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看，罗援将军《只要是中共在执政 美国就不会放弃制华》一文的观点，仍然是带着文革式的意识形态头脑来观察和分析国际问题，其头脑所充塞着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党性原则”。只要坚持这种“党性原则”，就无法理解政治斗争的实质，就既不能搞好国内政治，也不能搞好国际政治。

国家利益永远高于党派利益，这是一个政治法则，谁违背这个政治法则，就必然招致政治斗争的失败——在国内则失去执政地位，在国际则丧失国家主权。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就古代而言，以明末为例，当时有齐、楚、浙三党鼎峙，它们是朝中官僚因地缘关系结成的政治派系，均为东林党的反对派，其以排除异己为能事，既彼此互相争斗，又联合攻击东林党。依附这三党的还有宣党、昆党等，这些党派被合称为“齐楚浙党”。东林党与齐楚浙党展开了长期激烈的斗争，其党争始于争国本，既而争“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绵延数十年。宦官魏忠贤得势后，齐楚浙党大多投靠其门下，形成阉党，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编造黑名单《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兴起党狱，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崇祯即位后，虽除掉魏忠贤，但阉党势力仍存于朝中，继续排斥东林党人，直至明亡。明末政治的黑暗与腐败与党争有极大关系，这些党派都把自己党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在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后金国（大清国）入侵以至于明室摇摇欲坠之际，不知互相联合保国，只知互相争权夺利，由此造成了大明帝国内耗巨大，以至于无力有效对付农民起义军和后金国（大清国）的内外夹击，最终导致明室崩塌。

再说现代，与明末相似，民国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国共党争你死我活，国力因此内耗巨大，为此非但不能使作为半殖民地的国家得到丝毫改观，更使得日本能趁虚而入，及至国家面临灭顶之灾时，国民党首蒋介石仍坚持党派利益至上，一味反共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幸有“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和嗣后的共国合作，才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使我华夏国家最终避免了又一次异族统治。但是，在苏联和美国的帮助下，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蒋介石又老毛病重犯，仍坚持党派利益至上，容不得共党的存在，于是党争复起，最终导致惨烈内战，其结果是原本执政的国民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复论共和国，共产党于执掌中国政权之初，是吸取了蒋介石一党专制独裁导致失去其执政地位的历史教训，因而能联合各民主党派，团结一致，一心共谋国家发展大业，也正是在这种民主气氛下，尽管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却还能取得抗美援朝的重大胜利。但是，此后不久，“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于是，名为阶级斗争而实为坚持党派利益至上而以排斥异己为能事的党争，再度兴起于中国政坛，自五十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后期，遂使得国力内耗日甚一日，至文革之末，国民经济终于到了崩溃边缘。幸好“四人帮”被及时粉碎并在邓小平主持下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政治新局面，才使中国走上稳定发展的正道。这三十多年来，中国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达到今天这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程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政治回复到了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状态并且更有所改善，执政的共产党能够更加自觉地联合各民主党派，彼此更加团结一致，专心共谋国家发展大业，也就是说，是由于中国的民主气氛达到了其历史上空前浓烈的程度，才有了中国今日之繁荣的局面。如果能把这种浓烈的民主气氛再进一步发展成可使中国获得持续稳定发展的民主制度，则中国必将变得更加繁荣昌盛。 

多党合作无论是以何种形式来开展，只要是坚持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而有真心的合作，从而是一心为国谋利，为民谋幸福，就都是合理的多党合作形式。换言之，凡党派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的多党合作形式，就是好的；反之，就是不好的或恶的。中国政治改革的要务实在于确立一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宪法，这种宪法能确保多党合作是建立在党派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的原则的基础上。如果能实行这样的宪政，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党争。只要确立了这样的民主宪政，则究竟是由什么党派来执政，也就成为一个次要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