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部长袁贵仁：高校决不能成为传播西方价值观的传声筒   

由于袁部长此说引起了一些争议，于是有学者出来撰文解释说，这里的“西方价值观”是特指西方政治价值观。按此逻辑，袁部长的话应该改成“高校决不能成为传播西方政治价值观的传声筒”。袁部长此说作为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话，其所针对的现实情况也许可以被理解为现在中国的高校快要成为传播西方政治价值观的传声筒了，甚至现在中国的高校已经成为传播西方政治价值观的传声筒了。（这个理解未必符合袁部长讲话的原意。）不过，以我作为一名高校老师有限的见识来说，我不认为当今中国高校已经成为或快要成为传播西方政治价值观的传声筒了，这种情况至多也只是发生在中国的个别高校。因其仅是个别高校的特殊情况而非一般高校的普遍情况，故袁部长所谓“高校决不能成为传播西方价值观的传声筒 ”就应该并且也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高校决不能传播西方政治价值观”，因为从普遍情况看，从过去到现在中国高校事实上都不曾成为而且也不可能都成为“传播西方政治价值观的传声筒”。 

即使将袁部长所谓“西方价值观”解释为“西方政治价值观”，要贯彻执行袁部长关于“高校决不能传播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指示精神，完全按指示办事，这也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的。 

首先，“西方政治价值观”这一概念的外延很广，它包括从古代到当代的西方政治价值观；即使从西方社会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近代算起，从近代到当代的西方政治价值观及其理论（包含政治哲学理论）也是汗牛充栋，即使把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及其理论（包含政治哲学理论）排除在外，它们也是学派林立，难道它们都是错误的？或者可以把它们统称为“错误的政治价值观”而应该使其从此永远离开中国高校学生的视野？难道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高校都应该并且完全可以且一定能够办成这样的高校吗？ 

其次，如果把从近代到当代的西方政治价值观及其理论（包含政治哲学理论）统统贬为“错误的政治价值观”而打入“地牢”，这就差不多是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西方政治学说史以及作为西方政治学说之理论基础的政治哲学和公民哲学给全盘否定和抹煞了。然则，如果坚持“高校决不能传播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指示精神而长期予以贯彻执行，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政治学界、哲学界还怎能开展同西方学者的对话呢？一二十年后的将来还由谁能够为中国政府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进行“人权对话”而执笔写作《人权白皮书》呢？莫非请西方学者来代笔？ 

再次，当今中国高校中专门从事价值观方面的教学或从事包括价值观方面的内容的教学的教师，其主力军是各高校的马列部以文史哲和法学等系科的教师。马列部的教师是专门向全校各专业的学生讲授马列主义的，他们在课堂上是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包括政治价值观）的，为了讲好课，一般老师都要讲到西方价值观（包括政治价值观）的内容，但这是为了更好地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包括政治价值观），是为了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包括政治价值观），这能否被理解为是“传播西方政治价值观”呢？文史哲和法学等系科的教师，有些是专门讲授“西方法律思想史”、“西方政治学说史”、“西方哲学（包括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价值观）史”等课程的，这种讲授能否被理解为是“传播西方政治价值观”呢？也有些虽不是专门讲授这些课堂，但为了更好地讲授本课程，他们有时也不能不像马列部的教师那样讲一些西方价值观（包括政治价值观），这能否被理解为是“传播西方政治价值观”呢？ 

据实而论，不论是何种情况，在课堂上只要是涉及到西方政治价值观的内容而加以讲解，这在客观上就是在传播西方政治价值观，至于讲授者在主观意图上究竟是别有用心的恶意传播还是无不良居心的正当传播，这是很难确定一个客观标准来加以判别的。然则，如果按袁部长的指示精神办理，高校不能传播西方政治价值观，这几乎就是意味着高校应该禁止开设诸如“西方法律思想史”、“西方政治学说史”、“西方哲学（包括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价值观）史”之类的课程，即便袁部长的指示并不是意味着要取消这些课程，那也是意味着这些课程的主讲老师不再有良好的政治条件讲授这些课程，与这些课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那些课程的主讲老师也不再有良好的政治条件讲好自己的课程——这两类主讲老师随时都有可能被举报或打成“传播西方政治价值观”者！试问：有谁愿意冒这样的政治风险去讲授这些课程呢？ 

最后，按笔者的学术生活体验来说，通常专门从事某个专业的学者，都会对本专业的学术思想产生或多或少的偏好或偏爱，例如长期研究儒学者，往往会对儒学产生偏好或偏爱，同样，长期研究西学者，也往往会对西学产生偏好或偏爱，这是学者之常情。进言之，凡是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专业学术研究者，必定会对本专业产生偏好或偏爱，尤其是在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要真正达到对本专业的融会贯通的理解，就必须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抱有一定“同情心”，否则就无以达到对研究对象的“同情的理解”。无论是研究中学者，还是研究西学者，无不是如此。既然如此，对于那些专门研究西学的学者来说，他们对西学抱有一定“同情心”和偏好或偏爱之情，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从而他们在写文章或讲课时，因为带着这种情感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西方政治价值观”也就在所难免了，除非像文革时期那样让他们到工厂和农村去接受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放弃他们的专业！  

在任何一种政策出台之前，都应首先考虑它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因为任何一种既不合理也不可行的政策都是不可能收到积极效果的。其次，还得有充分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大师列宁曾经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据此，为了把中国高校的学生都培养成共产主义者，高校教师们就应该努力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他们自己及其学生的头脑。然而，难道“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独独不包括从近代到当代的西方政治价值观及其理论（包含政治哲学理论）的知识财富在内？

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