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迂人故事

武夷山

    我于1996年底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信息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后来，所内搞机构改革，信息分析研究中心不复存在，其多数研究人员被派遣到万方数据公司，其少数研究人员与原培训中心的人员并在一起，成为“研究培训中心”，由我担任主任。我在1998年的一封家书中叙述了发生在我这个迂人身上的故事，下面我将书信中的内容稍作编辑（隐去当事人姓名）后放在下面：

    这一段时间，我们研究培训中心的主要工作是研究生录取。我当干部以来，头一次体会到权力的讨厌。本所的招生规模是15人，但今年考分够教委分数线的不足15人。教委规定（历史上第一次），招生规模不满的单位，可酌情降分录取，并将降分录取的新分数线报教委备案。今年下达的分数线是325分，任何单科不得低于51分。但教委规定，凡来自偏远地区的考生，在毕业后回偏远地区工作的前提下（签协议），可对他们降至总分320、单科45分的录取标准。我们决定，参照这个标准来降低录取线，即总分达到320、单科不低于45分亦可录取。这样，上线的考生人数刚好够15人。做出决定后，本所一位我很熟悉的老同志不断地来找我，为某考生求情，希望我们将其录取。这位考生总分够了，但英语只有39分，仍不够降分后的新分数线。所以我们不能录取。这位老同志就不断找我磨，我始终未答应。还有一位考生，其父亲是国家科委的，姓X，我还认识。这位考生的总分只有315分，英语、政治各50分。降分后，其总分标准仍不够。这位考生的父亲没直接找我，而找了本所某领导。领导未替那位考生说情，只是找我问了问那位考生的情况。我告诉领导，我们确定新分数线的考虑依据是怎样的，领导就没再说什么。但这位老X又是某人（今注：我的熟人）的邻居，二人很熟。有一天，某人给我打电话，问情况，为老X转达恳求的意思。我对某人说明了情况。某人告知老X后，老X很着急，说要给我送礼，被某人劝住了。但他要某人再帮忙对我说一下，要把他孩子的名字也报到教委去，即多报一个人。我回答说，教委不允许多报人，只能报15个。某人只好给XX（我的另一熟人）打电话，让XX再同我说。我请XX转告某人四点：（1）因降分后，那位考生的总分仍差5分，不能录取；（2）教委不允许多报人；（3）本所一位老同志也在为类似的事求我，我没有答应；（4）某所领导的孩子去年报考本所研究生，不够分数线，当时的培训中心也没照顾领导的孩子（去年，信息分析研究中心还存在，我还在信息分析研究中心工作）。我觉得，如果考生都过了分数线，不录取考分最高的，而录取考分相对较低的，那是研究生管理部门权限范围内的事，不算违规。但录取根本不够分数线的人，就属于违反原则了。这两天，老X和所里那位老同志没再来找我，我希望到此平息下来。

    从这件事我体会到，在中国的环境里，只要握有一定的权力，要想不犯错误，实在是很难很难的。在信息分析研究中心时，虽说我也是处级干部，但没有类似的麻烦事。

    今记：本迂人20年前就认识到，“在中国的环境里，只要握有一定的权力，要想不犯错误，实在是很难很难的”。这是因为，即使你本人不想谋私利，别人也会为实现其私利对你展开请托攻势。而在人情社会中，坚持原则，难免就要堵上自己的路。本迂人虽迂，虽愚，但具有这样的“超前认识”，对自己做到警钟长鸣，也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