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校运会上，桥牌得了冠军，似乎有些侥幸，但主要是对我来说。

       因为整整二十年，我都没摸过桥牌了。至今还清楚记得，最后一次参赛，是在红军山麓，遵义宾馆，那一次地区联赛。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获得第三名，告别了千年老五。因此被体育协会，吸纳为地区级“会员”，领到一本梦寐以求的证书。

       为何会这样兴奋？因为很小的时候，我就被认为文弱，反应不敏捷。田径、游泳，从来参加不了比赛，球类可以凑数，但一直打不上主力。

       好在进步虽不快，却一直在慢跑进行时。中学时进了班队，大学时进了系队，上班时进了厂队，三千人的大厂啊，起码能抵个“校队”吧。虽浪得了虚名，却位置尴尬，如篮球第六人，排球第七人，足球的“第二”守门员。

       有“替补”经历的人，看了我的处境，一定感同身受。教练总在败走麦城之际，才想起派你上场，而你此时，也想力挽狂澜，却总是适得其反，越表现越紧张，结局一般不好。而队伍高奏凯歌时，谁还记得你闲坐边上，所以有好几次，我都偷偷溜号，又惹来教练批评，同伴指责。

       而这一次桥牌，我却从“替补”，升上了“主力”，还成为风生水起的“英雄”。

       别急，先说说这个遵义，号称贵州第二大城市，在当时中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地方。

       自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红军长征路过此地，召开了一次著名的会议，毛主席出山掌舵，奠定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基础。

       解放后，老人家没忘了这里，亲自着手对其规划建设。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运动，在短短几年内，就从全国各地，迁来了近百家企业（包括研究院所）。

       当时遵义，粗略算来，就有航天部061基地的33个单位，上海长征基地的14个单位，电子部的4个单位，航空部的3个单位，还有著名的87厂、85厂，钛厂、铝厂等。使当时的工业实力，在全国不容小觑。

       也把遵义这个城市，完全移民化了。你若走在街上，遇见上海人的机会最多，其次还有北京人、沈阳人、西安人、太原人等，各地风俗，包括语言、饮食、文化等，都在这里融合。而遵义本身靠近四川，受盆地里的影响最大。

       试想在这样一个，以技术移民为主的城市，赢得一次联赛老三，还算不太容易吧？

       再说说这帮兄弟，大学刚刚毕业，血气方刚，都还没有家属拖累。

       当时能分配到三线工作的，都是国防重点院校的毕业生，就我们几个来说，就来自北航、哈工大、成电、西工大、南理工等。这已经算少的了，据说文革期间，是一个班一个班往三线送。

       我们的工厂，生产制导雷达，有三千多职工。新分来的学生，主要集中在8车间、设计所和工艺所。当时住单身宿舍，同一层楼，睡上下铺。刚到三线的时候，也是学大学里，喜欢玩寂寞，久而久之，就觉得有些单调。

       想一想三线的环境，那可是草深林密之地，离城市遥远，这么一些兄弟，总要有召集起来，能共同娱乐的项目。吉他、篆刻太孤独，象棋、围棋太自我。桥牌运动，既重视竞争又强调合作，再适当组织小型比赛，很适合当时的环境。

       “协会”成立初期，大家就从北京、上海，出差买回一摞摞的书。叫牌也从自然开始，后来学会精确、精准、蓝梅花和大梅花，从此有了争论，都宣称自己的叫牌体制最好。

       再到后来，知道了遵义，还有一个水平不错的联赛，便毅然走上，夺冠的漫漫征程。
 

       遵义联赛，有几个传统强队，包括536厂、长征1厂、长征3厂和梅林厂，都是从上海内迁而来。桥牌本是“洋人”玩意儿，上海领风气之先，开初总是他们最好。

       而我们一出山，就爆了冷门，获得了第五，后来连续保持三届，成了遵义城里，一支后起之秀。这主要归功几个哥们，都是争强好胜的主儿，更得益于厂里，联赛举办过好几轮，会玩的二十多人，也算有了群众基础。

       要知道那些天，我们经常通宵达旦，为了一个牌局，争得面红耳赤。比如小苏和“傻帽”，同住一个寝室，自打了对家，便从此势不两立。还有屈岩，迷上桥牌后，经常忘了“约会”，惹得女友“小胖”在楼下叫，还让我们假传“不在”。

       出了成绩，也算对得起厂里，为我们出路费，给我们派车，还让我们住遵义宾馆，每年春秋两季，比赛一个礼拜，不上班也不扣工资。出了成绩，就有人耍起了大牌，逐渐心傲气盛，开始相互指责，直到最后一次比赛，居然因争吵而罢赛。

       我们“替补”上场，“扶危厦于将倾”，却心平气和，一步一个脚印，成绩居然超出以往，赢得联赛第三。

       一阵高兴之后，大家才和好如初。

       规划以后的发展，一个个志得意满，却不料事与愿违，我们与心爱的桥牌，竟然从此无缘。不是由于争吵，也非因为赌气，而是三线面临下马，军品即将调迁，我们又将颠沛流离，分开到遥远的地方。

       有人升了领导，比如李杰，一直当到了省里，航天局的副局长。有人继续读书，比如杨峰，留在电子科大，做了博士生导师。而大多数选择了沿海，开始孔雀东南飞，刘宁去上海科分院，魏晓明调青岛潜艇所，小苏到厦门做生意，王忠荣在杭州办工厂，梅冬回张家港的税务局。只有屈岩留在了遵义，守着一直爱他的“小胖”。

       我们这一群兄弟，虽还在电话里联系，也说要重新相聚，也打算重开牌局，却不知那一个时间，将在何年何月？思念之余，从网上宕了首歌曲，响在耳边，是那段熟悉的旋律：

       “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过去，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起就没人能擦去。”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往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