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1893-1980）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学术大家。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学术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考古学、辨证伪古史、民俗学。他最突出的学术成就是在古史辩证方面，他以其在1923年首次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1]和在1926至1941年间主编出版七册《古史辨》，创立了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

我对顾颉刚的学术未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最近认真阅读了顾先生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一篇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我以为，这两篇文章是集中反映了顾先生的学术精神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主要是反映了顾先生学术的科学精神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主要是反映了顾先生学术的人文精神方面。

顾先生学术的科学精神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是1926年顾颉刚 34岁时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所作的长篇自序，据顾先生自述，他这篇序文是在“从容不迫”的情况下，“心中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实足写了两个月”，是“我有生以来的最长最畅的文”。我计算了一下，全文共有六万五千八百余字。顾先生妻子曾笑话他：“你这篇文字不成为序文了！—篇《古史辨》的序，如何海阔天空，说得这样的远?”顾先生回答：“我的意思，原要借了这篇序文说明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和我所以有这种主张的原因，一件事实是不会孤立的，要明了各方面的关系不得不牵涉到无数事实上去；至于体裁上像不像序，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原不想作文学的文章。”关于顾先生研究古史的方法的由来，顾先生说明道：“我所以有这种主张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时势，我的个性，我的境遇的凑合而来。”根据顾先生的自述，他的古史研究方法论是围绕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展开的。

据顾先生自述，他进大学本科时原是选定哲学系的，因为当时他想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基础而解决人生问题，以为只有研究哲学才可以从自己所见到的繁杂离奇的种种事物的关系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得到一个简单的纲领”。但是，当他接受了来自西洋的科学的影响之后，他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认识到学问的基础是要建筑于事实上，而过去的哲学的基础却是建设于玄想上的。他说，神学家和哲学家自鸣得意其所获得的所谓“‘与造物者游’的洞见理极”其实全是由于他们的幻想而来。“最高的原理原是藏在上帝的柜子里，永不会公布给人类瞧的”，所以与其白费气力去探求所谓“最高的原理”，还不及科学家凭了实证，以穷年累月之力知道一些真事物。顾先生反对宣传玄想的哲学，认为这种哲学是会阻碍纯正科学的发展的。他认为幻想的哲学并非真实的哲学，真实的哲学是科学的哲学，而科学的哲学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只有先从科学做起，等到各门科学平均发展之后，再通过做会通的工作，来建设新的哲学。

顾先生既推崇建筑于事实的基础之上的科学的学问，所以认定史学是最切近自己性情的学问，并认为从事史学最切实的道路，是“要先弄明白了古代的史实，然后再考各种书籍的时代和地域，考明之后便在里面抽出那时那地的传说中的古史，加以系统的整理；更研究了考古学去审定实物，研究了民俗学去认识传说中的古史的意义。必须把这条道路按部就班地走完了之后，始可把我的研究古史的责任脱卸。”

但是，为什么要从事史学研究呢？顾先生说：“‘学了没有用，那么费了气力去学为的是什么！’普通人都这样想，我也这样想。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

顾先生之所以推崇清代朴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在他看来清代学者敢于脱离应用的束缚，而不像清代以前的学者必要把学问归结于政治的应用；顾先生之所以不能佩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近代今文经学家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在他看来他们是“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他们的政策是：第一步先推翻了上古，然后第二步说孔子托古作《六经》以改制，更进而为第三步把自己的改制引援孔子为先例。因为他们的目的只在运用政策作自己的方便，所以虽是极鄙陋的谶纬也要假借了做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丢去。因为他们把政策与学问混而为一，所以在学问上也就肯轻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于怪妄之说的下面。”

顾先生强调：“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所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就是凭自己“固有的是非之心”，并且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也不受习惯的束缚，而且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更不怕社会的威吓，完全运用我活泼的理性来做公平的裁断，只凭了搜集到的证据而说话。顾先生曾明确表示：“只要以后发见的证据足以变更我的臆测时，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张加以修改或推翻，决不勉强回护。”

顾先生学术的科学精神，本质上就是科学的理性精神。把这种理性精神贯彻于认知过程，就是对于认知对象只做事实判断，不作价值判断，亦即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并且在认知交往中，也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学术派别。顾先生之所以推崇清代朴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清代以前的学者总好规定崇奉的一尊，而清代学者为要回复古代的各种家派，无意中把一尊的束缚也解除了。然而，顾先生也看到清代学者有一个致命的局限，就是他们有“信古尊闻”的偶像崇拜，所以他们的学问虽然比东汉古文经学家郑玄好了千百倍，但终究不敢打破他们的偶像，以致为他们的偶像所牵绊而妨碍了其求真的工作。顾先生说，“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

顾先生学术的人文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是顾先生在抗日战争初期写下的，全文八千七百余字，最初发表于1939年2月13日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此文是面对日本的侵略，为了动员“全民族团结御侮共同生存”的目的而写作的，文章呼呼国人“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应该在“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的前提下，“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树立“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信念，因为“我们所以要抗战的是要建国，而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实为建国的先决条件”。

顾先生辨析了“民族”与“种族”两个不同概念的含义，指出：“‘民族’是nation的译名，指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体情绪的人们而言，是人力造成的；‘种族’是race的译名，指具有相同的血统和语言的人们而言，是自然造成的”。据此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不仅是国人应当树立的一种信念，而且也是一个事实。事实上，中华民族并不组织在血统上。如果论血统，中国人的血统早已是错综万状，并无单纯的血统可言了。“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所以就血统而论，完全可以说“夷汉是一家”了。顾先生指出，实际上，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彼此之间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之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彼此承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顾先生说，春秋时许多蛮夷到了战国都不见了，难道他们都绝种了吗？不，他们因为文化的提高，已与中原诸国合为一体了，再没有种族问题了。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从此以后，政权的分合固有，但在秦汉的版图里的人民大家是中国人了。在顾先生心目中，中华民族只是一个文化概念。“文化的力量本来可以超越种族的界限，只要文化联成一体，那就是一个不可分解的集团了。”但是另一方面，顾先生又认为， 一个人不该死板板地隶属于那一种文化集团，而应当随顺了内心的爱慕和外界的需要去选择一种最适当的文化生活着；而且各种文化也自有其相同的质素，不是绝对抵触的。所以顾先生又指出，“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他说，现在汉人的文化，大家说来，似乎还是承接商周的文化，其实也不对，它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了。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汉人为什么肯接受非汉人的文化而且用得这样的自然，那就为了他们没有种族的成见，他们不嫌弃异种的人们，也不嫌弃异种的文化，他们觉得那一种生活比旧有的舒服时就会把旧有的丢了而采取新进来的了。所以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的人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

总之，顾先生是把中华民族纳入文化范畴，而他的文化观是把一定的文化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和开放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发展取决于人们生活环境的变化和其内在的生活需要。撇开环境的变化因素，人们对文化的理智选择，是服从于他们内心的情感需求。顾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指出：“人之所以为人，本只要发展他的内心的情感；理智不过是要求达到情感的需求时的一种帮助，并没有独立的地位。” 所以，顾先生的文化观本质上是以情感为本的，堪称为“情感主义的文化观”。据实说，顾先生做学问，也是服从他自己内心的情感需求，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就提到：“我对于学问上的野心的收不住，自幼就是这般……恨不能把什么学问都装进了我的肚子……要尽通各种学问……为翻书太多了，所以各种书很少从第一字看到末一字的。这样的读书，为老辈所最忌，他们以为这是短寿促命的征象。我也很想改过来，但是求实效的意志终抵抗不过欣赏的趣味”；又提到“最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若能像适之先生考《水浒》故事一般，把这些层次寻究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看它们是怎样地变化的，岂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

[1]1923年初，顾颉刚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集中表达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要点有三:（1）对传统中的古史演变过程加以考辨，即可发现“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早的帝王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皇帝、神农，到汉以后有盘古。（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代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尚书.尧典》中就成为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3）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我们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