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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古代有“科学奥林匹克竞赛”

已有 881 次阅读 2020-6-11 14:49 |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如果古代有“科学奥林匹克竞赛”

 

中国古代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科学技术是文化的重要支撑,无论现代或者古代,如果没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也不可能有文明的发展。可以设想,如果中国没有造纸术、没有活字印刷术,没有数学、天文学、医学、农学等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就不可能有古代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是构建社会文明大厦的重要基石之一,所以科学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的科学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呢?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到:“如果古代有诺贝尔奖,毫无争议,中国人将会囊括所有的奖项。”这未免过誉,但是却反应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领先的地位。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古代有一个“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国会获得多少“科学奥赛”的金牌?。

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四大发明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这一观念最早也是西方人提出来的。其实,中国古代有很多发现和发明与这四大发明相比,其科学意义更重大。

比如古代的勾股定律,有的人对于中国古代的科学缺乏全面的认识,经常用这样的例子来理解的:把商高勾三股四弦五当做中国古代的勾股定理。显然这不具有普遍原理上的意义,并由此得出结论:“勾股定理不是学理性的构建。”并继而发挥:“中国古代的科学缺乏理性。”

但是在商高的勾三股四弦五之后,三国时代的陈子就提出了具有普遍原理意义的勾股定理。

《周髀算经》记载公元前六七世纪陈子关于勾股定理:“若求“邪(斜)……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的对于直角三角形具有普遍原理意义的勾股定理。所以这是勾股定理“科学奥林匹克竞赛”的世界金牌冠军。

其科学意义远远超过了四大发明。

100多年以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才提出了勾股定理,但同时给出了证明,这样毕达哥拉斯提出勾股理及其证明就打破了陈子的记录而获得“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世界冠军。因为中国古代陈子的勾股定理未给出其证明。后来中国三国时代刘徽、赵爽也给出了勾股定理的证明,但是比毕达哥拉斯的证明晚了几百年。

把勾股定理称作为商高定理是不恰当的,商高给出的勾三股四弦五在直角三角形中没有普遍意义。毕达哥拉斯之前陈子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勾股定理,所以在中国的文献中称之为勾股定理名副其实。

体育的世界纪录经常被刷新,科学的成果也在不断的更新。勾股定律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

因为人类最早接触的和要计算的平面几何图形是直角三角形,所以很多文明古国都提出过勾股定理。重要的不在于名称之争,关键在于了解,中国古代关于勾股定理并没有停留在商高给出的勾三股四弦五,而有一个理性的发展过程,把中国古代的勾股定理说成是非学理性的,不符合实际情况。

关于浮力定律也有争论。《墨经》中有这样两句话:

荆之大,其沉浅,说在具。”

“沉,荆之贝也,非荆之浅也。”

上述关于浮力的叙述中,“荆”同“形”,“具”是平衡的意思;第二句中的贝是具之误。以上两句话,如果翻译成白话文综合起来理解,意思是:

“形状大的物体,其沉入水中的部分却浅,是因为物体的重量与物体沉入水中(的同体积的水)的浮力相平衡了。”

这两句话基本上表达了浮力定律意思。

《墨经》完成于公元前388年,如果当年举行一场水上的浮力定律“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墨子可以稳拿冠军。阿基米德更为明确的浮力定律是公元前245年发现的,在墨子提出的浮力定律143年以后即公元前245年再举行一场水上浮力定律的“科学奥林匹克竞赛”比赛,阿基米德浮力定律就取代了墨子的记录而得到冠军。

三国时期曹冲称象也表达了浮力定律的意思,大象的重量等于它所排开的同体积水的重量,如果把大象代表成任何一种物体,曹冲称象船中大象这个物体可以换成石头,也可以换成铁块、砖头、….X…乃至水,那么曹冲称象的浮力原理:任何一种物体在水中的浮力等于它所排开的同体积水的重量。

因为曹冲比阿基米德晚出世几百年,曹冲称象并没有突破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科学的发现只有第一而没有第二。所以曹冲称象是无法得到浮力定律冠军的。

墨子在物理学和几何学方面,还有很多“奥林匹克”的冠军。而且对于现在的科学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潘建伟说:“墨子关于光线的直线传播启发了当代的量子通信研究“,所以我国发射的量子通信卫星命名为墨子号。

墨子提出了关于圆的精确的定义:“一中同长也。”以至于中国古代,在圆周率,圆面积,圆柱体,圆锥体、球体等计算方面一直领先于世界。所以有关圆的几何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墨子、刘徽、祖冲之等数学家都可以得到冠军。而且其科学意义也远远超出了四大发明。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其科学意义超出了四大发明,同样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就是音乐周期性的最重要的基础十二平均律。它是明代的数学家、声学家朱载首先建立的。他运用勾股定理,在一个八度音程内算出了十二个音程值相等的半音,创立了十二平均律。如果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十二平均律和频率变化之间

的关系是一个公比为的等比数列。为了进行精确的计算,他自制了两层八十一档的大算盘日以继夜进行大量运算,其计算精度达到了二十五位。1980年代美国华裔教授沈柏宏用大型的电子计算机验证了朱载堉的计算结果,他惊讶的说:这的确是个谜,四百年前的人怎么能算的这么精确!”

这个音律系统能够满足任何曲调的需要,可以“终而复始,循环无端”地自由转调朱载建立的“十二平均律”由在中国的传教士传到欧洲。几乎所有的乐器都必须按照“十二平均律”制作,它又是现代声乐曲和器乐曲的基础。如果没有“十二平均律”就没有现代音乐。“十二平均律”既是音乐的成果,从原理上讲,更是物理学声学的成果,所以朱载堉应该获得当年物理学“奥林匹克竞赛”的世界金牌冠军。

在中国古代医学方面,古代没有青蒿素,但是却有青蒿治病的发明。青蒿治疗疟疾始于公元340年间的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之后宋《圣济总录》、元《丹溪心法》、明《普济方》等著作均有“青蒿汤”“青蒿丸”“青蒿散截疟”的记载。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除收录了前人的经验外,还载有治疗疟疾寒热的实践。清《温病条辨》《本草备要》以及民间,也有青蒿治疗疟疾的应用。所以青蒿治病应该是古代医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冠军,而且屠呦呦继承中国传统医药学发明青蒿素的成果获得了现代生理学医学诺贝尔奖。

中国古代医学使用的以毒攻毒的疗法,就是现代的免疫疗法的一种。1000多年前,为了治疗被狂犬咬伤的病人,就用狂犬的脑髓敷贴在被咬伤病人的伤口上以治疗预防狂犬病的发作,这就是一种以毒攻毒的免疫治疗;接种人痘以预防天花病的发作,这些以毒攻毒方法都是中国医学最先在世界上发现并付诸实施的预防免疫治疗方法。还有针灸疗法等,中国古代医学可以获得古代医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冠军金牌数可能是世界第一。

比四大发明科学意义更重大的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的发现和发明很多。他们不仅能获得“古代科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冠军,还可能是“古代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的候选者。比如现在世界上唯一使用着的天文学坐标系是中国古代创造的赤道坐标系(古希腊的黄道坐标和古阿拉伯的地平坐标均被淘汰)、中国古代创造的二十四节气、还有很多中国古代创造的天文学仪器等等,不胜枚举。这些科学技术成果都是领先于世界的理性的创造。以下分门别类看一看中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在“古代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可以获得哪些奖项?

中国古代的数学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十进位制的国家之一,是筹算和珠算以及相应的计算工具的创造者。春秋战国时,“九九”口诀在我国已经非常流行,战国时的《墨经》中还提出了点,线、方、园等几何概念的定义。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成书不晚于公元前一世纪),给出了勾股定理的一般形式,并有了比较复杂的分数运算。汉代成书的《九章算术》是我国数学体系形成的标志,它包括算术、初等代数、初等几何等方面的内容,通过246个应用题及其解法,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形成了独特的体例。

园周率的研究是我国古代数学的一项重大成就。公元263年刘徽(约225—295)在注释《九章算术》时,创造了割园术,求得π=3.1416,他还提出了初步的极限概念。南北朝时的祖冲之(429—500)求得π值在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他所提出的密率为355/113,是分子分母不超过1000的π值最佳渐近分数,比欧洲要早一千年。

我国古代的代数学水平较高。在《九章算术》中,已经提出了负数的概念,并有了正负数加减法的运算规则,刘徽进而提出了正负数的定义:“今两算得失相反,要令正负以名之。”负数的概念领先于欧洲1000多年。

《九章算术》有整整一章讲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比欧洲早1500多年。书中还记载有开平方和开立方以及一元二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公元1050年左右,贾宪创造了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比西方类似的“鲁非尼——霍纳方法”早770年。公元1247年秦九韶(约1202-1261)发展了增乘开方法,他在《数书九章》中提出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和一次同余式解法。公元1303年朱士杰把《九章算术》中的四元一次联立方程解法推广为四元高次联立方程的解法,他对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欧洲解联立一次方程是在十六世纪才开始出现,近代才有联立高次方程的研究。

魏晋时期,数学得到空前的发展,其最杰出的就是刘徽的《九章算术注》和赵爽的《周髀算经注》,它们都是魏晋时期新学术思想影响下的产物,表现出逻辑严谨性。并且能不以功利为目标,追求纯理论的研究,因而取得奠定中国古代数学理论体系的重大成果。

刘徽是三国时数学家,数学成果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的,则是他为中国古代数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向《九章算术》中引入了原书中所缺乏的逻辑环节,例如数学概念的定义,对公式、算法的证明、各种算法之间的逻辑关系。

《九章算术》对所用的数学概念没有作任何定义,对概念涵义的理解靠“约定俗成”。在数学中,约定俗成可靠性差,易于对某些概念形成歧义理解。刘徽对所用的数学概念,不

仅对自己提出的每一个新的概念,而且对《九章》原文中的大量术语也给出定义。如对于幂、齐同(之术)、开方、阳马、“鳖腰术”、“羡除术”、方程、“正负术”、勾股弦等术语给出精确的严格的定义。比较符合关于定义的逻辑和数学的要求,被定义的与定义的概念外延相同,无循环定义,没有“未知”概念,没有使用否定、类比等不清晰的表述。

刘徽注《九章》,以证明其中的公式、算法。对《九章》的多数算法(“术”)都作了证明或证明提要。在逻辑演绎的前提中,还有一些未加证明的原理和事实,这些原理和事实,可以视为逻辑演绎前提中的“公设”和“公理”。

刘徽《九章注》的数学演绎证明以“定义”、“公理”、“公设”为逻辑的起点,与欧几里得几何的公理化方法一样,在逻辑上是严谨的。

现代数学微积分的起点是极限的方法,在世界上刘徽第一次把极限思想引入数学证明,证明圆面积的计算公式、圆周率的计算、圆周长等等有关圆的计算。其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无限增加的方法割圆,无限增加的极限就是不可切割,以证明圆的各种计算公式:“割之弥细,所失弥少,以至于不 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使之成为数学方法,这是刘徽对世界数学最杰出的贡献之一。

此外刘徽运用数学证明方法,还在截面积原理、等差数列求和、十进分数等方面取得一些重要的数学成果。

十进分数、即小数的思想:开方不尽数可以退位求其“微数”,即以10的幂为分母的分数。而且求的过程可一直进行下去,达到人们需要的精确度。这开启了十进小数的先河,为圆周率计算打下基础。

刘徽重视研究数学知识之间的联系:数学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构成数学的一种理论体系,这是刘徽在这方面研究得出的重要理论成果。《九章算术》本来是一种面向实际问题的应用数学体系,而刘徽利用他所给出的关于数学术语慨念的定义作为起点,以他提出的原理为中介,采用演绎逻辑方法阐述出各种数学知识的联系。

他利用“率”的定义和齐同原理阐述的数学知识间的联系是很有意义的。刘徽给出的“率”的定义是“凡数相与者谓之率”,把分数看成两个量相与,指出率具有“粗者俱粗、细者俱细”等性质,从而可以“乘以散之,约以聚之,齐同以通之”,并把率作为数学运算的纲纪来使用。“今有术”——“以所有数乘所求率为实,以所有率为法,实如法而一”——是普遍方法。他用率特别是用今有术注释了《九章》的大部分术文(近200问)。他认为,只要能根据问题的数量关系找出各物的率(“因物成率”),则问题即可归于今有术求解。而“平其偏颇,齐其参差”就是齐同原理。刘徽在注释论证的实践中实施了他的上述观点,不仅用齐同原理论证了分数运算、一般比例、连锁比例和比例分配问题,也论证了盈不足术、方程术和勾股、测望类问题解法的正确性。

刘徽《九章算术注》的数学知识形成了独特的数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与《九章算术》的实用体系是并行不悖的。

刘徽注与《九章算术》是一种继承发展的关系。

“万物皆数”的《九章算术》数学观就是把数学应用于各个领域中去的思想,正是由此出发,数学被表述成应用体系。对于这一点,刘徽也是赞同的。表现之一,刘徽在注文中也注意实际应用,例如在“商功”章的有关注文中,对王莽所制标准量器“律嘉量”斛、斗及为当前所用之标准量器“大司农斛”的容积作验算;表现之二,在刘徽自著的《海岛算经》(原为《九章》注文所增撰的部分,后单独成书)中,刘徽也选择了实际应用的测望问题,并取得一些杰出的成果:提出几种基本测量方法,解决了一些复杂的测望问题。

其次,刘徽对术的注(证明)或新建的术都表明了《九章算术》的算法化思想也是他的基本数学思想。他的“方程新术”就是很好的算法。他所著《海岛算经》也是以算法为中心的。刘徽在论证的过程中经常使用数形结合已达到直觉理解。

刘徽注重知识的共性,从“规矩度量可得而共”出发,引出面积、体积、率、正负数等定义;运用出入相补原理、无穷小分割方法、齐同原理等数学方法,使他的数学知识形成了以演绎逻辑为主要证明方法;以率为纲纪,以计算为中心,密切联系实际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约而能周、通而不黩”。这个体系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数学成果。

三国时期的赵爽也是一位中国古代重要的数学家,他用“勾股圆方图注”证明了勾股定理,是中国古代数学理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只依图形直观及出入相补原理证明了勾股定理。这两个证明是中国古代明确表述的对勾股定理的最早的证明。表现出当时数学界出现了由应用转向理论化研究的倾向。

刘、赵二人不以功利为目的进行纯理论研究的科学思想是魏晋时代学术思想的表现。

以逻辑演绎方法进行理性研究与魏晋玄学清谈所倡导的言辩之风有密切的联系。刘徽在其注的序文中指出,他的宗旨是“析理以辞,解体用图”。这是《庄子》提出:“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体现。而魏晋时学术思想与庄周的“ 物物而不物于物”的“ 超越” 精神有紧密的联系。

刘、赵的思想方法与当时的玄学大师是相通的,甚至他们的一些用语也是一致的。嵇康《养生论》有“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难以目识”;刘徽则有“数而求穷之者,谓以情推,不用筹算” ;赵爽有“天不可穷而见,地不可尽而观……故当制法而理之” ;何晏《列子注》有“同类无远而相应,异类无近而不相违”;刘徽则有“数同类者无远,数异类者无近。远而通体知,虽异位而相从也;近而殊形知,虽同列而相违也”;赵爽有“术数同者则当学通类之意,事类同者观其旨趣之类”。

魏晋玄谈重名理,因此讲究辩证逻辑的墨家学说又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被忽视许多世纪后,晋代建康令鲁胜重注《墨辩》,尤重形名。墨家重定义,“审辨名分”。赵爽在《周髀算经注》中也对原文中的方、矩、广、修、径、隅等概念作了定义。

墨家对“类”这一逻辑范畴十分注意,提出著名的类推原则。刘徽、赵爽的注文中也多次提到“类”,例如刘徽指出“令出入相补,各从其类”;赵爽指出“言不能通类,是情智有所不及而神思有所穷滞”等。

古代的阴阳八卦揭示二进制数学的奥秘,成书于殷周时期的古书《周易》中,用阳爻“一”、 ,阴爻“一一”的不同排列构成“四象”(每次取两爻)、“八卦”(每次取三爻)和64卦(每次取六个爻),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讨论排列的书。如果把阴爻看作“0”多把阳爻看作“l”,则“八卦”正好是二进位制记数法的0到7,而64卦则相当于二进位制的0到63这64个数。

中国古代的数学门类中,几何学比较薄弱没有形成体系,三角学也没有建立起来;代数没有产生适当的符号系统,这是我国古代数学的弱点。

中国古代的数理实验天文学

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特点:领先世界的天文观测、现代天文学还在使用的赤道天文坐标系、建立在代数学基础上推算的“数理天文学”以及宇宙无限的时空观。

天文学是从天文观测开始的,是天文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天文观测从肉眼观测、光学望远镜观测不断发展到如今的射电望远镜红外太空望远镜观测。其观测的数据、星图可称之为“天空博物学”是数理天文学的基础,那种认为“天空博物学不是科学“的观点是不科学的。中国古代天文观测记录是世界古代天文学史上最系统、最完整的资料,并创造了领先于世界的天文观测仪器。《诗经》里就记载了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的日食。公元前四世纪石申著的《天文》一书,记载有121颗恒星的位置,是世界最早的星表。从公元前就发展出以28宿和北极为基准的赤道天文坐标系统,编制了包括大量星座和恒星的星表。创《汉书•五行志》记载了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发现的太阳黑子,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春秋》记载了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出现的彗星,是世界上最早的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哈雷在公元1682年发现它时,我国已经有二十多次观察到这个彗星,并且都有准确的记载。《宋会要》中记录了公元1054年宋朝的一次超新星(我国古代叫“客星”)爆发,现在观测到的蟹状星云就是它的遗迹,到1700年,我国关于这种新星和超新星共记录了约九十颗,为现代射电天文学提供了重要资料。我国古代天文学家绘制的星图、星表、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三国时吴太史令陈卓所画的星图,共有星1464颗;在敦煌发现的我国唐初的星图,绘有星1350多颗;苏州石刻天文图(原图绘于宋代(公元1190年),刻于1247年),约有星1434颗。而西方在17世纪望远镜发明以前绘制的星图,从未超过1022颗。在古代天文观测和推算方面,古希腊建立了黄道坐标系、古阿拉伯建立了地平坐标学系 ,而古中国所建立的赤道坐标系是当今唯一仍在使用的天文坐标系。

在宇宙结构理论方面,大约公元一世纪提出盖天说,公元二世纪则有浑天说与宣夜说。中国古代宇宙论的最大特点是宇宙的发展变化、空间和时的间无限、空间和时间统一体的观点。这些都具有现代意义。

在天文观测和代数学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数理天文学, 包括日月星辰运行、节气变化规律、日月食预报等都有系统的推算原理、独特的计算方法和精确的计算数据。南北朝何承天推算的一个朔望月与现代测值相比误差为十万分之一。祖冲之推算的一个回归年与现代测值相比误差为53秒。这样高精准的天文学令否定它的权威们也承认是“数理天文学”“有独特的推算方法”。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另一大成就是天文历法、授时和天文仪器。

我国古代历法大都使用阴阳历。包括年月日、节气、日月五星位置、日月食预报等内容的历法体系,在汉代就已形成。我国历法起源很早,《尚书尧典》中已有闰的概念,战国时有了二十四个节气。春秋末年的“四分历”,它的回归年长为365.25日,比希腊伽利沷斯历早100多年;南宋的“统天历”回归年长365.2425日,比欧洲早400年;明末邢云路测得的回归年长365.242190日,比现在精确推算出的当时的数值只小0.00027,远远超出了当时欧洲的精度水平。南北朝何承天制定的“元嘉历”,定一个朔望月为29.530585日,与现代测值29.530588日相比,精度也达到了十万分之一。

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在天文观测中创造了许多先进的天文仪器,如东汉张衡发明的水运浑天仪;唐代一行和梁令瓒研制的黄道游仪和浑天铜仪,是一种自动机械计时器;宋代苏颂(102建造的“水运仪象台”,把观测仪器,表演仪器、计时仪器结合起来,国外有人认为它“很可能是后来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元代郭守敬于公元1276年创制的简仪,其设计和制造水平领先世界300多年。

中华医药学

世界范围内,古代科学发展至今仍未被西方近现代科学包括西医学取代的唯一学科就是中医学。其原因在于这两种医学在根基上就完全不同,西方医学的理论是建立在解剖学、物理和化学的基础上;而中医学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上的,并有其独特完备的理论。因此,这两种医学只能互补,而不可能取代

中华医学有丰富的医药学文献,现存的就有近8000种。晋代皇甫谧著的《甲乙经》,是世界最早的针灸专著。我国的针灸十七世纪时传到欧洲,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医学专著,最重要的有公元前三世纪的《黄帝内经》和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药学专著有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编成于公元1578年)载药近1892种,方剂11000个,内容涉及生物、化学、矿物、天文等多种学科,被达尔文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已被全部或部分译成日、英、德、法、俄、拉丁等多种文字,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这些中国古代医学药物学书的传世,表明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

中医药经历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人体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的观念,在强调人体的统一的同时,以五脏为中心且突出心神的主导作用。天人一体,顺应自然为养生之道。人体以五脏为中心的系统之间,人与自然的关系,皆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因病机等学说,构成了独具中医特色的理论体系,有一整套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

中医药有成体系的临床诊治方法,包括独具特色诊断方法,如望、闻、问、切的四诊法和治病法则,包括治未病、治本与治标、扶正与祛邪,正治与反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等治疗法则以及独具特色的治疗手段,如针灸、推拿、按摩、药石等。

中医药所蕴含的阴阳五行、辩证论治、六经传变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而中医药强调的医者仁心、大医精诚则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几千年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形成了鲜明的中医药文化特色。

 

中国古代的农学和环境生态保护科学和法规

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祖先就对野生动物和植物进行了人工驯养和种植。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掌握时令、改良土壤、灌溉施肥、精选良种、嫁接杂交、抗御灾害等一整套农业生产技术,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先进农业工具。如汉初出现的已经有了犁壁的铁犁,汉武帝时赵过制造的可一次完成开沟、下种、覆土三道工序的三脚耧,东汉末年发明的龙骨水车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国的一些优良农作物品种和先进生产技术被介绍到国外,例如养蚕和缫丝技术、飞种茶技术等都起源于我国,现已传遍了世界各地。

从很早起,我国就出现了有关农业的著述和农业专著。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古农书总数达376种。其中最著名的有公元六世纪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元代王祯的《王祯农书》和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尤其是《齐民要术》,内容丰富、资料多,记述详细正确,全书正文共九十二篇,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培育种、果树林木的育苗嫁接、家畜饲养和农产晶加工等,涉及农林牧副渔等各个方面,是世界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农业科技名著。比世界其他先进民族的记载要早三四百年。

农林牧副渔业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对此就有精辟的论述。老子《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以为和”,“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庄子也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为一”。这些观点都反映了人天相和、天人合一的追求,万物相连相通而存在变化。

1975年,湖北云梦秦墓发掘一批竹简,其中记载的《秦律,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复月,毋敢业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榖,毋……毒鱼,肼罔,到七月而纵之。……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田。”秦律大意是,春季二月起,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准堵塞林间山道。不到夏季,不准进山砍柴、野草作肥料,不准采集刚发芽的植物或取获幼兽、鸟卵和幼鸟(掏鸟蛋),不准毒杀鳖,不准设臵捕捉鸟兽的陷井和网罟。到七月,才可以解除上述禁令。其他还有住在牛马之处和其它禁苑附近的人,当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着狗去狩猎。当然,制定了严明法令,统治者若带头不遵守,也会成为一纸空文。而在商鞅的强制法律下,领导者自带头尊守了法律。这就使得《田律》得以运行下去。但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

生命存在与自然环境分不开,如果生态系统失去平衡,人就不能竟其天年,人必须敬畏自然,保护环境。

以上是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的一个非常粗略介绍。

中国古代的科学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如果古代有一个“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国会获得多少“科学奥赛”的金牌?“如果古代有诺贝尔科学奖”,中国人将会获得多少奖项?

这些问题将不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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