其它许多方面实际上还大有禅益。在许多众

所珍视的方面,可能正是人的认知局限性使人表现得更有人

性。

为什么我们会赞赏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呢?其中至少有两

个普遍原因。从绝对意义上说,人们的认知能力都不相同,

而且完成各种工作的相对思考能力似乎也不相同。经过多学

科测试,可能证明你我都一样聪明,但是你擅长计算,我却

不然〈我对搞定量研究的同事就是这么说的〉,而我学会了

怎样在三维空间全面观察事物和建立模型,也许这是我生来

具备的能力。因为我计算能力有限,所以我有求于你。反之

你也会有求于我。我们的局限性带来了社会联系。不同技能

〈顺便提一句,技能和认知的局限性有关系〉的联合,要比

同类才能的聚合更稳定,也许还更令人满意。人们常常举两

人搬石头的例子说明联合,但是这种合作不足以构成社会生

活的基础,因为任何一个伙伴都可以帮忙搬,石头搬完可能

就从此分手。技能方面的联合,却是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强大

基础。因为我们有时可能需要计算,有时又需要全面观察,

因此最好我们还是互相结合,共同完成各种工作。

我们为人的理性具有局限性而高兴的第二个原因,可以

举个例子说明。你习惯把一切问题转化为测量和计算问题,

我则喜欢把一切问题从某种社会相互作用角度考虑。当我们

面临的共同问题看起来有很多数字、百分比或比例时,你可

能很快就埋头求数学解。你的"直观推断法"在处理数字方

面比我优越。但是这种技术专长很可能使你断然认定,问题

就应以许可定量分析的方式来看。你对问题所定的"框架"

使你对问题的性质下结论过早,对问题的解答又带些偏见。

我也有类似的毛病。

根据通用的定义,专家就是解决某类问题要比常人更快

更好些的人,但是专家把问题弄错的风险也比常人更大些。

由于他们有专门的方法,于是总是要重新定义问题,以便应

用他们的方法,因为你擅长计算,手头又有死亡人数的资

料,于是你就把选择核电或煤电的问题确定为统计已知数据

问题。因为我是探讨社会关系、文化价值观和人类繁衍的,

我就把同样的问题定义为考察潜在后果而不是已知后果问

题,考虑如果发生一次虽然罕见、但仍可想到的事故时可能

造成的伤亡,而且应包括影响到周围居民区、甚至危及未来

几代人的问题。总之,我们俩都只有有限的理性。正因为人

们的局限性各不相同,或者说人们的技能与认知能力各有侧

重,所以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变幻无穷。如果大家都不承

认他人的长处,世界的丰富多彩就将为之逊色了。

绝对理性论者但愿人人都是完全理性的,但是这看来是

不可能的。有限理性论者注意到大多数人甚至一切人认知能.

力的局限性,并认为这是不幸的。但是社会理性论者认为,

这种局限性远非不幸,它使人们必须相互依赖,而且种种差

异的存在还能开扩人们的视野,形成新的答案或办法,这是

单个人所无法达到的。由此可见,人的有限理性有两条好

处：它发展了人类相互依赖的品质,它正确地允许不同的价

值观发挥作用并互相竞争。第三条好处是：每个人能力的局

限性使得少数人要支配多数人更为困难。

持第三种理性观即主张社会理性的人认为,美国公民对

核电的担心害怕,应该是核电成本的一部分。某项技术如果

引起人们哪怕是非理性的担忧或一场虚惊,就应避免采用,

因为非理性的担忧反倒是真正的担忧。某项技术如果造成混

乱、欺骗、不确定性以及种种不可理解的事件,就要避免发

展,因为它影响了社会联系和社会中的相互作用,影响了一

个人的精神状态和平静心境。并不是只有死了人才使人担惊

受怕,也不是只要不死人就表明对社会有益。可见,公众也

是主张社会理性的。公众在许多问题上不明真相,当然会犯

推理错误,但是就灾难性的风险问题而言,看来公众即使有

种种推理错误，也比忽视了体现在社会文化价值观中的理性

的危害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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