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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下)

已有 5764 次阅读 2008-10-8 21:05 |个人分类:中国哲学讲座|关键词:周易| 周易

 

(三)道器观念的文化影响

 

“道”与“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范畴,这对哲学范畴源于《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形而上”是指无形之物,“形而下”是指有形之物。《易传》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具体是指“太极”,即“太和”之“天地”,亦即“天地絪缊”的“天地”。“太极”意义上的“天地”不同于“两仪”意义上的“天地”——前者是“形而上”之“道”(太和之气),后者是“形而下”之“器”(天体与大地)。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指天体与大地及天地之间一切有形之物。《易传》以“形而上”与“形而下”界定和区分“道”、“器”,是表明了它对“形”的重视。《易传》之所谓重视“形”,是因为八卦原本是代表八种有“形”可见之“物”的,离开了“形”,“圣人”(伏羲)就无以“观象于天”、“观法于地”以及“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从而也就没有八卦了。但是,这些有“形”可见之“物”归根到底是从何而来呢?和道家老子一样,《易传》作者也认为“物”是由“道”所生。这表明,《易传》的宇宙起源论是受到了道家老子思想的深刻影响的,故《易传》应该被理解为是先秦儒、道合流的产物,其思想乃是以儒为主又儒道兼综的。

 

但是,“道”“器”范畴提出以后,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直到唐代,道器问题才引起经学家们的兴趣,并对之作了初步探讨。孔颖达谓:“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也。”(《周易正义》卷七)孔氏所谓“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承袭了魏晋玄学“贵无”论的说法,其思想与后者完全一致。他用玄学观点来解说道器,认为“道”就是“无”,“器”就是“有”。所谓“凡有从无而生”,犹言“凡器从道而生”也。

 

孔颖达的道器观对宋明程朱派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主张“有理则有气”(程颐语,见《二程粹言》卷一),“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朱熹语,见《朱子语类》卷一),其用“道”、“器”来指谓“理”、“气”,乃表明其道器观一如孔氏,亦是主张“道生器”。不过,这只是其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程朱更强调了道器之不可分离的关系:“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河南程氏遗书》卷一);“愚谓道器之各虽异,然其实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贯之。......愚谓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则道在其中”(《苏黄门老子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他们的思想,特别是朱熹“道在器中”的观点,对明清之际哲学家顾炎武的道器观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顾炎武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琴于师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曰‘下学而上达’。”(《形而下者谓之器》,《日知录》卷一)顾炎武这段话,旨在说明认识过程的一般规律是“下学而上达”,即从对具体的、个别的事物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对事物的一般本质的理性认识。而其倡导“下学而上达”的理论根据则在于“非器则道无所寓”。

 

顾炎武所谓“非器则道无所寓”,在表层意义上与朱熹“道在器中”的说法并无不同,皆在于说明“道”不离乎“器”;然而在深层意义上,其二者却有本质的区别:"道在器中”,只是朱熹的个别观点,而非其根本思想。朱子是在肯定“道生器”即“理是本”的前提下来讲“道在器中”的,故他所谓“道在器中”,便不是说“道”必须依赖于“器”才能存在,而是说“道”必须借助于“器”作为自己的“安顿”处、“挂搭”处。按其真思想,“道在器中”,决不意味着是“道”不能离开“器”,而是“器”不能离开“道”。以“器”不能离开“道”,故“器”在则“道”必在其中;否则,若“道”离乎“器”,则“器”如何能独立自存呢?!

 

在朱子哲学中,“道”(“理”)是唯一能够独立自存的宇宙本体第一性的存在,其他存在都必须依赖于这个“道”才能存在。“非器则道无所寓”则是顾炎武的根本思想,是他对宇宙的根本看法,亦是其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根本方法。作为一种宇宙观,“非器则道无所寓”的观点是在于否定“道”的第一性,否定天地万物之外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宇宙本体作为其存在的根据,认为“道”不过是天地万物本身的运行法则,它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不能脱离天地万物而独立存在。

 

顾炎武的“非器则道无所寓”的世界观,是一种非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它不是把现实世界看作由某个外在于人们的“公理”演绎出来的因而是他们不可以加以辩驳而只能唯唯接受的“结论”,而是相反地把这个“公理”看作由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的人们依据其自身的经验而归纳出来的关于他们自己生活的道理。如果说这个道理也可以叫做“本体”的话,那末,这个“本体”便是人们自己生活的本体——它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外,而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就是为什么顾炎武要说“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卷七),他这样说的用意,正是要把那个“彼岸”的“本体”(“性与天道”)拉回到“此岸”(“文行忠信”)世界中,这和他所讲的“非器则道无所寓”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所谓的“器”,就不是指外在于人而与人相对立的自在世界,而是指人们生活在其中的自为世界,即人们自己的活生生的生活本身。

 

从先秦道家老子和儒家《易传》的“道生器”到宋代朱熹的“道生器”和“道在器中”,再到明清之际顾炎武的“非器则道无所寓”,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宇宙观的变化——从宇宙生成论到宇宙本体论的发展。这种发展所反映的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变化——从“道”“器”分离或“道”“器”二元的思维方式到“道”“器”不离或“道”“器”统一的思维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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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国求 刘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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