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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笔记:“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

已有 1742 次阅读 2021-5-27 16:35 |个人分类:读书-科研笔记|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古诗三百书礼曛,

吟歌千年意缤纷。

存异求同誰知己,

哪片页舟可渡君?*

 

*和高适(704-765年,今河北景县人,唐四“边塞诗人”之一)《别董大》韵: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目录:

一、一个《関雎》序里何以划出小、大序?

二、“不善學者因同以求異”

三、最狠是朱熹

四、朱熹给我们提了个醒:勿把潜意识变成显意识

五、“善學者審異以致同”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这是朱熹(1130—1200)所编《二程遺書·卷十八》中引用程颐所言。《诗经》各篇都有《序》,所谓“大序”是第一篇《関雎·序》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只与《関雎》内容有直接联系的,被一些先贤们划出来与其它各篇的《序》统称为“小序”。

*本文下载的繁体字《四庫全書》是可复制的,打字软件有记忆功能,键盘打多了自然出的就是繁体字,文中繁简字夹杂出现,调整费时,故不改,甚歉。另文中有*号的皆敝笔所加。

二程是指北宋理学奠基者程颢(hào,1032—1085)、程颐(1033-1107)二兄弟,朱熹是二程三传弟子李桐的学生,但其治学超越李師,继承发扬程氏理学、与二程并称“程朱理学”。朱熹说:遗书收集和整理很不容易,资料多是从程氏门人记录中获得的。故《遗书》中不少地方都笼统称“程氏言”,

程颐还有更狠的话:“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四庫全書《程氏經說卷三·詩解·周南·関雎)

读《诗经》,读《大序》之重要,由此可见。但先要问:

 

一、一个《関雎》序里何以划出小、大序?

《诗经》的风、雅、颂三部分的每篇开头都有个关于该篇篇义的小序,而只有《國風》的首篇《周南》的第一篇所谓“風之始”的《関雎》的序,被认为除了含有小序外,还含堪称学诗之纲领的《大序》。

将该《序》分为7段:

1、“《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陆德明《音義》:“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即第2段至最后一段第7段为《大序》,

2、“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1-2段,是说用诗自上而下教家庭、乡里和国家,可化家正、乡里正、国家正,上中下皆正。这是《诗经》的教化作用或目的。

3“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本段说诗的工具性和目的,即言志、表情达意,反映世安乐亂怨、政和政乖、王国民困,但根本的功用仍然是第1-2段表达的一个“正”字,即规范家庭和社会的伦理理道德行为和风尚,稳定社会秩序。

4、“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同讽)刺上,主文(*史官)而譎諫(*委婉规谏),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史官)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本段的内容有:一是六义,其中赋、比、兴是诗的手法,风、雅、颂是诗的内容范围的定界,如第5段。二是风的定义,是本段的核心。定义包括風的作用,上教化下,下讽刺上;委婉和不打击报复分别是下讽上和上待下讽上的行为规范或禮儀。三是说《诗经》的诗是国史采集的,国史采集时考虑了风俗、民性道德伦理、政教的变化,发挥了诗的“风化下讽刺上”的功能,守住了先王制定的礼的底线。示意不论世道风俗如何变化,守住周禮或上下行为的规范,是大家都得遵守的共同底线。

5、“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本段是对《诗经》“风、雅、颂”三部分内容范围和对象的界定。

6、“然則《關雎》《麟趾》(*《周南》的首尾篇)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姓名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之弟,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采邑在周,爵为上公称周公。代成王摄政7年制礼乐、完善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被尊为“元聖”和商末周初儒学奠基人)。南,言化北而南也(郑玄《笺》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古之江汉約为今之川、重庆及鄂北小部)。《鵲巢》《騶虞》(*《召南》的首尾篇)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召公,姬姓名奭(shì盛状),西周宗室大臣与周武王周公旦同辈。助周武王灭商建西周后受封于蓟(今北京),建立诸侯国燕国由长子姬克管理,自己留在镐京今西安辅佐朝廷。因采邑于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一作邵公)、召伯、召康公、召公奭。这一段是二《南》之序,当属小序。

7、“《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这一段是说《関雎》的本意不是表达男女思恋,而是“憂在進賢”和“思賢才”。

陆德明所说的大小序的划分(第1段是小序即《関雎》序,2-7段是大序),是唐代以前的旧说。到了朱熹这朝,至少朱熹并不这样划分。

朱熹的《诗序辩说》对大小序划法与上不同。他说:“詩《序》起‘關雎后妃之德’也,止‘教以化之’。《大序》起詩者志之所之也,止詩之至也 ”(《朱子語類卷八十詩一·綱領》)。即他将第1、2、6、7段作为《小序》,将第3、4、5段划入大序。

朱熹把与“周南”“関雎”无关的文字划入“大序”显然有些道理,但按此理,第2段也应当列入大序而非小序。《诗序辩说》并没说为什么要这样划。

陆德明与朱熹和其他儒師都不同。在他看来,划分大小《序》没有必要,整个《関雎·序》是论诗的纲领,没有大小《序》的差异:“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当代关于《関雎·序》的论文,有的也有持这种观点。这有点像我们写东西,写一个小题目,但将其意义发挥变大。其实,在朱熹的划分中,一头一尾是小《序》,中间是大《序》,这似乎就是以小《序》发挥变成大《序》,然后又以小《序》收尾了。此外,不论《関雎·序》的结构多复杂,其整体形式是以小《序》的方式存在的,是对《関雎》的《序》,或者说,只是因为《関雎·序》是开篇《序》,故在阐述中涉及了诗的功能、写法和分类等问题。

 

二、“不善學者因同以求異”

吕祖谦的《呂氏家塾讀詩記·原序》说:“不善學者因同以求異”。这句话用于先儒对《诗经》大小序的争论,很中用。

四库全书》在朱熹的《诗序辩说》的开页上,有个《诗序提要》,概要了汉唐至清康熙年间学者们在谁是《诗经》小、大序的作者、以及小序各种问题上的“紛如聚訟”:

“《詩序》之說紛如聚訟,以為《大序》子夏(*孔子的学生,名卜商字子夏前507—前420)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元(*古同玄以“元”代“玄”以避康熙玄烨名讳)《詩譜》也;以為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者,王肅(*195-256,字子雍,东海郡郯县今鲁临沂市郯城人,三国曹魏经学家)《家語注》也;以為衛宏(*25-57,东汉学者,字敬仲东海今山东郯城人)受學謝曼卿(*东汉经学家,九江人生卒年不详)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為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魏徵580-643等撰唐官修目录)也;以為子夏不序《詩》者,韓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河阳今豫孟州市人)也;以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瑜(同玙)(*中晚唐人,生卒年不详)也;以為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今赣抚州临川人)也;以《小序》為國史(*史官)之舊文,以《大序》為孔子作者,明道程子(*程颢,程颐称伊川程子)也;以首句即為孔子所題者,王得臣(*1036年-1116北宋学者,字彦辅自号凤台子,安州安陆今鄂安陆人)也;以為毛傳初行尚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南宋徽宗赵佶宣和六年(1124)进士,生卒年不详,字纯老号放斋,今浙宁波镇海人)也;以為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1104-1162,字渔仲自号溪西遗民人称“夹漈先生”,南宋史学家今福建莆田人)、王質(*1135—1189,字景文号雪山,郓州今鲁东平人,寓居兴国军今鄂阳新县,南宋著名经学家文学家诗人),和之者朱子也。然樵所作《詩辨妄》一出,周孚(*1135—1177,字信道)即作非(*《非诗辨妄》)鄭樵《詩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聞》(*王質作),亦不甚行於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陳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南宋著名学者,今浙温州瑞安人)、葉適(*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居士, 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黄震(*1213~1281,字东发,南宋末著名理学家史学家,庆元府今浙宁波慈溪人)篤信朱學,而所作《日鈔》。亦申《序》說。馬端臨(*1254-1340,字贵与和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赣乐平人,宋元之际著名历史学家,有《文献通考·经籍考》等)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詩序》一事反覆攻詰至數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數百年,儒者尚各分左右袒也,豈非說經之家第一争詬之端乎?”

不只是小大序作者之争,《诗经》中那些只剩篇名和《序》的六篇诗的《序》是谁写的也被搭上了:

(接前)“考鄭元之釋《南陔(gāi)》(*《小雅·鹿鸣之什》末篇,闕(*缺)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程大昌(*1123─1195,字泰之,徽州休宁今皖休宁人,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考古編》亦曰:‘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詞,知其為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為也。’”

进一步,小序与《毛传》的冲突与否也有了争议:

(续前)“朱鶴齡(*1601明万历34-1683清康熙22年,字长孺,今江苏吴江人)《毛詩通義序》文,舉《宛邱》篇序(*《陳風》首篇)首句與《毛傳》異詞,其說皆足為小序首句原在毛前之明證。邱光庭(*907-960,五代吴兴今浙湖州市南下菰城人,官太学博士)《兼明書》舉《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齋詩說》,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鳲鳩》、《衛風·君子偕老》三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若出於毛,安得自相違戾其說,尤足為續申之語,出於毛後之明證。觀蔡邕(yōng)(*133-192,字伯喈,陈留郡圉(yǔ)县今豫杞县人,东汉文学家,蔡文姬之父)本治《魯詩》,而所作《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皆祇有首二句與《毛序》文有詳略,而大旨略同。”

最后,有著发现已佚的汉·韩婴(*前200-前130,西汉燕今河北鄚(mào)州人,西汉韩诗学创始人)《诗序》与《毛诗序》相比,竟然《诗》相同《序》不同,此外,各种辨识《小序》的著作也多了去了:

(再续前)“盖子夏五傳至孫卿(*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字卿赵国猗氏今晋安泽人),孫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萇(*西汉赵國今邯郸鸡泽人),是毛詩距孫卿再傳。申培(*前219-前135,称申公鲁國今曲阜人,西汉今文诗学"鲁诗学"的开创者,跟浮邱伯学诗)師浮邱伯(*战国末-汉初,荀子学生),浮邱伯師孫卿,是《魯詩》距孫卿亦再傳,故二家之序大同小異。其為孫卿以來遞(*递)相授受者可知,其所授受祇首二句,而以下出於各家之演說亦可知也。且《唐書·藝文志》稱‘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是韓詩亦有《序》,其《序》亦稱出子夏矣,而韓詩遺說之傳於今者,往往與毛迥異,豈非傳其學者遞有增改之故哉?今參考諸說定《序》首兩語,為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為毛萇以後弟子所附,仍録冠詩部之首,明淵源之有自。併録朱子之辨說,著門戶所由分,盖數百年朋黨之争,兹其發端矣。《隋志》有顧歡(*420—483,字景怡和元平,吴郡盐官今浙江海盐县人,从豫章雷次宗学玄儒,南朝上清派道士)《毛詩集解叙義》一卷,雷次宗(*386-448,字仲伦豫章今赣南昌人,南朝刘宋时期教育家佛学家)《毛詩序義》二卷,劉炫(*546-613,字光伯,隋河间景城今河北献县人)《毛詩集小序》一卷,劉巘(yǎn)(*梁朝著名学者人称“文范先生”)《毛詩序義疏》一卷(案序叙二字互见,盖史之驳文,今仍其旧),《唐志》則作卜商《詩序》二卷,今以朱子所辨,其文較繁仍析為二卷,若其得失,則諸家之論詳矣,各具本書,兹不復贅焉”。

以上小大《序》争讼,汉唐就有,唐太宗为统一思想言论消除杂議,下诏编著《毛诗注疏》,撇开此诏以前的不说,之后的都与《毛诗注疏·周南·関雎·序》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诗音義》有关。

陆德明《音義》说: “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為大序。沈重(*500-583,字子厚,武康今浙德清人,南北朝文学家精《詩》、《禮》、《左氏春秋》等)云:案鄭(*玄)《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

陆德明在《四庫全書·毛詩注解傳述人》中说:“是以孔子最先刪録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毛公為故訓時已亡六篇故《藝文志》云三百五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或曰毛公作《序》解見前】,口以相傳未有章句。”

陆德明的一个“或”字带上卫宏,留下了可争议的口子。

但在唐代,敢发出異聲的,只有韩愈的“子夏不序《詩》”,和成伯玙的“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玙的原话是这样的:

“序者,緒也,如繭絲之有緒,申其述作之意也,亦與義同,今學者以為《大序》皆是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周南》《召南》),故昭明太子(*梁武帝蕭洐的儿子蕭統501—531)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選。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唯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四庫全書·毛詩指说·解説二·序·成伯玙撰》)。

韩、成的疑论,更为唐代后的学者的大争议作了开路先锋的榜样。

唐以降甚至于现在,在小大序问题上,在反汉儒《诗》学各派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朱熹。朱熹早先是崇汉儒《诗》学的,后来从了鄭樵的观点,批评汉儒《诗》学,对好友吕祖谦和先師二程的《诗》学观点也多有批判。

 

三、朱熹最狠——批完《小序》批《大序》并抑《诗》

对朱熹影响最大的是鄭樵。鄭樵的《六經奥論卷三·诗经》对《诗经》的《風》、《雅》、《頌》的许多诗篇都提出了不同于《毛诗注疏》的见解,仅就《序》来说,鄭樵的观点如下:

第一、汉兴齊(*轅固)、鲁(*申公)、燕(*韓嬰)、趙(*毛公)(*郑不认鲁国毛亨而认赵国毛萇)四家《诗》时,“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30-101,字景伯,扶风郡平陵县今陕西咸阳市人。东汉著名经学家、天文学家)、馬融(79-166,字季长。扶风郡茂陵县今陕西兴平人。东汉著名经学家)、鄭衆(?-114,字季产,南阳郡犨(chōu)县人,东汉宦官)、康成(*郑玄)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且只有《韩诗》有序,其余三家包括《毛诗》都是无《序》的,那时的《韩诗·序》与后来的《毛诗·序》有異;司马迁、揚雄和范晔等名儒皆宗《韩诗》(四庫全書鄭樵《六經奥論卷三·詩經》)。

第二、《毛诗》有《序》,成于卫宏时,是卫宏受其師謝曼卿影响所作。卫宏作的是《小序》,且东拼西凑:“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同上)。

第三、《大序》也非如《毛诗注疏》所说是子夏所作或毛公所作、也不是其他人所说的由圣人所作,而是当时采诗的太史官所题(同上)。

鄭樵举了很多《國風》诗篇的例子来证明《小序》是卫宏所为。

朱熹认识鄭樵后,转变了观点,他说:“《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鄭樵)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大雅·生民之什》第2篇),《賓之初筵》(*《小雅·甫田之什》第10篇),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煞多”(四庫全書《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二·錢塘程川撰·詩三·統論大小序》)

北宋时的程颢、程颐和南宋的吕祖谦,分别是朱熹的隔代老师和好友。初始,朱熹与他们在《诗经》问题上都是崇汉儒诗学的。认识鄭樵后,朱熹在《诗序》问题上,与他们分道扬镳,并批判他们的汉儒诗学观点。

1、吕祖谦解《序》不行,亦廢之。

《四庫全書》的《呂氏家塾讀詩記·提要》说:“朱子與祖謙交最契,其初論《詩》亦最合。……後朱子改從鄭樵之論自變前說,而祖謙仍堅守毛鄭,故祖謙没後朱子”。

“問:向見呂丈(*吕祖谦)問讀詩之法,呂丈舉横渠(*张载)置心平易之說見教。某(*朱熹自称)遵用其說,去誦味來,固有箇涵泳情性底道理,然終不能有所啓”(四庫全書《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詩一·統論經》)。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書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為謬戾有不可勝言。東萊(*指吕祖谦)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之言,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謬戾辨之頗詳”(同上《詩三·統論大小序》)

朱熹受托作《呂氏家塾讀詩記·序》,说汉唐时“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但到了宋朝,劉侍讀、歐陽修、王安石、苏辙、程颢、程颐、张载等諸学者都“始用已意,有所發明……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争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争。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吕祖谦)者,真可謂有意乎,温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指吕《诗记》)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

 2《小序》是后人妄意推想、山東學究和後世陋儒所作,全不可信。

《小序》是汉儒卫宏所作,且《序》的首句 “肆為妄說”;整个《序》也是写得“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四庫全書詩序卷上·宋朱子辨說》)。

“《小序》更不須說他做,《小序》不會寛說,每篇便求一箇實事,填塞了他。有尋得著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詩》相礙。那解底要就《詩》却礙《序》,要就《序》却礙詩”(四庫全書《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二·詩三·統論大小序)。

“因論《詩》,歷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zhí)言語更不能明《詩》之大旨”(同上)。

“《詩序》多是後人妄意推想,詩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詩》雖存而意不可得,《序》詩者,妄誕其說,但疑見其人,如此便以為是詩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莊姜之詩(*見邶風的《绿衣》《燕燕》《日月》《終風》和衛風的《碩人》)却以為刺衛頃公。今觀史記所述頃公竟無一事可紀,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無其事。頃公固亦是衛一不美之君,《序》詩者但見其詩有不美之迹,便指為刺頃公之詩。此類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無其實,至有不能攷者。則但言刺詩也、思賢妃也,然此是汎汎而言。如《漢廣》(*《周南》)之《序》,言德廣所及,此語最亂,道詩人言漢之廣矣,其言已分曉。至如下面《小序》,却說得是謂文王之化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數語却好‘又云’。看來《詩序》當時只是箇山東學究等人做,不是箇老師宿儒之言,故所言都無一事是。當如《行葦》(*大雅·生民之什第2篇)之序,雖皆是詩人之言,但却不得詩人之意。不知而今做義,人到這處將如何做於理決不順。某謂此詩本是四章章八句,他(*应指作《疏》的孔颖达)不知,作八章章四句”(同上)

“《詩·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詩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與詩全不相合,詩詞理甚順,平易易看,不如《序》所云。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見葛而思歸寜,《序》得却如此,毛公全無《序》解,鄭間見之《序》是衛宏作” (同上)。

“問《碩鼠》(*魏風)《狡童》(*鄭風)之刺其君不已甚乎?曰:《碩鼠》刺君重斂,蓋暴取虐民,民怨之極,則將視君如寇讐(chóu),故為怨上之辭。至此若《狡童》詩,本非是刺忽,纔(才)做刺忽便費得無限杜撰說話。《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這般人,大言無當,有甚狡處?……聖人云《鄭》聲淫,蓋周衰惟鄭國最為淫俗,故諸詩多是此事,東萊(*指吕祖谦)將《鄭》忽深文詆斥得可畏”(同上)。

“經書都被人說壞了,前後相仍不覺。且如《狡童》詩,是《序》之妄。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為狡童?況忽之所為,可謂之愚,何狡之有?當是男女相怨之詩”(同上)。

《小序》極有難曉處,多是附會。如《魚藻》(*《小雅·魚藻之什》首篇),《詩》見有王在鎬(*西周京城)之言,便以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類甚多”(同上)。

“王德修曰:六經惟《詩》最分明,曰《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意。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 (同上)。

3、《诗经》可去掉《小序》。

“問《詩傳》,盡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碩人》(*《國風·衛風》)、《定之方中》(*《國風·鄘風》)等,見於《左傳》者自可無疑。若其他刺詩無所據,多是世儒將他諡號不美者挨就立名爾。今只考一篇見是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蘇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多,萬一不見得是暴公,則惟暴之云者只作一箇狂暴底人說。亦可又如《將仲子》(*《國風·鄭風》)如何便見得是祭仲,某由此見得《小序》大故是後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年已往之詩,今只見得大意便了,又何必要指實得其人姓名,於看詩有何益也?”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二·詩三·統論大小序》)

“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候彷彿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四庫全書《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詩一·統論經義》)。

“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問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同上)。

4、駁批程氏《诗》学观点

先读程氏观点。

程颐说:孔子删诗得《诗经》,又作《関雎·大序》,程颢说《関雎》是周公所作,《小序》是国史作。

“虞(*东汉王符《潜夫论》:帝舜姓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和他人韵)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四庫全書《程氏經說卷三·詩解·周南》程颐)。

“《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周易·系辞》中很多孔子论述),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 (四庫全書,朱熹编《二程遺書卷二十四》);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况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同上《遺書卷十八》另见《遺書卷二十五》)。

“得失之迹,刺美之義,則國史明之矣。史氏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四庫全書程颐《程氏經說卷三·周南》)”。

另苏辙也认为,是孔子作《诗序》;认为子夏、卫宏作序的观点是不可靠的,“予竊疑之”(蘇轍《詩集傳卷一·周南》)。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一作漢以來】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為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但將《大序》看數遍,則可見矣。……《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

“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

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却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

“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郷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為文王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四庫全書朱熹编《二程遺書卷十八》)。

朱熹的批判:

有人问孔子删诗事, 朱熹答:“那曾見得聖人執筆刪那箇存這箇也?”(四庫全書《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詩一·統論經義》)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四庫全書《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一·詩二·統論六義》)。

“程子謂:興於《詩》,便知有著力處。今讀之,止見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而已不知其他如何著力?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不特《詩》也,他書皆然”(四庫全書《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詩一·統論經義)。

“說話又問《大序》如何,曰,其間亦自有鑿說處,如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干國史甚事?” (四庫全書《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二·詩三·統論大小序)。

 詩《大序》只有六義之說。是而程先生不知如何,又却說從别處去,如《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虛心仔細看這道理,便只恁(nèn)說,却後人又只依他那箇說出,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又詩人當時多有倡和之詞,如是者有十數篇,《序》中都說從别處去(四庫全書《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二·詩三·統論大小序)。

“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攷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賢也”(同上)。

朱熹的批判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他认为《诗》不如《春秋》、《书》和《禮》:“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或“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與《周禮》字較實”;而“如《詩》,亦要逐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或“《詩》無理會,只是看大意,若要將《序》去讀便礙了”(四庫全書《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詩一·統論經義》)。

古有“圣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说,朱熹否定《诗序》是圣人作,加上《诗》本身也非圣人作、非圣人删而集,那岂不应把《诗经》从《經》类踢出去了?不管怎么样,在朱熹的言语里,《诗经》的地位是不如《书》、《传》、《礼》那么高的。

5、《大序》是后人補湊而成,非圣人作。

“《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絶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朱子語類卷八十詩一·綱領》)。或“《詩·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二·詩三·統論大小序》)。

“後世但見《詩序》巍然冠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於解說不通多為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同上)。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這一句也有病。《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同上)

 

四、朱熹给我们提了个醒:勿把潜意识变成显意识

朱熹特别讨厌《毛诗注疏》硬要把某诗所表达的某某事情与某人及其某事相联系,认为这是穿凿附会。典型的就是《関雎·序》开头一句:“《關雎》后妃之德也。”这一句硬生生地把《関雎》说成是夸赞王后。“《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毛诗注疏·陆德明音義》)。可“文王”这一王号,只是姬昌死后由其次子周武王追尊的,而他生前是商朝的一个诸侯。既然不是王,怎会有后妃呢?这也是程氏、鄭樵、朱熹都认可的意见。

现代也有这样的例子,如:《関雎》“这首诗歌唱一个贵族爱上一个美丽的姑娘,最后和她结了婚。”(髙亨著《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P1)。可《関雎》的诗面上没有“贵族”和“结了婚”啊?先儒们的注疏中也无此说法。

又《葛覃》“这首诗反映了贵族家中的女奴们给贵族割葛、煮葛……”(同上,P3)。可诗面上和先儒们的注疏中,都看不出有“女奴”的身份啊。

“《關雎》后妃之德也”,也只是注疏人、作《序》人的理解,在《関雎》的诗的字面上是看不出有这样的故事。古人在学习《诗经》时,主要是在诗下注疏中解释和发挥多,并没有把《诗经》翻译成汉代、唐代、宋代、元明清的汉语。因此,我们现代人翻译《诗经》时,不应当把先儒注疏中的理解直接翻译到诗面上来,还是应当就“诗相”翻译。

《関雎》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被下面这位译本译成了“秀美纯洁贤淑女,恰与君王配一双”(《陈囊民等《五经四书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君子”即可是对君王的尊称,也是先儒对德行髙者的泛称,还可以是孔颖达《疏》所说的“婦人謂夫為君子”。译者显然认可“《關雎》后妃之德也”,一看诗字中又有“君子”,便译出“君王”二字。何况“后妃”所受质疑那么多,硬要译成“君王”,岂不勉强?

意识流是无时空限制的潜意识或无意识意念的连续流动,是诗歌、绘画和现代建筑等很多艺术形式喜欢采用的方式。意识流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特征。诗歌等艺术创作中的潜意识不同于梦中、幻觉等等心理状态中的潜意识,它经常是故意运用潜意识,有意识地去做无意识,即故意不明指,只喻、让观者去悟、去主观感觉;这或如《诗序》所说“六义”中的“兴”与“比”之手法。中国古诗的这种特点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特征,是中国知识分子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例如《大序》要求 “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中的“譎諫”便是,有杀头風险的“直谏”是与此相悖的。当然,古代统治阶级熟知儒家知识分子的这一思维特征,并不理会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穿凿附会的“文字狱”。 “文字狱”最早在西汉就有了,即司马迁外孙杨恽(yùn)因《报孙会宗书》文字被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9)腰斩;在唐朝,“文字狱”较少,但在宋较多,最多是朱熹期间的宋高宗赵构(1107-1187)时代。朱熹不认可《鄭風·狡童》是人民讽君:“且如《狡童》詩。是《序》之妄。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為狡童?況忽之所為,可謂之愚,何狡之有?當是男女相怨之詩” (見前,《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二·詩三·統論大小序)。这一方面是朱熹强烈反对穿凿附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朱熹反对“文字狱”的一种心理反应,或有意识地潜意识提示其他知识分子,不要给“文字狱”做帮凶。

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识流和朱熹反对穿凿附会地阅读《诗经》,至少对我们现代人翻译《诗经》来说是一种有益的提示:不要把有很强争议的《序》、及《注疏》中有而《诗》的字面上没有的东西,放进现代翻译文字里。

 

五、善學者審異以致同

善學者審異以致同”,是《呂氏家塾讀詩記·原序》中的另一段话。

先儒对《诗序》的“審異”集中于孔子是否删诗集诗和作《大序》、《小序》是子夏、毛公、卫宏、周公、抑或是国史所作、《小序》所述是否与诗相符,是否都不穿凿附会?等等。但他们却都维护、不反对《大序》的核心内容。即使朱熹也说“《大序》好處多”、“《大序》却好”,毛病只是“補湊而成”,猜测亦未必是聖人做”。那么,这个得到“致同”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前文引朱熹的“詩《大序》只有六義之說”,便是先儒讨论《诗序》所致同的核心内容。

我们已经知道《大序》所说 “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我们也知道,风、雅、颂分别是十五國國風、诸侯之诗、祭祀先王之诗,赋、比、兴是写诗的手法,在《風》、《雅》、《頌》中各皆用赋、比、兴。这怎么会成为《大序》的核心内容呢?

对“六義”的详解基于孔颖达《疏》,而孔《疏》解又源于《周礼·春官·大师》(四庫全書《周禮注疏·卷二十三·漢鄭氏注·唐陸德明音義·賈公彦疏》)。

大师是掌管音乐的乐官,在《大师》中没有“六义”而只有“六诗”的说法:“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序·孔疏》说:“‘六詩’,各自為文,其實一也”。说“六诗”或“六义”即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呢?

《大序·孔疏》引郑玄在《周禮注疏》中的一个注,可以看做是对这个“‘六詩’,各自為文,其實一也”的解释。 “彼注说: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灋(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郑注称这“是解六義之名也。”郑玄注直指“六义”各“义”皆謂国家政治、道德、人伦教化的管治或治理。

孔《疏》把话说的則简单、直白:

“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為政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為政名也。《周頌·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為政名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為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為政稱……一國之事為風,天下之事為雅者,以諸侯列土封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為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為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

在《注疏》者等一些先儒的眼里,说《诗经》是部政治诗集也不为过。这一点,是贯穿整个《大序》的红线:

1、对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孔《疏》说:“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為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諸侯教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既言化及於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

2、对于“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孔《疏》说:“上言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為風之意,風訓諷也,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之異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違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霑,故取名焉。”

3、对于“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孔《疏》说:“序既云:‘情見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懽樂者,由其政教和睦故也。亂世之音既怨又以恚(huì)怒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之困苦故也。

“《樂記》云:‘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chǎn缓)以緩。’彼說樂、音之中兼有二事,此安以樂,怨以怒亦與彼同。治世之政教和順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樂,述其安樂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

孔《疏》又以《诗经》若干诗篇为例加以说明:

“《良耜(sì)》(*《周颂·闵予小子之什》)云:‘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

“《湛(zhàn)露》(*《小雅·南有嘉鱼之什》)云:‘厭厭(yān安)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

“《天保》(*《小雅·鹿鸣之什》)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

“《蓼(lù)莪(é)》(*《小雅·谷風之什》)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

“《巷伯》(*《小雅·節南山之什》)云:‘取彼譖(zèn)人,投畀(bì给)豺虎’,怒之甚也。

“《十月》(*《小雅·節南山之什》)云:‘徹(zhé)我墻屋,田卒汙(wū)萊”,是其政乖也。國將滅亡,民遭困厄,哀傷己身,思慕明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國之音亦哀以思也。

“《苕之華》(*《小雅·鱼藻之什》)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

“《大東》(*《小雅·谷風之什》)云:‘腃(juàn)言顧之,澘焉出涕。’思之篤也。

“《正月》(*《小雅·節南山之什》)云:‘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dǔ)”。是其民困也。……”

4、对于“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孔《疏》说:“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為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使失者皆得是詩,能正得失也。普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

又说:“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是上下俱正之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嘉樂之正音,使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鬼神降福也。”“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也。”

5、对于“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孔《疏》说:“‘經夫婦者’,經,常也。夫婦之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妻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常,此夫婦猶《商書》云‘常厥(*其)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别,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絶,男女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yàn厌)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静,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為本,俗為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竝(音bìng同并)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為政當易之使善。”

    7、对于“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郑玄《笺》说:“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直言指责过失)也。主文,主與樂之宫商相應,譎諫,詠歌依違(*依顺)不直諫”。

孔《疏》说:“臣下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非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也,教也’,向下以申風義。此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為風。以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總名為風。六義隨事生稱耳。若此,辭總上六義,則有正、變,而云‘主文譎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為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然後人君用之以化下。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後卑。”

孔《疏》:“風者,若風之動物,故謂之‘譬喻,不斥言也’。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亦不斥言也。……譎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故謂之譎諫。”

8、对于“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孔《疏》说:“詩之風、雅有正、有變,故又言變之意。至於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國異政,下民家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至於’者,從盛而至於衰,相承首尾之言也。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異政,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為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為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絶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理也,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絶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譏刺。……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變雅始於厲王(*周厉王),無夷(*周夷王)、懿(*周懿王)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已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

9、对于“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孔《疏》说:“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博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迹”,“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乐官)歌之”;因“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鬰積於内,乃吟詠己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覬其改惡為善,所以作變詩(*这好像是说国史不仅采诗也作诗)也。……此承變風、變雅,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

10、对于“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孔《疏》说:“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世政事,變易舊章,即作詩以舊法誡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凖舊法而作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復属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性情而皆止禮義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救世之針藥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鋭。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和。……《鶴鳴》《沔水》(*《小雅·鸿雁之什》)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溱(zhēn)洧(wěi)》(*《國風·鄭風》)、《桑中》(*《國風·鄘風》)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陳、鄭之俗,亡形已成。詩人度已箴規必不變改,且復賦已之志,哀歎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謂匡諫之志微,故季札(*前576一前484,姓姬名札,姑苏今苏州市人,春秋时政治家、外交家、文艺评论家)見歌《陳》(*《陳風》)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鄭風》)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知其國將亡滅也。”

11、对于“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孔《疏》说:“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辯三者體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别,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覧一國之意,以為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縂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此言謂之風、雅,理兼正、變。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見《礼记》)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纔行境内,是以變為風焉。’”

12、对于“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孔《疏》说:“雅者訓為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為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殷繼代,荷先王之福禄,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

13、对于“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孔《疏》说:此“明訓《頌》為‘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頌·譜》云:‘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统治者)之功畢矣。干戈既戢(*藏),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為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才,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14、对于“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孔《疏》说:“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

15、对于“《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孔《疏》说:“既言繫之周、召,又總舉二《南》要義。《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為基,遠以近為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

在第8段,《疏》将“禮”看做是政教的根本,政教失是因为禮被废了。

在第9段里,有“禮廢則人伦乱、政教失則法令酷”。

在第10段里,《疏》认为:禮是旧俗、旧法,作诗者私懐旧俗,見世道变化,试图“以舊法誡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明确要求“”作诗发乎情应“止乎禮義”,“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

因此,先儒在《大序》中致同“国家政治、道德、人伦教化的管治”的理想,可以归结为最简单的一个字:“禮”。那,禮是什么?禮是周代君主治天下(國)、治经济、治人、治刑、治官、治宗教、治军、治伦理,乃治人们日常交往的行为规范等的等级軆制

《禮記注疏原目》(漢鄭氏注·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说: “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孔《疏》说,“尊卑自然就有”,且引《易緯·通卦驗》郑玄注,说:燧人氏燧皇这么远古的时代已有“尊卑之禮”,按《禮记》的《禮運》、《明堂位》、《郊特牲》记,神农氏时已有祭祀即吉禮;按《史记》和《易·繫辭》分别记,“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已有軍禮,“黄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中野”,黄帝时已有凶禮;按《論語撰考》记,轩辕黄帝时亦有朝聘即賓禮。孔《疏》说“若然,自伏犧以後至黄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 孔《疏》引《論語》 “殷因於夏禮” “周因於殷禮”,认为:“《禮記》總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絶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禮也。”

《周礼》是周朝各类官职及其职能规定。《周禮注疏卷一·天官冢宰第一》(漢鄭氏注·唐陸德明音義·賈公彥疏)郑注说:“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典即法:“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周禮注疏卷二》)。六典分别为:天官,治典,即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地官,教典,即安邦國、敎官府、擾(同安)萬民;春官,禮典,即和邦國、統百官、諧萬民;夏官,政典,即平邦國、正百官、均萬民;秋官,刑典,即詰邦國、刑百官、糾萬民;冬官,事典,即富邦國、任百官、生萬民(同上)。但按鄭樵的《通志》所说,“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蓋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預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周禮注疏·目録》),但四庫全書《周礼注疏》编撰者并不完全同意鄭樵的意见(同上)。关于《周礼》的虚实甚至真伪,自古以来就争论无休。但关于《周礼》还有另一种说法:

按照《礼记》的说法,《周礼》实际上是《周官》(《周官》是《尚书·周书》中的一篇)。《禮記注疏原目》孔《疏》说:

“《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原目》又说,《周礼》在经籍中的叫法有七处不同:“《孝經說》云‘經禮三百(*官职數)’,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六也(*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篇);《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百也其《儀禮》之别,亦有七處,而有五名……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别”。《原目》说:“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為體,《儀禮》為履……所以《周禮》為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為體。”《禮記注疏原目》孔《疏》引南北朝賀瑒(yáng,字德琏,山阴(今绍兴)人。历任奉朝请、太学博士、太常丞等职)的话说:“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不论《周礼》还是《周官》,本质上都是周朝管理的等级制度设计。

《尚書·周書·周官序》说:“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西周都城),作《周官》”(《尚書注疏卷十七》漢孔氏傳·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逹疏)。但郑玄认为此言有失,认为不仅周公作《周礼》,《周官》也是周公所作(見《序周禮廢興·唐賈公彥撰》)。

不论谁作,《周官》也是“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尚書注疏·周官》漢孔氏傳·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逹疏)。

在《周官》中,周成王回顾先代尧、舜建百官 内设百揆(*类丞相)、四岳(*分管四方的诸侯),外设州牧(*总管各州的官员)和候伯(*诸侯长),以及夏、商设百官用贤才,“庶政惟和,萬國咸寧”的气象,愿仰先代建官之制,设周家官制。下文《尚书注疏·周官》中的“孔传”所说的“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设官分职皆是《周礼》所设,按《尚书注疏》说法,《周官》的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与《周礼》的“設官分職”,基本相同:

《疏》:“《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爕理隂陽。【傳: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隂陽,言有德乃堪之】”。“天子”一说,見《周礼注疏·卷第一·天官冢宰第一》。

“官不必備,惟其人。【傳: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这是用人之法第一,即以德选人。宁缺不备。当然,天子的利益和观点决定“德”的内涵与外延。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傳: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三孤是三公副职,官级介于公卿之间)】。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傳:副貳(*辅佐)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傳:《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内邦國,言任大(*天官职分見《周礼注疏》《卷第一·天官冢宰第一》至《卷第八》)。】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作安解)兆民。【傳:《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皆協睦(地官、司徒,見《周礼注疏》《卷第九地官司徒第二》至《卷第十六》)。】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傳:《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祗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宗伯、春官,見《周礼注疏》《卷第十七春官宗伯第三》至《卷第二十七》)。】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傳:《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司马、夏官,見《周礼注疏》《卷二十八夏官司马第四》至《卷第三十三》)。】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傳《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司空、秋官,見《尚书注疏》《卷第三十四秋官司寇第五》至《卷第三十八》)。】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傳:《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司空、冬官,見《周礼注疏》《卷第三十九冬官考工记第六》至《卷第四十一》)。】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傳: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

简言之,《尚书注疏》认为《周官》与《周礼》有小异無大殊:

“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為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

上面说的是《周官》的設官分職”。

“周天子”的“用人之法”,还广泛见于《尚书注疏·周官》,《尚书注疏·益稽》、《尚书注疏·禹贡》和《礼记注疏·王制》等文献中。这些用人之法,涵括了在京城之外不同距离分封诸侯,规定诸侯朝见的时间和贡赋、税役、周王的巡视和考察(見《周官》);实行等级制、择贤才颁授爵禄及其占田面积、人数及税等,以及祭祀(如不敬宗庙者王削地)和养老、恤孤独、殡葬、教育和选士等规制(見《礼记注疏·王制》);按年限考核决定“黜陟”(降升),如”诸侯之于天子,比年(*每年)一小聘(*对大夫),三年一大聘(*对公卿),五年一朝“,周天子“十二岁一巡守”(《尚书注疏·王制》)。

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前文所说的以德选人,宁缺毋滥。周成王的“以德选人”的下述劝诫,不用说对汉唐宋元明清的先儒很受用,即使对于今天的各种管理者,也有不少可用金句: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孔安国《傳》: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孔安国《傳》:從政以公平滅私欲,則民其信歸之。】……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孔安国《傳》: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孔颖达《疏》……人而不學,如面牆,何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孔安国《傳》: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也。】

“位不期驕,禄不期侈。【孔安国《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亡。】

恭儉惟德,無載爾偽。【孔安国《傳》: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偽。】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孔安国《傳》: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為偽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孔安国《傳》: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庬(méng)孔安国《傳》:賢能相讓,俊乂(yì贤才)在官,所以和諧。庬,亂也。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孔安国《傳》: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孔安国《傳》:歎而勑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yì)【孔安国《傳》: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

在《礼记注疏·王制》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关于井田制的资料。这样的制度持续时间一旦过长,劳动者的积极性必然下降,领主抑或是奴隶主(周代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性质是奴隶制、封建领主制、还是封建小农经济,一直有争论)得到的剩余产品也必然减少,从而诸侯向周天子的纳贡赋役必然会受到影响,诸侯独立的意愿和相互征战、夺取对方资源的战争必然会爆发和连年不断。这岂能是周天子的道德呼吁能够奏效的?!

对于《诗·大序》的“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孔《疏》说:“若其王綱絶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周成王周康王为周代太平盛世)没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譜》(*郑玄《诗谱》)云:‘夷(*周夷王前939-前880年,周第九代君主)身失禮,懿(*周懿王前937-前892年周第七代君主)始受譖(zèn)”,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前904―前829年,周夷王之子,周第十代君主),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毛诗注疏·《诗谱序》)。

《禮記正義序》(唐孔穎達撰)说:“夫禮者,經天緯地……順之則宗祏(shí宗庙藏神主石室)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隂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為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竝(同并)作。”

禮的体制崩塌的根源在经济制度,对禮的怀念和呼叫,只是无可奈何的挽歌而已。《诗经》及其《注疏》用诗的情绪表达了这一历史变迁。

2021年5月2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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