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皆主张以“自然”态度来对待人生。然而，同是“自然”的态度，于老子则是严肃认真的，在庄子却是玩世不恭的。

先看其名利观。

乍看起来，老、庄都是淡泊名利的，似乎无甚区别。其实不然。老子的名利观颇似于儒家鼻祖孔子的观点。孔子虽“罕言利”，但他并不一般地反对追求“利”，而是主张“见利思义”，即认为应该通过正当的、合礼合法的渠道来谋取个人利益。老子对于“利”，亦抱有类似的态度。他强调“利而不害”，反对损人利己。他认为，“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主张把利己和利人统一起来，通过利人的手段来达到利己之目的。当然，老子并不是很重利。在他看来，“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并且，“多藏必厚亡”。因此，他更强调的是“知足者富”，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所以，他主张“少私寡欲”，反对贪得无厌的求利。

对于“名”的态度，老子亦很接近于孔子。孔子并不怎样看重“利”，但却十分看重“名”，不过不是当世之名，而是没世之名。他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孔子所追求的是青史留名!与之相似，老子其实亦是十分看重“名”的，不过不是昙花一现的“非常”之“名”，而是名垂千古的“常名”。他认为，只有不为一时的功名所牵累，才能获得永垂不朽的大名，故曰：“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反之，居功则必损其名。所以，他力主“功遂身退”。此亦即所谓“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之意。若是，则纵然身死，而其名可以不去。此之谓“死而不亡”。“死而不亡者，寿。”老子所孜孜以求的人生大目标，正是这样的“寿”!由此观之，老子对于没世之名的追求实较孔子为甚，其执著认真的态度着实令人肃然而起敬。

与老子相比，庄子的名利观可就大相径庭了。《逍遥游》中许由说的一番话，可看出庄子对于名利的态度来，其曰；“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此话之底蕴实就是说：我只消填饱肚子，再有个睡觉的地方，行了；什么功名利禄，我全不在乎!所以，庄子的处世原则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谓“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也。这种处世态度，分明是一种混世主义、滑头主义!

再看其生死观。

对于生命，老子是十分珍惜的，并因此很注重养生之道。他主张通过内气（德）的存养，即所谓“积德”，来达到“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目的。他认为，“物”的存在是依赖于积聚在其体内的“气”（“德”），其内气一旦散失（“失德”），则必然导致其灭亡。而欲念则是导致人的内气散失的：“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这也就是说，欲念与内气是互相排斥的。欲念减少则内气增多；反之，欲念增多则内气减少。因此，他主张“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亦即要使欲念减少到与“自然”相一致的程度。如此，其心便能“不欲以静”，以至于“心不使气”，从而就能保持内气充足，使生命力常盛不衰；反之，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巳。”此所谓“不道”者，乃指不合乎上述“长生久视之道”。当然，老子虽认为通过“积德”可以“长生久视”，但也仅仅是延长寿命而已；他未尝认为养气可以长生不死，所谓“不道早已”，反过来恰好说明了“为道”（“积德”）也不过是迟死罢了。在这一点上，老子的观点与后世道教徒的“长生不死”的神仙观点是有本质区别的。

庄子对于生死则是持一种极端消极的自然主义态度。他以“死生为昼夜”,“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并以相对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生，谓“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以为人生短促而虚幻，不必看得太认真。他更以悲观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人生，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他因此嘲讽那些追求长生久视的养形存身者：“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他极欣赏那些“游方之外者”的人生态度，认为其“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疒溃痈”的生死观，才是真正通乎生死之道的。唯其如此，方能达到“死生无变于己”，而“入于不死不生”之地。庄子的这种企图从精神上解脱死生的做法，实质上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