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常有，出袁隆平的机制不常有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农校试验田中意外发现一株长得特别高大的鹤立鸡群的水稻。1961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创业试验田里，发现其子代出现性状分离，呈现有不同性质。因为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不会出现性状分离，所以他推论那个"鹤立鸡群"的植株，是"天然杂交稻"。他利用该株水稻试种，随后他把雌雄同蕊的水稻雄花人工去除，授以另一个品种的花粉，尝试产生杂交品种。1964年7月5日，他在试验稻田中找到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经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种子。1965年7月，袁隆平又在14000多个稻穗中逐穗检查到6株不育株，并在此后两年播种中，共有4株成功繁殖了1~2代。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在《科学通报》发表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5月，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看到袁隆平发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后，引起高度重视，以科委九局名义致函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指出这项研究的意义重大，支持袁隆平的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由此，袁隆平成立了研究小组。从1966年到1970年上半年，袁隆平带领助手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杂交组合实验，但都没能培育出一个不育株，也没有培育出不育度达到100%的雄性不育系，科研工作徘徊不前。袁隆平总结以前教训，提出了“把杂交育种材料亲缘关系尽量拉大，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构想。当年11月23日，其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岛南红农场找到“野败”，为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又经过3年多实验，1974终于实现了杂交水稻高产的实验结果。

袁隆平的实验特别简单：只需要几粒鹤立鸡群的水稻种子和一小块土地就可以进行。如果实验不是这么简单，还需要实验仪器和试剂，还能够进行初步实验吗？没有初步的实验能够发表论文吗？赵石英没看到袁隆平的论文，或者看到了但没有引起重视，结果如何？即使小组成立了，实验5年进展不大。如果没有助手李必湖偶然找到“野败”，结果如何？太多的偶然都可能导致失败，杂交水稻的成功真是太幸运了！

对于杂交水稻，最关键的因素是赵石英，问题在于袁隆平常有，而赵石英不常有，我们不可能期待每个管理者都是赵石英。一万个科学研究者中不出一个重大原创idea是可能的，十万个也是可能的，但13亿人不出一个，就不大可能了。我国最缺乏不是没有重大原创idea，而是让重大idea实施的制度！

附：赵石英：不只是“袁隆平的伯乐”

　　文|《小康》记者刘源隆 
　　“文革”开始的第一年，即1966年。一天中午，安江农校“文革”工作组通知袁隆平去谈话。自运动伊始，袁隆平就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这位被定性为“爱好自由，特长散漫”的“预备黑帮”教师，思忖着组织该对自己“宣判”了。惴惴不安地走进了工作组负责人办公室。 “没想到，这位负责人客客气气，让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随后鼓励他‘抓革命促生产’，把研究和实验搞好。同时，还把安江农校最好的一块试验田分给了他。”在北京日报的报告文学作品《告别饥馑》中，有着这样的记录。 此时的袁隆平惊诧不已，完全摸不着头脑。直到工作组的那位负责人第二年被打倒，谜底才被揭开。 原来，工作组揪斗袁隆平，是已经定下的计划，牛棚里的床位都为他准备好了。可正在这时，工作组却接到了一封国家科委发来的公函，这封公函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 “看着北京发来的红头文件，安江农校“文革”工作组不敢自专，带着这个函件去请示时任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孙旭涛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看完公函，他明确答复：‘袁隆平当然是保护对象！’” 。　这份成为了“文革”时期袁隆平的“保护伞”的公函，来自时任国家科委九局局长的赵石英。也正是由此，袁隆平对于赵石英十分感激。1986年，赵石英病重入院，袁隆平还专程来北京看望他，首届隆平农业科研基金会颁奖时，还不忘给赵石英颁发了伯乐奖。“每一个科学家都需要伯乐，我的伯乐就是赵石英。”袁隆平在自述中如是说。 

　　不仅是袁隆平，国家科委对于赵石英也非常感激。“当时科委副主任韩光非常感谢我父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父亲在写这份公函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被打倒了。在那样紧张的外部环境下，他还继续坚持工作。”赵石英的儿子赵晨回忆并向《小康》记者讲述道。 
　　1966年2月，中国科学院院刊《科学通报》上刊载了袁隆平发表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赵石英看到这篇论文后，意识到袁隆平所进行的研究意义重大，就向主管国家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汇报了此事。 
　　可还没等到批示，赵石英就成为了“文革”时最早一批被打倒的干部之一，然而他被打倒的原因却非常突兀。 
　　之前，在一次科委的座谈工作会议上，赵石英见到了时任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陆平，陆平私下里向赵石英发工作上的牢骚，说现在学生们要搞“文化革命”，不想上课，他对此很是苦恼。赵石英听到后很惊讶，并且表示这是行不通的，因为国家的科研人才是梯队培养的，如果不学习不上课，那以后国家的科学技术就很难有所发展了。于是，陆平想了一个办法，他请赵石英去北大做一次讲座，给学生们讲讲道理。“据说，这次讲座在当时北大校园里还产生了比较大、比较积极的影响。”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很快，陆平就被带走了。“而批斗陆平的学生们也就想起来，之前有一个和陆平一伙儿，来讲座的科委干部。”赵石英随即被打倒。在批斗尚未来临前，他想到了袁隆平，深感时间紧迫，就自拟了一份公函，盖了科委九局的公章，下发到了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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