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受大连理工大学刘则渊教授之托，在此发布他为弟子的学术著作写的序。这种序有可能是敷衍了事的，因为弟子求导师写序，导师一般不好意思不答应。这篇序绝不是敷衍了事的，而是刘教授对专著仔细研读的产物，充满了学术能量。敬请科学计量学爱好者以及其他博主浏览阅读。）

以知识基因论解读《新兴研究领域识别计量》

刘则渊

“一本好书，至少应满足两项标准，一曰高复制性；二曰回答大哉之问。”这是我的一位博学多才的老友陶在朴先生曾经发表的高见^[1]。

用这个好书标准来衡量，我认为青年学者郭涵宁的这本专著《新兴研究领域识别计量：理论•指标•实例》，应当是科学计量学领域的一部好书。

为了证明这个结论，阐发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我想引入著名的英国进化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名著《自私的基因》中所创造的术语“Meme”(读“觅母”，mi：m，而不是“米米”)^[2]，并加以充分的说明。这也是陶先生首先向我引荐的^[3]。Meme的译名至今海峡两岸尚未统一，一般译为“文化基因”或“知识基因”^[4]。我个人倾向于在科学技术领域，采用“知识基因”的译法，而在非科学文化领域，译为“文化基因”。其实，早在1984年我国科学计量学家赵红州和蒋国华就提出过类似知识基因的“知识单元”概念，并认为，“任何一种科学创造过程,都是先把结晶的知识单元游离出来,然后再在全新的思维势场上重新结晶的过程。这种过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重组中产生全新的知识系统,全新的知识单元。”^[5]对此，我后来做了发挥：所谓知识单元(knowledge unit)是人类知识领域一般用以表征其特定内容的概念及陈述、语词及词组、术语及定律等可计量的基本单位。其涵盖非常广泛——科学、技术、人文等不同学科门类的知识，著作、文章、专利等不同形态的知识，储存于文献、网络、信息等不同媒介中的知识，以及蕴涵在个人、组织、共同体等活动主体中的知识。这些知识领域在特定的范围内，会发生知识单元的离散和重组、演进和升华、衍生和转化，形成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上升过程。在一定条件下，某个关键的知识单元可能扮演“知识基因”的角色，决定着特定领域知识的进化与突变^[6]。

道金斯指出，meme不同于基因(gene)，gene借由精子或卵子，由一个人体跳到另一个人体而得以复制遗传，然而人类的生物基因每传一代会因从父母各获一半而减半，我们伟大祖先的基因会在一代代的重组中呈几何级数递减而消失；而meme是一个表达文化传播的单位，或一个文化复制的单位，旋律、观念、口号、流行服装、建筑式样，都是meme，它借由模仿，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会在一代代复制传递中永久保存。牛顿的“万有引力”，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等等知识基因，分别通过他们的经典著作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的基因(gene)已不复存在，但他们的知识基因(meme)却不断复制、不断传播，扩散到当今世界。道金斯杜撰的“meme”不胫而走，超越生物学界，跨界传播，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著名学者詹姆斯•格莱克（James Gleick）在其名作《信息简史》中评论道：道金斯的meme是一个最难忘的发明，远比其“自私的基因”更有影响力^[7]。不过，中国学术界对“自私的基因”与“meme”观念的反应迟滞，直到20多年后才在中国大陆^[8]和台湾^[9]引起广泛关注和迅速传播。

上面不惜笔墨做了较长篇幅的充分铺垫，现在该是序言的主角出台亮相了。从知识基因的视角来看，涵宁的《新兴研究领域识别计量》一书，可谓饱含知识基因理念的一部力作。这里不妨从三个层面来考察和剖析这本书与传承知识基因息息不离的关系。

首先，从新兴研究领域这一研究对象与主题层面上看，研究领域及新兴研究领域并不是这本书提出的新概念，但“新兴研究领域”是一个内容涵盖宽泛的研究范围，可以囊括和体现刚刚萌发、初露端倪的新观念、新方法、新方向、新发现，乃至潜在的新学科，就成为富于创意的研究选题了。正是层出不穷的新兴研究领域不断地创生与涌现，构成现代科学突飞猛进、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因。显然，“新兴研究领域”就具有“知识基因”离散、重组和更新的特质了。因此，如何探测和选择新兴研究领域，无论是对国家、地方科技部门，还是科研机构、科学家个人，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当然，用什么计量指标来识别新兴研究领域，对于科学学与科学计量学界来说，便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责无旁贷担当的重要选题。也就是说，“新兴研究领域”的识别计量是一个值得探索和回答的“大哉之问”。正如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J.D.Bernal)所说：“课题的形成和选择，无论是作为外部的经济技术要求，亦或作为科学本身的要求，都是研究工作中最复杂的一个阶段。一般来说，提出课题比解决课题更困难。如果再加上人力和设备都有一定的局限，则产生的课题之多，是无法一下子全都解决的。所以评价和选择课题，便成了研究战略的起点。”^[10]这本书将“新兴研究领域”作为研究选题和对象，不仅本身把握了研究战略的起点，而且为科技界制定研究战略提供了启示。

其次，从新兴研究领域识别计量的理论层面来看，这本书借助科学知识增长研究的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展现出高被引代表性论著，为新兴研究领域识别计量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就是在科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四大理论：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D.Price)的科学前沿理论、科学哲学家库恩(T.S.Kuhn)的科学发展模式理论、跨学科科学家门纳德（Henry W. Menard）的科学增长变化理论和信息可视化专家陈超美的研究前沿识别及可视化理论。特别富有意味的是，四位代表人物的代表作之所以成为高影响力、高被引文献，就在于各自的核心观念：普赖斯可计量的“研究前沿”，库恩的“科学范式”，门纳德基于引文细分的“引文年龄”等，以及陈超美关于知识基础之上的“前沿识别”，都是频繁复制、不断传承的“知识基因”，并且成为新兴研究领域辨识的理论支柱。尤为可贵的是，本书作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对游离于四大理论的知识基因进行了综合与重组，构建成为新兴研究领域由萌芽、形成到成熟全过程的理论框架。

第三，从新兴研究领域识别的计量指标层面上看，本书作者依据四大理论，按新兴研究领域形成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设计了新近科学家、核心概念、重要文献、学科交叉和同行认可等5个环节、7项科学指标，对新兴研究领域的识别进行测度。这些科学指标直接间接涉及到文献引文分析。大家知道，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属于二阶主题及二阶科学，以作为一阶主题的科学文献为研究对象^[11]。而现代科学文献——以科学引文索引(SCI)为代表的文献数据库，是基于贯穿文献之间的观念联系的一项重大发明^[12]。引文即参考文献是现代科学文本及其区别于非科学文本的主要特征，由此导致文献引文分析成为科学计量学的主流方法。科学文献之间的观念联系、引文关系，是一种基于知识单元的知识流动，本质上是知识基因的复制、传播和重组。由于现代科学文献的这一特质，无论是引文为主的科学计量学，还是悄然兴起的补充计量学(Altmetrics)，以及基于使用数据的计量分析，都无法回避不同领域“知识基因”的复制与变异现象。因此，对本书所论新兴研究领域关注和有兴趣的读者，阅读本书就会发现：4个研究领域实例分析表明，7项指标所表征的知识基因尽管性质、形态不同，但在作为新兴研究领域从萌发到成熟的过程中，这些不同性质与形态的知识基因复制与传播、重组与变异，呈现出惊人的类似规律性。这样就为科技界和科学家在确立科学研究战略，辨别与选择新兴研究领域，起到一定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以上是我对涵宁的这本书主要内容所做的理论解读，从中我们看到知识基因理论视野下的新兴研究领域识别计量著作。

涵宁的这本书，是以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这篇博士论文荣获2014年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提名和大连理工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而我也因此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当然我为此而自豪，更期待它早日出版问世。但是，涵宁并不满足于此。她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尽管教学活动与工作事务繁忙，仍然对“新兴研究领域识别”问题坚持不懈地继续探索，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现在，涵宁根据基金项目的主题与内容，围绕“新兴研究领域”的识别计量问题，对时过4年的数据进行了必要的更新并重新绘制了图表，从而对因数据更新而发生的个别计量结果变化做了重新解读，同时对全文的结构编排做了适度的调整，对章节标题做了新颖的表述，面貌可谓焕然一新。然而就新兴研究领域及其识别的理论基础、计量指标所特有“知识基因”却得到彰显和弘扬，一部理论、方法、指标相统一的新兴研究领域识别计量著作呈现在读者面前。

“新兴研究领域”的辨识，是一个涵盖科学门类广泛、极富学术魅力、并且大有作为的学术天地。目前存在两种相互依存的研究路径：一是选择可能属于新兴研究领域的若干案例开展如何识别的计量分析，二是从新兴研究领域的发生发展过程探索其从萌芽到成熟的规律性。涵宁的这本书在这两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现在有必要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及交叉科学各部门，选择更多学科领域的案例开展计量研究。例如学术界至今仍然颇有兴趣与争议的“宇宙起源”、“意识起源”等领域；又如唯一以物质尺度命名的“纳米科学”在物质科学和生命科学产生的新兴领域，有着怎样不同的特征与规律？似乎还可以从貌似新兴领域的伪科学反科学案例进行辨识计量分析。这本书提到普赖斯分析过的“N射线”领域和作为反例的“冷聚变”领域。科学史上不时沉渣泛起的“心灵学”，如今又掺进宗教、科学，与佛学、“量子纠缠”之类纠缠起来，似有卷土重来之势，颇值得辨识分析一番。新兴研究领域正反两方面的诸多案例分析，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与揭示新兴研究领域形成的规律。无疑，掌握新兴研究领域形成的基本规律，当一个新概念、新现象、新发现、新方法突然出现或意外降临，会指导我们辨别它们是否可能成长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兴领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技强国之梦，不独需要我们善于识别新兴研究领域，而且更需要我们敢于开拓新兴研究领域。我们期待涵宁在新兴研究领域识别计量这片希望的学术田野里，继续耕耘播种，获得新的丰收。同时也欢迎广大青年学者投身到这片广阔的知识天地，学会识别并开拓出属于自己的新兴研究领域。青年朋友们，这里不会辜负你们的努力，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因为你们的年轻伙伴涵宁在本书中业已阐明，新兴研究领域是年轻人的用武之地。

2017年6月15日于大连新新园

参考文献与注释：

[1]陶在朴.生态包袱与生态足迹[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3.

[2] Richard Dawkins.The Selfish Gen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3] 陶在朴.文化基因与自杀[A].陶在朴.理论生死学[M].台北：五南出版社,1999：75-99.

[4] 除了意译为“文化基因”、“知识基因”外，还有多种音译：模因，幂姆，縻母，敏因，密母，记因，谜米，觅母等。

[5] 赵红州,蒋国华.知识单元与指数规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4,(09)：39-41.

[6] 刘则渊.知识计量学及其可视化技术的应用研究[A].刘则渊.跨越学术分水岭[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7.文中知识基因夹注了英文“knowledge gene”，欠妥；应当是“knowledge meme”。

[7] Gleick, James. 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M]. Pantheon.2011：269.

[8] 里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M].卢允中,张岱云,王兵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9]道金斯.自私的基因[M].趙淑妙译.台北：天下文化公司，1998.

[10] J.D.贝尔纳.科学研究的战略[A]. 赵洁珍译.科学学译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25-38.

[11] 普赖斯，DJD.科学的科学(A).载戈德史密斯M.，马凯A.L主编.科学的科学（C）.赵红州，蒋国华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234.

[12] Garfield E. Citation Indices for Science，A New Dimension in Documentation through the Association of Ideas[J]. Science，1955，122：109-110.

（说明：以上“参考文献与注释”原为脚注，现在发表时按期刊规范变为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