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宜兴是中国的陶都，我是土生土长的宜兴人，自小受到陶文化的熏陶，及至成为学者，乃有研究陶文化之意向，遂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阅读了中国陶瓷史及相关书籍，并认真做了笔记，以为研究之基础，后因研究顾炎武而中断了陶瓷文化的研究。近来翻阅二十余年前的笔记，感觉还是有些价值，与其让它喂蠹虫，不如把它搬到自己的博客上，或许还能发挥一点积极作用，故自今日起连载之。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名，古人也曾统其名曰“瓦器”。此二者盖属同类而异种，但溯其源，瓷实本于陶。然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国陶瓷史上，瓷器以它那辉煌卓绝的成就，其声名之显赫远超过了陶器，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异常特殊的地位，曾与丝绸比翼双飞，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文明的杰出使者。英文“china”一词，其意指瓷器，而若将其中的“c”字母由小写改为大写而成“China”一词，它的意思便是指中国了，足见，中国与瓷器在历史上的西方人看来，就如同一物之两体，无可分割。这意味着瓷器作为中国的国粹，它曾经代表了中国，是我华夏文明的象征。

 

中国陶瓷，其精要全在于瓷。但如上所说，瓷实渊源于陶。所谓陶者，就是用可逆性较好的粘土，润之以水，而塑造成一定形状，待其干燥后，再以火加热至一定温度而制成的坚硬的物品。

 

陶器发明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在河南新郑裴李岗与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陶器，是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陶器，距今约八千年。陶器的发明，实系初民的巨大功绩之一，它比石器更能显示出人类所具的“创造世界”的伟力。关于陶器发明的缘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

 

“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恩格斯这里所讲的，应该不是发明陶器的唯一途径。在人类学会用火以后，偶尔落入火堆中的土器被烧成坚硬的器物，当也有可能引发初民去尝试制作陶器，如此等等。

 

陶器的制作，最初是用捏塑法以成其形，后来采用泥条盘筑法，特殊的器形则用模制法，或辅以慢轮修整，嗣后乃发展出更进步的轮制法。在陶器发明之初，成型的器坯是用平地堆烧法而烧成陶器的，后来才发明了陶窑。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陶窑，是距今约八千年的河南裴李岗文化的横穴式陶窑，其结构比较原始。到仰韶文化时发展出了较为进步的竖穴式陶窑，这种窑式构成了我国陶窑的基本形制。

 

陶器按质地可分成泥质陶器和夹沙陶器两大类，由于粘土所含的各种金属氧化物的比例不同，以及烧成气氛的差异，可呈现红、灰、黑、白等等不同的色泽。我国原始社会的陶器，以中原地区的为例，仰韶文化时代是以红陶为主，灰、黑陶次之；到龙山文化时代，灰陶乃成为主流，而红、黑陶次之，其晚期则开始出现用瓷土或高岭土制成的白陶。

 

进入阶级社会后，我国的陶器，尤其是流行于民间的陶器，多半是属于灰陶。红陶则在夏朝，即二里头文化早期，就极其少见。夏、商时代，除灰、黑陶以外，还盛行白陶，其大半是为奴隶主所占有和享用的。到了西周，白陶日趋衰落，而发明于夏代的印纹硬陶则大获盛行。战国时期则盛行在已烧成的灰陶器上绘彩装饰的彩绘陶。汉代更创制了低温铅釉陶。至唐代，则在低温铅釉陶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出了三彩陶。于“唐三彩”之后，宋、辽继续生产低温三彩釉陶，所谓“宋三彩”、“辽三彩”者是也。自宋、元及于明、清，正当瓷器迅猛发展之时，陶器的制作则在总体上趋于没落。明代中叶以后，我国陶器生产的中心日渐转移至宜兴，宜兴因获“陶都”之称。明清时期，这里的紫砂陶器尤负盛名，是为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陶瓷界的一枝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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