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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一些意见 精选

已有 6721 次阅读 2007-5-4 06:11 |系统分类:海外观察

 
对“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一些意见
(2003年9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召开的“九华论坛”上的发言稿,未发表)
郝柏林
复旦大学理论生命科学研究中心, 上海200433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100080
 
我曾是1977年全国自然科学长远规划中物理学规划总纲的起草人。我深感多年来科学规划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与实际政策的制定和经费拨款没有多少关系。搞规划的一批人,任务就是写出文字材料交差。今后应当使认真做出的规划具有法律效力,科学技术的管理部门要按规划立项目、拨经费。然而这样的长远规划就不应当是十分具体的。
凝炼出像“两弹一星”那样的“振奋人心”的项目,是一种与现在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科学技术发展情况不相适应的要求。“两弹一星”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人民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创造的丰功伟绩。“两弹一星”的可行性已经由外国人证明,我们要自己去解决从原理设计到材料工艺、技术加工的每个环节的从常规到关键的所有问题。在做法上可以集中全国的当时实际上很有限的人力物力,不计成本、不管甚至放下其它一些项目,由中央“专委”直接推动实施。其实,现在的载人航天、“嫦娥计划”,也是由外国人证明了可行性的事情,当然需要由我们自己去发挥创造性解决许多技术关键和材料工艺问题。有必要提出研制“基因弹”、“病毒弹”吗?那是会“震愤”国际人心的。当然,作为世界大国我们必须在反对生物恐怖主义的大旗下开展相关研究,有关部门如果到现在还没有作出安排,那是失职!这样的事需要写进规划吗?
规划和管理部门的通病是要不断地追求新名词、新提法,而不愿几十年如一日地改善科学和教育的大环境和支称体系(infrastructure)、长期耐心地支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问题是生产关系束缚着生产力,必须大刀阔斧地解放生产力,撤销一大批管理和评估机构,让科学工作者自由地去进行研究。科学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改善科学研究的环境和支撑体系。凡是过去几年做出过有国际影响工作的研究人员和集体,就主动加强经费支持,但不去过问他们今后的具体研究方向。可以经常检查科学工作者是否每周有六分之五以上的时间在第一线从事研究,然后每隔五年、十年去听听他们做出来什么新结果。管理部门的处长以及处以下的干部在研究基层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指挥权,他们只有了解和反映情况以及送支持上门的任务。说起送支持上门,美国Howard Hughes医学研究所对杰出生物医学工作者的资助方式就很值得借鉴.
关于科学研究的大环境和支撑体系,有以下具体建议:
一、                 建设为科学和教育界服务的统一的高速、宽带计算机网络,在上层统一解决费用问题,而不是往下层层加码。
二、                 由国家统一为科学教育用户订阅主要的、尽可能多一些的电子期刊,不再向用户收取费用。
三、                 国家级的图书馆用国家经费订购的光盘等电子资料,不再向用户收取费用,而应放手提供使用。
四、                 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等科学教育单位比较集中的城市,保证至少有一个图书馆收藏全球重要科学技术出版物。国家级(不是一般的)图书馆的收藏政策应当有一条基本认识:馆藏中有多少从来没有被借阅过的书刊,是图书馆收藏质量的一项重要的正面指标。这是信息论的一条基本原理:信息的可靠性由信息的冗余度保证。只有收藏广泛,才能保证用到时一索即得。科学技术界的行政领导们,可能根本没有过在我国科学技术图书馆中十索九缺的失望体验。
五、                 为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项目,在国家大型计算中心提供免费计算时间,这可以作为资助指标的一部分,写入项目批准书。
科学经费的分配要公开透明。必须改变多年以来“小钱大审查,大钱随便花”的局面。目前许多经费的分配是不公开、不公正的。许多论证评审是走过场:“专家”原是“哥们”,方案早已内定。今后“首席专家”们不许使用别人准备好的漂亮的、专门欺骗外行的多媒体演示“拉洋片”,最好能两手空空、只拿一根粉笔去“打擂台”,并亲自回答提问。对“首席”们的一条重要检查指标是本人有多少时直接间用在科学研究上。今后那个单位、那个人得到了什么项目、多少支持,应当在网上长期公布,供广大科学技术界特别是同行监督。建议对1980年以来拿过30万元以上资助、早已验收通过的项目,进行一次回顾性的检查,看看立项时和验收时列举的目标和成果,有多少是经受住时间考验、在国内外有影响或后继工作可查的。建议凡是担任了高层领导职务的科学工作者,必须与自己原来的实验室在经费申请、成果评价等事情上脱钩回避,更不允许为自己原来的实验室争钱、争项目,也不要在自己没有参与实际工作的文章上署名。建议制定科学技术管理部门的行为守则,例如到基层不许接送、吃请、不许拿“劳务”费和纪念品。美国科学基金会有一本关于“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s)的规定,可以参考。
建议在长远规划中不必追求新名词,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老实实地写上:要坚持不懈地开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球和天体这些传统而永恒的领域的基础研究。对这些领域的要求就是要有新发现。不管有无应用前景,只要是前人没有过的新结果都应当欢迎和鼓励。基础研究领域做出突破的关键是“得其人”。基本上“得其人”之后,就是长期稳定支持,不要中途干扰。科学上的战略方向,是要有三十、五十年稳定支持,造就几代人才之后,才能成点“气候”的。
科技界的领导近几年来似乎又增加了一种危险的指导思想,即要把大量资金投入挂着公司牌子的某些单位,这些单位同时还是国家某某中心。而从学校和研究机构生长出来的不少公司企业,却长期叫喊着要解决“体制”问题,其实质就是变公有为少数掌权人私有。这乃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通道。1998年Craig Venter宣布与私人资本合作,用霰弹法独立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美国国家卫生署在此压力下当年即追加5千多万美元给7个除了Venter领导的TIGR研究所以外的测序单位。这件事要放在中国,可能做法恰巧相反。
目前科学界的浮躁、虚夸之风,其根源盖在于长期以来的急功近利政策。有些科技界的领导自我感觉良好,甚至怀有难解的“诺贝尔情结”,而实践中却用错误的基础研究政策推迟着我国科学界作出重大贡献的时日。超导隧道效应外国人拿了实验和理论的诺贝尔奖,其实中国实验和理论物理工作者在同一时期就分别遇到过相应实验样品和理论公式(姑隐其姓名,免得钩起记者猎奇、学者伤心)。日本人拿了有机导体的诺贝尔奖,国内也更为重视,其实1959年到1961年的高分子半导体大会战,就曾有过许多发现,然而一旦科学院党组在1961年宣布取消“制造全高分子半导体收音机”的高指标、转入基础研究,队伍就逐渐散去或转向。John E. Sulston同Sydney Brenner、H. Robert Horvitz一起拿了2002年的诺贝尔奖(for their discoveries concerning genetic regulation of organism development and programmed cell death),国内有不少介绍,但Sulston十几年如一日地在显微镜下观察线虫如何从一粒受精卵发育成959个细胞的成虫,它的302个神经细胞是如何一个一个发育和连接起来,发育过程中有72个细胞是如何按“计划”先后凋亡的。至今还不知道线虫除了提供发育生物学知识还有什么经济价值。这类研究能在中国立项和得到长期支持吗?其实,这是根本无法事先计划的,只有允许有兴趣的科学家长期自由地、安心地工作,有人才会在必然的背景下做出看似“偶然”的大事。
谈到项目,我只提一点涉及生命科学的具体意见。生物是物,现在到了更多的数理和计算机科学工作者与生物学者一起推动生命现象研究的时候。交叉科学不是议论,而是实践。我国在人类和动物基因组学直至药物研究方面,短期内成不了国际“老大”,当然还必须坚持不懈地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有志气在植物基因组和比较基因组学上逐步达到领先地位,这不仅涉及到农业和中草药,而且可能导致基础生物学的重大发现。希望我国水稻基因组测序的已有成绩,包括对我国自己的籼稻基因组和国际粳稻基因组两方面的贡献,都能在国内有长期不懈的后继研究。生物信息学的进展终将彻底改变生物学的研究模式,我们应当以兼容而不排它的态度支持有志于开辟新方向的年轻人。从更广的意义看,细胞、组织、器官乃至整个个体的从基因表达到信号传导、从生理到病理、药理的计算机模拟,都是应当开始进行,但必须长期稳定支持才有可能见效的方向。
这里不妨用细菌基因组的研究为例,想想我国在战略考虑上的差异。如果建议用几亿元人民币测定200个细菌的完全基因组,会受到支持吗?水稻基因组的测序经费都举步维艰,何言细菌。然而美国能源部在支持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又提出了“从基因组到生活”(Genome to Life简称GTL)的战略计划,其中包括测定几百种细菌的完全基因组。美国科学基金会在2002年11月宣布,用1700万美元资助构建“生命之树”的计划,其中用于测定8个细菌门的代表菌株的经费是3年428万美元。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换在我们这里会怎样呢?
在我国目前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战线实际上仍很薄弱的情形下,片面强调国内“竞争”是根本错误的。必须把有限的人力调动起来,团结合作,去同国际对手竞争,才能使我国科学事业摆脱长期分散经营、低水平重复的状态。在人才政策方面,要大力支持那些真正立足于这片热土,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的人们,而不是用大钱请少数每年来少量时间的学者装点门面。这样做其实是不断向国内的年青人发出信号,叫他们无论如何要奔往国外,至少也要“出口转内销”。
急功近利的基础研究政策,已经使我们走了多少弯路、浪费了多少人力和物力,致使我们的许多工业技术长期缺乏真正独创性的科学支持。为了人民,为了历史,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请科学技术界的领导跳出这个建国以来转了多次的怪圈吧!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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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丁邦平 孙学军 胡新根 李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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