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有思潮如川，往述佳珍岂如烟。

书多可读不谓少，翻来百年已桑田[1]。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明年8月27曰是其诞辰250周年。有中国人嫌二百五不好听，赶在今年8月27曰发文纪念他。

黑格尔哲学的两个特征
    黑哲学有两个主要特征：

一是把人的精神现象如思维、宗教、艺术、科学等等作为客体的历史运动来研究，认为自然等外部世界的运动都是精神运动的反映，精神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即黑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但他把精神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是有结尾的，他说这个结尾也是精神发展的最高点，叫作“绝对精神”、“绝对理念”，即上帝。

二是，精神现象的规律是辩证法运动。黑以前，也是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康德认为辩证法是诡辩。黑则通过研究古希腊哲学及其以降哲学的辩证法，认为辩证法是精神现象矛盾对立统一运动的法则。黑格尔死后，其哲学一度曾被当成“死狗”抛弃，复又复活。马克思改造了黑之辩证法，让它由物质的辨证运动决定精神的辨证运动，并认为世界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无止境的。
   

黑格尔的“命运”观

因有太多个人识破不了也掌控不了的主客观条件组成的因果链，宿命便是灵魂活在化妆成必然性的偶然性中。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将人的宿命的所有条件简约成人性善恶的对立运动。他说：善恶的区别，就是人所特有的命运；故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即莫不自作自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个人不承认自作自受就会埋怨外界，一生大部分都生活在痛苦中；反之把所受横逆和乖舛看成自己演变出来的且得由自己担负，便是挺身做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很多遭遇具有偶然但也是基于人的自然性：我们感到自由与否常决定于人性的满足与否，满足与否又决定痛苦与否，从而选择自以为可解除痛苦的行为付诸于实施，并最终产生对命运的评价。
    黑格尔可能把个人掌控决定命运的能力看得太高了，迴避了社会制度和自然的强大力量；善恶命运的自作自受说也失之过简(天鹅皆白)，甚至会被事实驳倒(有一只黑天鹅)。但把标志个人命运状态的“满足” 感，控制在自己的能力和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却是可以做到的。如此，就会是一辈子无魔鬼临头或有好运敲门了。但人类是由善恶不同的人群组成的，故人类的命运就往往不如个人那样简单了。个人在其中或奋流激上、或任波跌瀑、或“严恭寅畏不敢荒宁”，各是一种态度。
     

黑格尔不喜欢中国语言
    黑格尔在《逻辑学》(又称《大逻辑》)中说：“语言是有丰富的逻辑词汇的，中国没有语言成就，德国语言比其他近代语言有许多优点”。言即中国语言没有“逻辑成就”。他在读了可能是蹩脚译师的《论语》、《道德经》和《易经》后，在《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中说：“中国人的文字，由于他的文法结构，有许多困难，特别这些对象，由于他们本身抽象和不确定的性质，更是难于表达，中文的文法结构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例如：“没有连接词，没有格位的变化，只是一个一个的字并列着。所以中文里面的规定[或概念]停留在无规定[无确定性]之中。”
    黑格尔不喜欢中国文字的首要原因，是他读的是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这种文字先他二千多年了。别说他不懂，多少中国人也不懂。先秦专家马非百先生在其《管子轻重篇新诠》中，批驳了包括郭沫若等大家对《管子•轻重篇》的注释和理解，甚至认为他们在瞎扯。他告诉我们：造成读中国古文字的难处有很多原因：古今语境不同，汉字一词多义，竹简的磨损导致后人的猜字和瞎补字，以及历代注释者喜欢按自己的意思改动古人文字的坏习惯，等等。一个民族的语言逻辑、语法和句法结构是习惯形成的。语境不同，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真正能完全融入对方是很难的。与黑格尔同是德国人的恩格斯晚黑格尔半个多世纪，就很不喜欢黑格尔的语言，在《费尔巴哈论》中说黑的文章：“迂腐晦涩”、“笨拙枯燥”和“抽象费解”。
    黑格尔不喜欢中国文字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德国人长于抽象思维，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中国人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很少直接进入事物的本质；因为怕人听不懂，经常喜欢用感性的例子、比喻或故事绕着很大的弯子解释概念。这样做也可能是不愿把事情说透，让听者能意会就行，这也称言谈有“机锋”。比如“有钱能使鬼推磨”，是想表达钱是万能的、人性是“贪婪和自私”即人“性恶”这样一种“本质”性表述。中国人的这种借喻表达习惯喜闻乐见，让人易懂，但也容易误导人，而且这种借喻是有限度的，不能彻底，比如我们会反驳：世上根本没有鬼，便可驳倒上述借喻。事实也是，我们身边有很多乐善好施、见义勇为、义字当先的人的故事，经常、甚至天天在发生。 黑格尔则相反，他总是不停地用概念解释概念，这使得他的同一概念在不同地方的表达常常不一致，读起来很费脑力，好像他是自说自话且故弄玄虚、不打算给别人看似的。但这样的好处是，一旦切中本质，概念并在各处统一，就不易误导读者。
    其实，每种类型的语言都有其优劣。例如：
    中国古文表达很简练，用很多现代汉语汉字表达同样的意思，用古汉语寥寥几字便可，既能节约书写成本又能节约思维成本。但因为一词多义，加上组词过简，就可能引起争议。连《韩非子•八说》也批评说：“书约(简单)而弟子辩(辩论)，法省而民讼简(轻慢)”；并建议：“是以圣人之书必著(显明)论，明主之法必详事”。
   又如，汉字有形象有艺术感有结构美，但书写没有拼音快，学起来和掌握它没有拼音节省时间。但拼音虽然简单和书写快捷，可在支票上写上繁体的中文数字，就比写上类似拼音的阿拉伯数字要安全得多。

黑格尔贬孔子，损“八卦”

孔子及其《论语》被推崇为中国哲学的最高代表。但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说：“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的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还有更狠的话，一点面子都不给孔子：“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用抽象范畴认识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知识，而《论语》没有抽象范畴；辩证法是哲学的方法论，《论语》没有辩证法。依这两条，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我们也知道，《论语》由日常用语构成，没有什么抽象范畴；相反若学习康德的道德哲学，读其《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实践理性批判》，全书就是道德范畴组成的理论体系；但康德的道德经很难懂，远不如《论语》对中国普通百姓洗心的作用大。

黑格尔根据《易经》中的“八卦”，也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他在拿《易经》与《论语》做比较时，开始挺高心地说：《易经》“包含着一些上下排列的平行直线，这些直线是一种符号，具有一定的意义……是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忽又不高兴地埋怨说：这些线条“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抽象的一条直线“—”和分成两段的直线“--”被分别代表了阴阳、父母、男女，以后又被演绎成代表山水自然的八卦(天(乾)、泽(兌)、火(离)、雷(震)、风(巽xùn)、水(坎)、山(艮gèn)、地(坤))，后来干脆“拿来做卜筮(bǔ shì)”。他很奇怪，中国人怎么会从抽象的思想一下子跳到这些感性的线条上？甚至干脆用它算起命来了？他很鄙夷：“这些卦的解释……是如何的肤浅”；他几乎是讥讽地说，中国人还有一个“智慧“，即罗列“火、水、木、金、土，”并把它用到人的活动或事务中，可是“在这些概念的罗列里我们找不到经过思想的必然性证明了的原则”。他所言“必然性证明”，是指思维逻辑和辩证法的运用。黑格尔不知道，中国先贤也是有证明的，是用经验来证明的。有两个例子：

一是《韩非子·解老》对老子“祸福相倚相伏”思想的解释：“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反过来：“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这里每一句中的祸福“倚伏”都找不到普遍的必然性的证明，有祸与畏恐没有必然联系，行端直与思熟虑也无必然联系……；每个都有可能被个人不同的经验所破坏。

二是中国人喜欢算命，算人和事的必然性结果。 他们这样做时，用的根据却是没有经过证明的人为制造的“八卦”、“五行”，生辰“八字”、属相、骨重，以及偶然性的事件，甚至超自然现象。在算命先生眼里，“命运”，是由偶然性(“天生”)的八字、属相、骨重支配的宿命，人应当听天(偶然性)由(支配)命(必然性)。

爱因斯坦在《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有人可能会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证明很多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记住：无抽象思维的逻辑验证与实验科学的结合，只注重应用不深究基本原理、单凭经验所得的科学发明和经济发展不可能走得很远。

黑格尔最有名的一句话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另见《小逻辑》《哲学史演讲录》)中说了一句被公认为最有名的一句话：“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

这句话因为隐藏着什么，让它著名起来了呢？
  黑格尔说，他所说的“现实”和“理性”都是指反映必然性的逻辑范畴即思维逻辑的辩证法。这样那句话就变成了公式：现实性=必然性=理性。这句同义反复的话有什么意义呢？
  黑格尔批评那些把“现实性”和“理性”理解为日常用语的人。他说：若把“理性”等同于日常用语的理想和幻想，就会埋怨现实经常不符合理性，甚至提出非份的要求。他举例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幻想而不是理性，因为它想废除私有制和婚姻，实行贤人政治等等，而且“理想国”也没有实际发生过；而他所在的普鲁士德国(君主制)国家及其法律是正在发生的且是合乎理性的，从而也是现实(必然)的。黑格尔知道理论与他所处的当下并不是一回事。因此他认为：哲学和哲学家不要像柏拉图那样提出幻想的要求，哲学就是为要国家服务的，任何个人和哲学都不能妄想跳出他所处的时代；只能反映时代(即不能改革时代)，在现实中求得苟安。他说：哲学“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在现状不能令人满意时，哲学应当与现状和平相处：如果哲学 “在现世中不能盼望有更美满的景况，所以只好迁就现实，以求苟安。认识所提供的是与现实保持更为温暖的和平。”在黑格尔那里，哲学“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哲学的作用是消极的。
  黑格尔一方面在抽象的思维逻辑游戏里，把“现实”与“理性”在反映普遍性、规律方面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又在日常用语的现实和理性方面，论述它们的一致和不一致。这样，任何一个读者，都无法把黑格尔的“国家和法律”变成抽象的语言符号，而不把它们和黑格尔所在的时代的普鲁士君主专制国家联系在一起。

因此，黑格尔上述那句话的真实意思是：他作为普鲁士王国聘请的大学教授，是要为德国君主制的必然性即合理性做辩护的；他和他的哲学的理性是要“迁就现实，以求苟安”的。
    使黑格尔上述那句话变得真正有名起来的，是恩格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认为，黑格尔那句“现实”与“理性”等价性的命题，是内含革命性的命题：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即矛盾对立统一的运动发展，只有当现实的发展具有必然性规律的时候，才合乎理性，否则就不合乎理性；既然如此，其逆命题也是成立的：凡是不合理的，不论其是否存在，都是不现实的，即“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逆命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指，凡是不反映现实必然性的理论，就不具有现实性，凡是存在的但不具有发展的必然性的，就一定是不合理、一定会走向反面。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当理性能够反映现实必然性的发展时，理性就会具有现实性，理论解释和主张的东西会变成现实，这也就是说，哲学能够使“生活变得年青”，哲学的作用是积极的。

阅读书目

1、黑格尔著《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黑格尔著《逻辑学》，杨一之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3、黑格尔著《哲学是演讲录》第一卷，贺麟 王太庆译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4、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 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5、康德著《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版.

6、康德著《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7、《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 许良英范岱年译 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8、恩格斯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央编译局，马恩全集第21卷。

9、马非百著《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版。

10、《韩非子校注》，《韩非子》校注组，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019/9/1，2019/9/4

[1] 和翁卷《乡村四月》韵：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翁卷，约公元1243年前后，字续古，南宋永嘉(今浙江温州市)人。子规-杜鹃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