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七  多彩的小学

    1954年我们家乡淹大水，水退以后，我们回家。其实已没有了家，房子都被水冲走了或倒了，实际上回家只是说回原藉，人们在原地重新盖房，重振家园，恢复生产。我们小孩够条件的就上学。那时小学入学年龄为八岁，我正好刚过八岁，可是附近又没有学校可上，各村自谋出路，找有文化的人出来办学，我们村请小王先生出来当老师。没有教室，就找民房办。我们家复建的房子大，我父母便主动腾出房子堂屋免费提供当教室，老师和教室都有了，基本条件具备，便开始招生。那时入校不考试、不测试，只要愿意来，拿两毛钱学费报名即可。开学那天，所有的学生自带桌椅到“学校”，把桌椅放进我家的大堂屋，教室就初具规模了。在教室里，各式各样的桌子和凳子都有，桌子高的、矮的、长的、短的、方的、圆的、条的都有，没有一个相同的。凳子也是五花八门，条凳、圆凳、方凳、靠椅都有，坐上去摇摇晃晃，吱吱呀呀，拿起来落寸掉腿的都有。一个班的同学，大小差距有四岁左右，最大的一位女生十三岁，所以她小学毕业以后就结婚了，那时婚姻法规定男二十，女十八。

     我们学校只招了一个班，学校只有一位老师，课程都由他一人教，好在那时开课不多，只有语文、算术和音乐课。那时语文课开始学的是注音字母，因为还没有拼音。1955年国务院才召集人研究拼音问题，拼音方案经过毛主席批准，1958年2月11日经国务院第五次会议通过方案，并决定从1958年起在小学教学，同时注音字母方案也停止使用了。所以，我们那时的学生，学的注音废了，学拼音又过了时节，我们没有学拼音。可是拼音又十分有用，包括查字典，当时不知道，现在上电脑也要用拼音打汉字，上网、交流、写作等更是必不可少。

     小学生学习，离不开字典，而后来出的字典都是用拼音注音，在逼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到书店去买了一本绿色封皮的《汉语拼音方案》书，开始自学，好在那个书上把拼音的读法和注音字母对应起来，加上我学注音的基础和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我到底是学了半瓢水的汉语拼音，然后边用边学，终于可以用拼音查字典了。由于是自学，加上我们那里口音对Z、C、S和zh、ch、sh，以及in—ing、on—ong、an—ang等不分，所以我这一关过的不好。

     除了学会拼音之外，还有一个意外收获是在小学时开启了我自学的小门，提高了我自学的信心，往后有很多东西我想学，而又没有老师教时，我就想：“自学吧，应该可以学得会。读小学时都能自学拼音，现在自学应该没有问题。”就这样自我鼓励，自己壮胆，我一生还是自学了很多东西，如电子电路、各种仪器安装和调试、各种家用电器修理、家庭装修设计、家庭用电系统、一般电脑软件安装、小钳工、电工、木工、水工、泥工等。这些为我的工作、生活提供了很大方便，使我干成了很多事。“坏事变好事”这话真是很有道理的，关键是遇到坏事时怎么对待，怎么转化。正像如何认识处理危—机、利—害，舍—得一样。

     我在自己家里的小学读完一年级之后，我们两个相邻的村子的相同小学合并了，于是我又跑到邻村小学去读二年级。这个小学好像是更远至二公里外的一所正规小学的分校一样，记得我们读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到正规小学去宣誓：加入少年先锋队，我带上了红领巾。我们的“分校”只有初小，没有高小，所以读完三年级，该升入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又整体转到二公里外的正规小学去读书。也是有趣，我的学历与家校间的距离成正比：小学一年级在家里；小学二年级在邻村距离1公里；小学三四五六年级在1.5公里外小学（生产大队地）；初中在两公里外的集镇（公社地）；高中在15公里的县城；大学在150公里外的省城。

    进入高小，学习环境更好，师资水平更高，我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成绩得到很大提高，老师嘉奖我，给我先封了个少先队中队长，胳膊上挂了两条杠，后来又让我当班级常委——劳动委员。就这一“基层锻炼”，对锻炼我的胆量，改变我的性格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为后续成长打下了基础,我读初中的时候当上生活委员，读大学时也当了个委员，此是后话。

    我读小学时期记忆最深的有几件事：有最好的语文和算术老师，有老师被打成右派、1958年集体住学校睡在教室里、在学校种菜、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学生“一帮一”结对活动、学习董加耕和邢燕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

    我们的语文老师讲课绘声绘色，出神入化，听他的课连开小差的机会都没有，他教我们认字、读书，还教我们学习方法。我们的算术老师自己做各种教学道具，把算术中的加减乘除概念都形象浅显地讲解演示出来。算术老师还把加减乘除的方法法则编成口诀，让学生背记，既上口又易记，我至今记得分数乘除法口诀中的几句：“子乘子、母乘母，乘法法则；分数除、颠倒乘，一点不差。”

     1958年大跃进时，公社社员们干劲冲天，晚上都要挑灯夜战，在田野的地里干活至半夜，食堂送饭来吃以后，大家就住在田头用树杆、竹竿和芦席搭起的“战斗棚子”里，不回家。早上起来不用走路下地，脚迈出棚就站在地里，就开始干活，省时间。那时“家”也改变了，生产队把全队（村）各家房子挨家挨户间的隔墙都凿开，打通成一体，就像地道战的情形那样，在各家各户可以自由穿墙而过，再摆上一长串大方桌，作为公共食堂使用。家长不回家，小孩没有人照看，公社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公社召开各小学会议动员：大跃进年代要养成集体主义精神，学生要从小培养，要过集体生活，学生都搬到学校住，教室发挥多功能作用，白天是教室上课用，晚上是寝室，供学生集体住。我校教室有限，就一个班一间，那时学生年纪不大，男女生都开地铺混住。就这样，我从小就体验过一段时间的集体主义生活。

     那时候，倡导评比三好学生：爱祖国、爱学习、爱劳动。为了培养小学生爱劳动的精神，学校把为老师提供蔬菜的菜地贡献出来，每个班分配承包一块地，由班主任带领小学生种菜。种菜要肥料，那时候还没有化肥，学校想出一个培养学生的好办法，学生上学时每人背上箢子和耙子，在上学的路上沿途捡猪粪、牛粪和鸡粪，到学校老师验收后倒入粪池。学生多，大家都要捡，粪源有限，学生们经常完不成任务，学校又改革方法，每两个学生每月抬一桶大粪到学校，这样学生可以从家里的粪池里掏一桶送学校。粪桶虽不大，可是臭味很大，学生用扁担抬着、闻着、沿途散发着浓郁的臭气，桶内桶外还有白色的蛆爬着，乡里伢们都习惯了，所以我们并不以为然。种出的菜不能浪费，还是都送到学校老师的食堂。

     有一段时间，学校进行教学改革，促进教学相长，培养学生互帮互学的精神，让我们高年级学生帮低年级学生学习，班与班、生与生结成对子“一帮一”。我那时读五年级，我们班帮助一年级一个班，分配我结对子的是一位漂亮的一年级小女生。我和她交流学习时，总是我讲，她不做声，多数时，她低着头，好像很害羞的样子。我担心这样子她进步不大，拖了我们“一帮一”的后腿。好在这项活动时间不长，只进行了三、四次就停止了，大概学校和老师们发现这样效果并不好。我们班上一位女生和我有未来的亲戚关系，她是我娃娃亲对象的堂姐，有一天她悄悄告诉我，和我结“一帮一”对子的那位女生就是我娃娃亲对象，她也知道我是谁。她这么讲，当时搞得我满脸通红，万分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她也在这学校读书，她怎么知道我的呢？又一次，她堂姐告诉我：是堂姐给她悄悄指认的。搞半天我早就被人盯上梢了。真奇怪，一个班几十人，怎么那么碰巧遇上她了。其实，这些都是大人们按古老传统习俗正儿八经做的“游戏”，定这种关系时我们都只有几岁，就是我们巧遇时也都是非常非常很很懵懵懵懵懂的。

     比我高一年级的小学生毕业后，当时在我们那儿就算是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可以安排工作，吃商品粮。就在我们进入六年级的时候，全国来了第一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那时提倡向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董加耕和邢燕子学习。我们正好赶上了这一波形势，有一部分小学毕业生毕业后要回家种地，无法升初中。那时初级中学少，全县才四所，每所学校招收2—3个班的学生，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刚过不久，工业还不发达，企业吸纳人数有限，不下乡到哪儿去？我们班上50多位同学，有九位考上了初中，我不用下乡，有幸去读初中。

(2016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