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信息计划第十二次主席团会议情况

武夷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信息计划第十二次主席团会议于2007年4月2至4日在巴黎举行。现按时间顺序，简要介绍一下会议情况和自己的一些体会。

    4月1日（星期天）晚上，主席团成员召开了“信息促进发展最佳实践”工作组会议。这个工作组是在第10次主席团会议上根据我的建议成立的，本来也是让我负责的。我提出，所内工作很忙，恐怕抽不出时间来抓这个工作组。经商量，由主席团副主席、坦桑尼亚代表姆拉基先生来负责这个工作组。我在工作组的讨论中多次发言。例如，关于今后搜集各国“信息促进发展”的成功故事时，应注意哪些要素的问题，我提出：应关注“谁是行动者？在何时何地做了什么？具体做法是怎样的？为什么这样做？产生了什么样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几个方面，被大家接受。后来（4月3日）姆拉基代表工作组在主席团会议上所作的汇报发言，充分反映了我的建议。

    4月2日上午，第12次主席团会议开幕。主席Zwimpfer先生首先介绍了在IFAP的三个优先领域的进展。在“信息伦理”领域，IFAP刚推出一本报告，题为《新兴技术的伦理含义：一次调查》（我打算让情报方法研究中心编译介绍该报告的主要思想，在《中国信息导报》上发表）；在“信息素养”领域，IFAP拟与IFLA合作，推出一个信息素养指南；在“信息保存”领域，这次会议将安排半天的主题辩论。然后，教科文组织负责信息事务的助理总干事Khan先生致词，他希望大家切实解决IFAP项目经费不足的问题，努力寻找资助来源。

    接着，主席要求各位代表简单介绍一下各国在全民信息计划领域的工作。我谈到，尽管IFAP不是个经费充足的计划，但本所考虑到它的重大意义，经常在符合全民信息计划目标的国内相关活动中亮出IFAP的旗号，为IFAP扬名，但并不一定使用了IFAP经费，而使用的是本所（ISTIC）的经费。另外，中国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可能比国与国之间的数字鸿沟还要严重，如何弥平这一鸿沟，是严峻的挑战，也是中国开展IFAP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下午，大家用很多时间讨论了南非信息社会研究所受IFAP委托对IFAP计划进行全面评估后提交的评估报告草稿。我首先发言说，该评估报告最后提出了12项建议，但只有1项是切实可行的。该评估报告草稿之所以对IFAP批评得比较尖刻，是因为评估者对IFAP的性质不清楚，将它等同于一个公司项目进行了评估。我的观点引起了大家共鸣。主席团副主席、奥地利代表舒勒说，我的发言击中了要害。后来（4日），在通过电话会议同南非信息社会研究所的评估人员交换意见时，Zwimpfer先生也向对方转达了我的意见。

    3日上午，借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个会议厅，就信息保存问题进行了公开主题辩论。共有6个正式发言，题目分别是：（1）处于法律与历史之间的档案：评价与保存，趋势与挑战；（2）电影遗产的保存；（3）声像遗产的保存；（4）电子出版物与法定呈缴物的保存面临的挑战；（5）保存科学数据；（6）信息保存方面政府应担负什么样的角色与责任？6个报告的水平是很高的。专家们强调说：古埃及羊皮纸上的信息，可保存几千年；优质纸张上的信息，可保存几百年；传统声像资料可保存几十年；而现在的数字形态的信息，搞不好只能保存十几年甚至只有几年。用舒勒的话说，“在数字时代，如果我们在保存信息方面无所作为，就可能损失掉一切”。可是，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尚未引起各国政府的充分重视。

    下午，代表们参观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对馆藏的丰富、馆舍的精良留下了深刻印象。参观结束后，代表们返回到教科文大楼，召开了“信息素养”工作组会议，共3小时。这次会议，特意从加拿大请来了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科技指标专家Simon Ellis先生，他介绍了不同机构采用的共32种信息素养指标。我在发言中，根据研究生部XX和人事处段黎萍博士事先准备的资料，介绍了中国研究信息素养问题的有关机构和相关成果。会后，该工作组主席、主席团副主席、牙买加的杜伦特女士又找我了解中国的有关情况。

    4日上午，讨论了对教科文组织信息部2008－2013中期战略文本的意见，打算将这些意见反映到即将召开的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议上去。两个工作组的主席分别汇报了讨论结果。下午，讨论了10项杂项事务，比如，IFAP与三星电子的可能合作；今年10月27日是“声像遗产世界日”，IFAP如何配合这一日子搞宣传的问题；IFAP如何加强与信息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的问题；等等，此处不详列。

    教科文组织的自我定位是“思想实验室”。确实，每次参加IFAP会议都接触一些新观念，受到知识刺激或者叫震动。尽管IFAP不能带给我们多少项目经费，但获得这种知识营养也是很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