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情人节白天我值溶栓班。中午还趴在桌上打盹，急诊手机突然响起（无论在全国的任何地区，只要听到这个铃声，我顿时寒战四起）。

眼科的同事打电话来，说一个病人一侧失明4个小时，问我要不要溶栓。我说你做造影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要做完造影明确眼动脉栓塞我才能启动溶栓流程。但一般发病3小时内溶栓效果会比较好。

眼科的同事挂掉电话，周围人松口气，说还好不用白跑一趟。

近3小时后电话再次响起，还是那个人。这次造影做好了，中央动脉部分栓塞，家属此时强烈要求溶栓。眼科同事声音很年轻，他还向我补充了一点，女患只有25岁。在我再次确认发病时间时，这名同事说是早上6:00起来就出现了，此时下午2：45，发病近9小时。这个时间长度即使对于我所能容受的大脑后循环梗死也过于勉强。

这下我只好将这个理由如实相告。目前没有这个证据说4.5h以上静脉溶栓在不经筛选的情况下就能获益，9h更为冒险。医疗伦理和规范约束摆在面前，任何人无能为力。

挂掉电话时坐在我身边的一个主治问我为什么难过，我说感觉很复杂。

在有限的时间窗里，大多数急性动脉闭塞病人没这个福气。前几年的CNSR数据说中国的溶栓率只有1.6%。

在指南的约束下，超标准的尝试需要知情和伦理通过，很难有预案。

假如上述是借口，那只能苛求自己。我们医院的年平均DNT（急诊-溶栓时间）78分钟，诊断过程花了主要精力，因为要确保医患双方安全。

2013年全国神经病学年会的时候，华山医院的团队成员自赞DNT缩得全国领先，我的发言在他后面，我说国内的咱们不比了，Helsinki模式目前平均DNT20分钟内，这一模式还被皇家墨尔本医院成功复制。我们也想过做类似的尝试，年前递交了SOP给院里，在此之前不停打电话开小会，像密谋造反一样想着如何一举大幅改革。但是DNT的缩短也不是医疗质控的价值所在，因为病人的唯一目标就是治好病，所以我们还要控制ONT（发病-溶栓时间）。

那天的一阵惋惜之后，我还是打给眼科同事，告诉他要向上级反映要开通造影绿色通道。是希望再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能坦然地有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