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做完前列腺癌手术顺利度过了15年，可以说在理论上已属于治愈，然而终究还是未能避免癌症复发以至于骨转移，已然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两个多月前在参加六舅 (我的六姨妈) 的追悼会后，一个人走进六舅家的厕所哭泣的五舅(链接：《【少堂志林（1226）】忆六舅》《【少堂志林（1227）】生死泪（《忆六舅》续篇）》)，紧接六舅之后，于2020年3月4日晚上，在位于武汉市青山区自己的家里，和这个世界永别，享年76岁。 

3月5日中午10点左右，我在我住的房间看书累了想出来转转，老四突然告诉我，五舅昨晚不在了。这时我就听见老母亲在她的房间里哭泣。我走进老母亲房间，见老太正接着七舅打来的电话，一边在电话中和七舅答呱（湖北新洲方言，意为“说话”），一边痛哭着。老母亲电话打完，又哭了一会儿。我想安慰她几句，就故意向她问了一个以往已问过很多遍的问题，五舅是民国三十三年还是三十四年出生的吧？老母亲道，三十三年。我说，那是1944年。我说大舅前列腺癌做手术后第二年就去世了，五舅前列腺癌手术后活了16年，76岁了，已达到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老太用纸巾把眼泪擦干，自言自语道，是有点想他。我又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你们老兄弟姐妹七个走了四个了，小时候年轻时候数你最苦，不过很可能你活的时间最长。老太道叹口气道，哎，总是要走的。 

五舅去世的这几天里，我把大约过去近60年间我记得的，他与我们家、与我个人之间的一些交集，把那些过去曾经想过和说过无数遍的事与情，再次重新加以思考。 

半个世纪前，五舅是外祖母家族的光荣，也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精神偶像。根据七舅的说法，他们兄妹七人中，我母亲一直都是最苦的一个。因此像其他大部分舅舅姨妈一样，五舅对我母亲也相当尊重，和我母亲感情较深。我母亲排行老二，五舅每次从部队回来探亲，总要提前来信，告知他来我们家的时间。五舅的信总是我读给不识字的父母亲听，同时负责根据父母的意思写回信。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的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读信——既不喜欢把五舅的来信读给父母听，尤其不喜欢把我给五舅写的信读给父母亲听。等到上了大学，特别是研究生念的是教育学、心理学，我就利用学过的知识分析了一下这种不愿意读信给别人听的心理原因。我的结论是，由于我自小对语言文字有特殊的敏感，觉得书信中写的都是很私人的话语，在公开场合读念书信尤其是自己写的书信给人听，很别扭。像我们这代出生农村的人都知道，四五十年前，农村家庭能出一个到部队当兵的是件很光荣很让人羡慕的事。五舅更是做了军官，是第一个给外祖母家族增添光彩的人，因此小时候，只要五舅从部队写信回来说要回来探亲，我们就知道家里那只老母鸡是为五舅留养的，哪个罐子里的鸡蛋是为五舅攒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我们总是怀着渴盼的心情，计算着五舅来到我们家的日子。五舅到我们家后，总是要走到我们家的房间里，打开米缸盖子看一看还有多少米怕，问问我父母亲，家里粮食够不够吃。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父亲和母亲便会把早已炖好的一灌鸡汤从火灶里切（堂按：老家新洲方言，意为“拿”）出来招待五舅，只让五舅一个人吃。五舅也不客气，不说咸了也不说淡了，把一只母鸡熬成的一灌鸡汤慢慢吃完，让我父母亲觉得合五舅的胃口，很是高兴。等到要吃晚饭了，父亲和母亲就给五舅再煮一碗荷包蛋作晚餐。吃完晚饭，五舅和我父亲母亲聊一会儿天，趁天还没有黑，便返程回外祖母家了。记忆中，五舅回家探亲，是没有给我们带点小礼物的习惯的，这曾让童年、少年时代的我们有些失望。但有失望更有希望，无论如何，每次五舅来我们家，都成了我们童年、少年时代精神上的盛大节日。这个节日又欢快，又得意，是我们灰暗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一束亮光。 

五舅妈曾专门对我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过去五舅对我们家关心不够。我相信这不是五舅妈一个人的想法，也是五舅步入晚年之后对过去反思后的心里话。2013年国庆节，我们给我家老太太做八十大寿，所有亲戚都应邀前来参加寿宴，一个也没有缺。这场景，不能不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我们家于外遭受欺凌，于内被有的至亲看不起，甚至走到我们家门口和我母亲说话也不肯进屋坐一下的心酸往事来。而作为四兄弟中的长子，作为从当年毫无希望的处境中打头阵杀开一条血路的奋斗者（我自认为我的头阵打得很好，可以打100分），我为我们家的境况终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无比欣慰与自豪。我还策划了一个家庭联欢会，安排其他兄弟准备了麦克风、功放音响等设备，又安排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准备了一批家庭文艺节目（以第三代为主）。我还提议让小弟弟的女儿做主持人。那天五舅和五舅妈也都来了。我对五舅和五舅妈的到来感到高兴。看着这个五十多年前最差的家庭，如今变成为不仅是外祖母家族而且是远远近近最好的一家，五舅跟我感叹道，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我欣然而笑，道，世界上的事情常常如此！五舅聊了一会儿走开后，五舅妈又过来跟我说，少堂，过去五舅对你们家关心不够啊！我又爽朗一笑，道，都过去了，我们挺过来了！我们挺过来了！实话实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对五舅的曾对我们家关心不够，抱有深远、深切又深刻的腹诽。还要实话实说，对五舅的这种对我家的关心不够，我有时甚而至于还多少心生些许怨恨之情。我到广东工作后还用我的个性化的手段，把这种怨恨之情进行不合常理的“报复性”释放，就是每次回武汉，一般都要去看一下五舅和五舅妈，给他们送一个红包，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包里放的钱还在增多。特别是2004年五舅做前列腺癌手术期间，我给五舅的慰问金，是所有亲戚中（包括在葛洲坝电厂工作的七舅）最多的。去年六月份我从深圳回武汉办事，病情已进入晚期的五舅正在住院，我让小弟带我和我夫人去医院看了五舅，给了五舅五舅妈一个慰问红包。躺在病床上的五舅得知我已退休，感叹道，你都退休了，我们怎么能不老啊！和五舅告别时，我说五舅你好好养病，下次回来我们再来看你。五舅听了我的话，眼里闪烁着泪光。那泪光让我确信，五舅对于自己时日不多心中有数，因此伤感地把这次告别当成和我这个外甥的永别。这次我回武汉过春节，原本安排在年后从武汉坐高铁返回深圳时再去看五舅，可哪里想到回武汉后碰上新冠肺炎爆发，武汉封城，一直到现在都被困在老家武汉新洲。好在武汉封城之前，在武汉工作的小弟弟去看五舅，我就让小弟弟给五舅又带去一个慰问红包。大年三十，我给五舅打电话拜年，当时听电话中五舅的声音，觉得精神还可以。谁知这是我和五舅最后的通话。

小时候我们对五舅又敬又畏，从未想过会跟他发生争论。等到我咬牙坚持三年高考，终于好不容易在1979年考上大学后，曾和五舅发生过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言语冲突，而且程度相当激烈。那是1980年，五舅出差武汉顺便短暂回新洲老家看望外祖母，没有时间到我们家来，但特别通知读大学二年级的我从武汉回来到外祖母家去一趟。我也知道是去挨批评。我花两三个小时从我们家走到外祖母家后，一见面坐下五舅就和我严肃谈心，并且劈头就责备我道，你家里这么困难，听你姆妈说你怎么还在大学乱花钱? 听了五舅的批评，当时由于贫穷内心非常自卑的我，又委屈又伤心，声音不大但简截而倔强地辩解道，我没有乱花钱。五舅进而指摘道，你没有乱花钱？那你买把伞干什么？我迅疾反驳道，我是花了七八块钱买了一把伞，可是我不买伞下雨我怎么去上课? 五舅并不听我的解释，继续批评道，下雨你不能戴斗笠去上课吗? 我冲动地顶撞道，在武汉上大学我能戴斗笠去上课吗？我要戴斗笠去上课，全校几千同学不要像看稀奇一样看我戴斗笠？！后面五舅说一句，我就顶撞一句。我心里的话是，考上大学对我们这样家境的农村孩子乃至整个家族，不啻是天大的喜事，我吃了那么多苦咬牙坚持连考三年才终于侥幸考上了大学，成为外祖母家第一个大学生，也是中学同年级同学中唯一的本科生，其他舅舅姨妈没条件支援我一点我还可以理解，可你五舅在部队当军官拿工资，一块钱的红包也不送我奖励我一下，你还批评我不该买伞而应该戴斗笠去上课！你五舅要是给过我五块八块钱奖励我考上大学或者帮我买一把伞，这批评我还听得进去，可你五舅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分钱，你还批评我不该买伞而应该戴斗笠去上课，你哪里有资格批评我乱花钱！这些话虽然在心里没说出口，但我的不满之情甚至怒气分明溢于言表，以至于五舅生气地重重地斥责了我一句：“你放肆！”到近40年后的今天，我当然会懂得，长辈的批评不需要资格。退而言之，无论有没有资格，长辈的批评用心是好的，是应该听进去的，至少不能当面顶撞。

五舅去世的这几天，我第一次认识到五舅对我们关心不够是有一些客观原因的。我的外祖母有七个孩子，按排行，是大舅、我母亲、三舅（三姨妈）、四舅（四姨妈）、五舅、六舅（六姨妈）、七舅，兄弟姐妹七人。五舅曾跟我说过，他们家当时在村子里是最穷的一家。我们那一代，一家有兄弟姐妹五六个甚至六七个的很常见，因此外祖母下面仅第三代的人数就有二十好几个之多，每到春节，孙子、外孙来拜年，吃饭需要两个大桌子。五舅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徐州工程兵学院当司务长或副司务长，可能是正营级干部（我没有和五舅确证过），后来把农村里的五舅妈办了随军，加上三个孩子一共五口人，还要参与赡养外祖母，后来转业到地方，在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的一冶系统做了一个财务科长，他有多少能力与余力来帮助我们呢？更没有责任和义务单独给我们一家多少帮助。更何况，五舅也没有对我们家有什么不是一碗水端平的歧视。就是说，他不帮人并不只是不帮助我们一家，对其他舅舅、姨妈家，他也基本都是一样对待。道理明摆着也再简单不过，无论是做舅舅的还是做叔叔伯伯的，他们能有余力给外甥外甥女或侄儿侄女辈一些帮助，那是被帮助者的幸运，后者应该感恩；如果没有余力或由于某种原因不愿意给予帮助，那也不要有奢望，更不能苛求。总之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各人有各人养家糊口的担子和难处，还有不断提升自己一家生活品质的世俗压力，因此无论是舅舅或叔叔伯伯，他们根本就没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你这些外甥外甥女或侄儿侄女们。

我还想，即使五舅当年能帮我们这些亲戚中的一个或两个找一个饭碗，也顶多给我们找个打差的饭碗，绝不可能是很好的饭碗。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情况的变化（比如曾经发生的全国性的下岗潮），这个饭碗可以肯定地说不太可能永远保住。这个饭碗就算能勉强保住，我们这些有了饭碗的人，会不会“有饭碗即安”，满足现状而没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一辈子就那样平庸下去？看看周围的现实，我认为这种情形岂止是很有可能，实际上是必然的。是的，就算五舅当年不是完全没有条件帮我们一把，但他能帮我们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吗? 他能帮我们当上学者、教授，能帮我们事业有成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五舅当时的似乎“狠心”地对我们关心不够，客观上逼使我们不得不丢掉幻想，坚定地踏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征途，同时也铸造了我们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顽强毅力，因此对我们人生的长远发展，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是的，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不能自救，谁有义务救你? 谁愿意救你? 谁又能救得了你？

实际上，五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给予过我们一些关心和帮助。我上小学前就得了肺结核，记得那时天天吃一种叫雷米封的药片。这种药很苦，吃了一年又一年，肺结核还是没有好，仍是从早到晚咳嗽不断。后来上了小学，同学们给我取个让我倍感自卑的诨名——肺病壳子。父亲第一次带我到新洲县人民医院拍X光时，结论出来后，县医院的医生曾对我父亲说，这个肺结核与营养不良有关，须要适当加强营养。但我们家当时根本就没有办法给我特殊的营养支持(后来父母亲每天早上用煮稀饭的米汤冲一个加油盐的鸡蛋花给我喝，喝了三个月时间) 。医生还说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是联合使用青霉素和链霉素注射。可是我家里那样穷，哪里买得起买青霉素和链霉素呢？到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就给五舅写信，说了病情，恳求他能帮我买一些青霉素和链些霉素。一个多月后，收到五舅寄来的一个长方形木头盒子，里面是用棉花包装好的三四十支青霉素和链霉素。我当时八九岁，收到这些针后，天天到公社卫生所打针。打这个针很疼，我的屁股左边和右边都打出了硬块，有时走路都有点瘸。可这些针打完，我的肺结核还是没有好，也不好意思再问五舅要针，只好继续吃难吃的雷米封。那时我每年都要走十五里地，到新洲县人民医院拍一两次X光胸透，每次的费用是 5 角钱。我记得很清楚，县医院的透视报告每次都盖有一个长方形蓝色边框章子，章子里面是诸如左肺门淋巴结核合并支气管扩张，或者浸润性肺结核合并支气管扩张等字样（我现在感冒很容易犯气管炎，就是其后遗症）。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连续三次参加高考，每次高考前我都很担心，即使我的考试成绩通过录取线了，录取前的体检，肺结核很可能会坏事。因此每次高考前我都要到县人民医院去拍胸部X光。可每次透视结果，长方形蓝色边框章子里的文字都是和上边说的一样的，即肺结核并没有好。1979年我第三次参加高考，成绩终于通过，并达到当年湖北省文科重点录取线。分数出来后，考生毕业的中学集体组织过线考生到县人民医院参加体检，我最焦虑最担心的肺部X光透视却意外地顺利通过了。我过去、现在一直都确信，是那位善良的拍X光的医生，给我这样好不容易高考成绩过线的农村苦孩子手下留情放了一马。上大学后我并没有继续治疗吃药，但由于大学的生活条件和我小时候在家里的生活水平有云泥之别，我的肺结核很快钙化不治而愈。回想起来，尽管五舅寄来的青霉素链霉素当时并没有能够治好我的病，但得了肺结核能打青霉素和链霉素，这在50多年前的农村是相当罕见的一件事，因此五舅的这份求而有应的情意，让我深刻体会到“娘亲有舅”的内涵。

还有一件事是直到不久前我才知道底细的。大约两三年前，有次我在深圳想起小时候的事情，特地专门给我们家老太太打电话问她，我说记忆中我们小时候，五舅好像从来没有给我们一分钱，从部队回来探亲到我们家来，也没有给我们带过任何礼物，那五舅来我们家给过你钱吗?老太太想了想说，钱冇给过。我说那五舅每次都是空手来的吗? 老太太说，也不是，他每次来都会带点粮票来。我说，是这样，粮票也是支持。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当时什么都要凭票供应。我们家七个人吃饭，家大口阔，粮食并不够吃。小时候最痛苦的记忆之一，就是一日三餐吃稀饭，而且稀饭里煮有不少萝卜或红薯，干饭通常要几天才能吃到一次。有时父母要我们去干某件比较耗体力的农活，就用一句话激励我们：“做好了中午吃干饭咽白菜！”(堂按:老家方言把“吃菜”叫“咽菜”)这句话对我们很管用，冲着中午的吃干饭咽白菜，我们会保质保量很快把活干完。五舅每次来我们家能带点粮票来，跟他每次来都要看看我们家米缸有多少米的心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关注我们家的粮食是否够吃这个生存底线问题。不是有心的亲人(不是每个亲人都有这个心的)，他是不会关心我家的这个吃饭问题的。

如果说五舅由于缺少心力因而在物质上关心我们家甚少，那么在精神上，他还是给过我们不少帮助，至少我是如此感受的。近50年前，五舅从部队回来探亲来我们家时，曾给我带过一个礼物，就是塑胶封面微型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合订本，可以放在大一点的口袋里。这本书是我写信问五舅要的。那时我在读小学，喜欢看书，但当时家里除了政府给各家各户免费派发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书籍。政府发的这个四卷版本比较大，携带不方便，我想要一个能放在小书包里的微型合订本，就写信问五舅要。五舅下次回来探亲时就给我带回了一本，还有一本小红皮书《毛主席语录》（这本语录是八万八千字，俗称“八万八”）。我问五舅部队还有没有其他书。五舅说，部队工会屋子里是摆放有不少书，但那是公家的东西，拿多了，别人要说思想不好。后来这本微型版《毛泽东选集》我不仅保存得很好，而且一直到我成为学者教授，还常常阅读它。这本书甚至让我养成了一个学术习惯，就是凡是动笔写篇幅较大的论文之前，常常要阅读《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名篇，如《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都是曾反复选读过的篇目。由于特殊的时代和家庭的原因，这本《毛泽东选集》成了我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滋养，是影响我一生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记得2013年国庆节五舅来参加我母亲的八十大寿庆祝会时，曾跟我母亲笑谈过生死问题，说到他们姐弟兄妹都老了，以后“走时”希望“按顺序”“不要插队”。实际上，五舅说这个话之前，虽然大舅已“按顺序”先走了五六年了，但四舅（四姨妈）已“插队”去世多年(而且去年底六舅也“插队”了)。我在一旁听着五舅的话语，心里很是清楚，就是五舅说这个“不要插队”的话，完全是基于对自己曾罹患重病的身体心有自知之明，对“不插队”缺少信心。现在他终于也“插队”了。 

五舅去世的第二天，我给他的大儿子打电话。我说今年情况特殊，武汉封城，我们不能来和五舅作最后的告别。不过等疫情过去五舅的骨灰送回老家安葬时，我们都要来参加祭拜的。我还安慰这个表弟说，五舅癌症手术后健康生活了十五六年，这种病，这种预后，算得是已经很不错了。我告诉这位表弟，五舅生前曾跟我说过，他对自己的这一生是满足的。最后我说，请转达我们对五舅妈的问候，请五舅妈和你们全家节哀顺变，你们把你妈妈照顾好，找机会我们来看你妈妈。

我已退休快一年了，可以说我和五舅的人生已有60年的交集。然而回头一顾，发现在这漫长的60年中，我和五舅实际上的交集又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在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早期，五舅从部队回来探亲时到我们家来，一般都只是吃一两餐饭，当天也就走了，似乎没有在我们家住过一晚的记忆。1983年我大学毕业后，尤其是我1992年研究生毕业后到广东工作，五舅和我天各一方，都忙于自己的工作，我只是偶尔出差或路过武汉时顺便去五舅家里看望他一下，顶多吃一餐饭就告别，绝大多数时候连饭也没有留下来吃，只是和五舅五舅妈聊聊天就走了，仅有一次在他家住过一个晚上的经历，那还是三十四五年前的事情。我也没有五舅的照片。小时候我们家墙上相框中有多张年轻时候的五舅身穿军装的帅气照片。不过半个世纪之后，我没有听说老家有人将这些照片保存了下来。那张《程少堂讲语文》第一章“内在的童年”写过的，拍摄于五舅参军不久后的1963年的，对我的人生产生过巨大、深刻又深远影响的外婆家的全家福上，并没有五舅本人（五舅当时已在部队，看过《程少堂讲语文》的读者也知道这张照片上也没有我）。不过我有五舅送给我的这本《毛泽东选集》。过去多年，我在阅读这本《毛泽东选集》时，眼前自然就会浮现起五舅的音容笑貌来。从今而后，我再阅读这本书时的感受可能与过去有大不同——因为我确信，当我再看这本书时，五舅一定会在天堂看着那个半个世纪前羸弱多病，但从小到大一直都非常勤奋，非常刻苦，非常顽强，非常敏感 ，脾气又急躁又倔强的外甥，我，微笑。

2020/03/05构思，03/08初稿， 

2020/03/10 修改定稿于武汉新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