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思考》之思考

不从定义思，概念何处泊。

感觉意象时，浆糊从天落[1]。

《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思考》(见文后链接)一文见于科学网和红歌会网。红歌会网有读者读后觉得“一脑子浆糊”。若这样给学生上课，的确是往学子脑袋里捣糨糊。

1、阶级首先是个经济关系的概念，其内涵是指按收入来源即按生产资料的占有而非按收入差别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其关键点是，不能根据收入的多少例如高、中、低收入等等划分阶级。今天所说的中等收入阶层，若根据收入多少来划分阶级，那就算是中等“资产”阶级了。收入高低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没有必然联系。个体农民和个体工商业者绝大部分是中低收入者，高收入者是极少数，大资本家在濒临破产时就不是高收入者。生产资料占有程度的高低与其占有收入的高低的相关性，主要决定于占有者所处的产业部门、经济的景气与否、竞争的程度和生产效率。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各国无产阶级的收入水平不同，资产阶级的收入水平也不相同，甚至一国内的无产阶级中有不同的收入阶层是必然的事情，资产者的收入阶层差别复如是。即使都是低收入者，各国的低收入者的收入也是不同的，中、高收入的差别亦然如是。马克思定义的“无产者”不是指无收入者或低收入者，而是指“无生产资料”者，他所定义的“资产者”不是指中、高收入者，而是指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者，并进而有小资产者、大资产者之分别。故按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这个概念来说，无产阶级内部就有各种层次的收入者。在理论上，只要高收入是来源于(体脑)雇佣劳动工资，这个高收入工资劳动者就是马克思定义下的“无产者”，只有当他将高收入转变成个人的生产资料去增值，那他就转变成占有了生产资料的资产者。

对于“阶级”这个概念，在用收入差别进行衡量时，在一个阶级中会划分出各种收入阶层，而按生产资料占有划分，收入高低不同的人可能要归于同一个阶级。在同一个阶级中，收入不同会影响不同收入者的观念和行为，同一个阶级的不同收入阶层的意志行为是有差别的；对于不同的阶级，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的程度和其稳定性的差别对一个人的意志行为的影响，要远大于收入差别造成的影响。故在经典作家的著作里，从未见过用收入多少去做阶级划分的。

第二国际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就是因为按收入高低划分阶级，并看到随资本主义发展中等收入者增加了，便以为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出现了中等阶级或中产阶级，便断言马克思关于随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是有增长趋势的预言是错误的，并进而断言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无所谓的，提高工人的收入才是社民党的主要任务。

即使对于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不同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主要由城乡无产者或流氓无产者构成，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主要是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与生产资料分离的无产者，这个无产者是相对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者而言的。马克思阶级理论中的“无产阶级”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下的无产者，而非落后生产方式下的无产奴隶、城市贫民、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在马克思定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完全归社会占有，任何有劳动能力的人的收入的唯一来源是劳动，自然就没有了无产者与资产者的划分，没有了阶级。对于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基础上单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向马克思定义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如何在不断提高收入的前提下，缩小无产阶级内部的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工农劳动者收入的差距、以及进而缩小所有劳动者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收入差别，进而消灭阶级差别消灭阶级，都是绕不开的问题或矛盾。

2、在经济关系上否定个体阶级分子的可确定性，怎能得到群体的确定性？虽然个体的收入及其收入来源会发生变化，但不妨碍根据其收入来源界定其阶级归属，根据其收入多少界定其高中低收入阶层之归属。

3、人的阶级属性也反映在意志上，这里倒的确有整体性与个体的差异性，但不是不确定性。绝大多数人的阶级的经济属性与其阶级的意志属性、行为是一致的，但也有很多人阶级的经济属性与其阶级的意志属性和行为是相悖的。故划分阶级不能“一元论”、不能走极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那么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投身革命、流血牺牲，仅仅根据一个人的家庭经济关系(而非本人当前的经济行为和意志)的划分，那他们就会被划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极左者和唯成分论者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有人身属无产阶级却做梦都想当资本家，但他没有资本家的利益行为时，也不能简单根据其意志将其划为资产阶级。正因为阶级具有经济和意志行为两种属性，故对个人确定其阶级属性时，必须结合两者来分析，过去的唯成分论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割裂了阶级概念的两种属性之联系。

4、关于“阶级”与“社会矛盾”的关系问题。“社会”是一个有多重属性的范畴，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属性对其下定义，就有“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法律社会”、“文化社会”等概念。若从社会生产资料占有的阶层关系来定义“社会”，就有“阶级社会”的概念。一个社会只要存在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阶层，阶级矛盾就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若从生产与消费的环节来定义社会矛盾，供求矛盾就是一般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撇开政治、文化或法律社会的因素不说，仅就这两组经济因素来说，拿一个经济的阶级社会和一个经济的无阶级的社会作比较，后者的主要矛盾是供求矛盾。前者的阶级矛盾和供求矛盾是并存的，但哪个矛盾起主导作用呢？这两个矛盾有联系有相互作用，但有根本的区别。因为不同的阶级诉诸的供求内容及其结构是很不相同的，社会的供求矛盾朝哪个阶级的方向去解决是由阶级关系的力量对比及其矛盾决定的，当某个阶级的供求意志及其行为主导了供求结构，就有可能缓或激化阶级矛盾。因此，在经济的阶级社会里，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至于阶级矛盾是否处在对抗还是非对抗性状态、或我们希望将它们发展为对抗性还是非对抗性，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希望把阶级矛盾控制在非对抗性上，就制造一个阶级矛盾已不是经济的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理论了。譬如，斯大林就是这样，在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把工农的阶级矛盾仅仅归因于生产(自然)条件差异、收入差异产生的矛盾，把苏联阶级社会的矛盾转成供给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即生产与消费环节的矛盾，从而把用发展生产力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当做苏联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而这个规律本应当用于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无阶级社会里的。他的这一认识主导了其后的每一届苏共领导集体，等到阶级矛盾尖锐化了、积重难返了，再认识和调整阶级矛盾就已经来不及了，苏联体制也就解体了。在苏联解体中的阶级矛盾掩盖问题上，有一个关键，即官僚特权阶级或“党内资产阶级”问题。当官僚特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借国有的生产资料谋取自己的利益时，国有生产资料实质上就变成了他们私人的生产资料，他们就从一般高收入者、特权者转变成了特权阶级、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即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办。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列宁定义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消灭了阶级的，因为收入只有劳动这一唯一来源，消灭了阶级也就无政党，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属性也消亡了(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由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在占有生产资料上的完全平等、实行唯一的按劳分配和无阶级无政党。我们现在呢？有工农阶级、有政党、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的国家机器在不断增强其对内对外的功能，市场经济下有了大大小小的雇佣劳动的企业，也就有了资本家阶级，收人分配既有按劳分配，更有按资分配(这种混搭的分配被称为“按要素分配”)。资本家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会用各种手段收买党内的特权者使其转变为资本家阶级在党内的买办，即党内资产阶级，作为阶级社会，阶级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全世界亦如此)。因此，我们还不是马克思定义的社会主义，而只是从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向马克思定义的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我们不能因为需要利用和发展市场经济，就否认阶级矛盾是我们这个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或像斯大林那样把其他的矛盾用来替代阶级矛盾。这样只会捣糨糊，掩盖矛盾的主次及其本质，把马克思的理论搞得面目全非。

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中，都是反对落后国家单干社会主义的。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在这个过渡时期不能绕开利用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人性进化的历史基础，也是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所证明了的。故在过渡时期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正确认识到这个过渡时期是漫长的，社会主义是全世界的事业而不是单个国家物质文明发达就能产生的社会主义，不掩盖过渡时期是个阶级社会，不掩盖各种阶级矛盾如工农之间占有生产资料的矛盾、工农与资本家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矛盾、工农阶级与党内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因为这些矛盾与一般经济社会的供求矛盾是并存的，因此，不要用一般的供求矛盾去掩盖诸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的社会矛盾，因势利导引导让这些矛盾朝着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途发展。若然，向这个方向的过渡是可能的，但一国要处理好这些矛盾，最终也得取决于全球社会主义的进程。二是，没有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没有认识苏联解体的本质原因，或因害怕提阶级矛盾从而害怕提阶级斗争，以为一提阶级斗争就是“文革来了”，就用一般经济社会的供求矛盾去替代作为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满足一部分人“恐左恐文革”的心理需求。这样，就有可能导致阶级矛盾向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最终会在全球资本主义化(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压力下，在只注意发展物质文明的倾向和民族复兴主义的的诱惑下，完成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并非由一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态所决定，而是由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态所决定。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尚未实现均衡发展来看，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决非过去所理解的几十年或几百年就能完成的，或仅仅在形式上把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变为国有和集体经济就能完成的，故在这个过渡时期应当做的是：在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大胆承认和正视这些矛盾，创造条件去缩小工农差距及其矛盾(收入来源的矛盾和收入差别的矛盾，以及其他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矛盾)的同时；控制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让它发展成对抗性的的矛盾；尤其是要逐步消灭特权制度和特权阶级，铲除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土壤，这也是识别是否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过渡的试金石。

链接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9-04-19/19792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78176-1174005.html

2019/4/21

[1] 和顾况《忆旧游》韵：

悠悠南国思，夜向江南泊。

楚客断肠时，月明枫子落。

顾况-公元725-816年，字逋翁，唐代海盐(今属浙江)人。至德年间中进士，官至著作郎。后因作诗嘲讽当时权贵，被贬为铙(音挠)州司户参军。后隐居茅山，自号华阳真逸。其诗平易流畅，并注意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明人辑有《华阳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