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世的钱伟长先生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侯曾说“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这使我想起了我的导师，已故矿床学家徐克勤先生。他曾经在美国学习生活过5年多时间，但是他没有丝毫的崇洋媚外，而是始终一心报效祖国。可以说，徐先生是一位旗帜鲜明的爱国者。

 

1962年我们考进南大地质系后，听过徐先生的几次报告，清楚地记得他在说到美国时，常常用“美帝”这个词，给人以一种激进的印象，符合20世纪60年代“反帝反修”的政治形势。后来我才知道，徐先生的这种表现，并非赶时髦，而是出于一种朴素的爱国和正义。

 

徐先生在美国期间学习成绩优秀，加上他在矿床地质方面已经有一定造诣，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中的佼佼者。1941年他入选为著名的Sigma Xi科学荣誉学会会员，并获得一把会员独有的金钥匙（当时须交纳7美元）。徐先生很珍爱这把金钥匙，常常带在身边。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当徐先生从报纸上看到美军在朝鲜使用细菌弹的消息时，不由得怒火满腔，他为了表示与美帝国主义的所谓“科学”一刀两断，毅然把这把金钥匙扔进了粪坑！

 

如果说这“怒沉金钥匙”可能是徐先生的一时冲动之举的话，那么，徐先生在美国期间三次断然拒绝重金诱惑、一心报效祖国的故事，则充分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2年，徐先生准备到美国西部实地考察钨矿地质。为了能顺利地进入有关的矿山，当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负责人翁文灏先生指示徐先生去找一个叫李国钦（K.C.Lee）的人开介绍信。李国钦毕业于湖南省高等工业学校，曾在英国留学，当时是湖南华昌矿业进出口公司驻纽约办事处的负责人。华昌公司原经营锑矿的出口，由于战争导致钨价上涨，也开始从事钨矿出口，并在纽约的长岛（Long Island）设有一个钨矿砂的精选厂。1942年夏，徐先生在黄石公园接到李国钦的电话，要他速到纽约，有要事相告。于是徐先生乘了一天半的“灰狗”大巴赶到纽约。李国钦提出要徐先生留在美国与他共事，并说在待遇方面可以格外照顾。徐先生当即表示自己是公费派出，现正在读学位，没有留在美国的思想准备。第二天，徐先生再去见李，明确指出读完博士学位后就回国，不能在此工作。在拿到李写的几封介绍信后，徐先生又踏上了他的西行之路。   

 

1943年，随着二次大战进入高潮，军火工业对钨的需要量大增。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军事地质组（Military Geology Unit）组长给徐先生写信，对他在钨矿地质领域的工作表示敬佩，邀请徐先生去该组工作，并提出，尽管徐先生尚未获得博士学位，但仍将以高级地质学家（Senior Geologist）的职位聘用，年薪5000美元，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的报酬了。徐先生深知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研实力，很希望能利用他们的先进设备进行研究工作，因此他在回信中一方面询问美方具体要他做什么工作，一方面提出是否可以半天参加该组的工作，半天从事自己的研究。组长的回信明确了他们需要徐先生在中国钨矿的经验，并强调工作将会很忙，不可能用半天做自己的研究。于是，徐先生断然拒绝了这一具有极大诱惑力的聘请。

 

1944年12月，徐先生完成学业，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学位。当时，国内给他每月66美元的补贴费已经停发，徐先生面临经济困难，只得卖掉照相机，维持生活。徐先生离开明尼苏达大学，到纽约的中国留学生办事处等待回国。由于太平洋战事正酣，无法乘越洋轮船；飞机票又十分昂贵，非徐先生能承受；而他给翁文灏先生发出的请寄回国路费的电报则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无奈之下徐先生来到波士顿，在哈佛大学的Larsen教授那里做博士后，学习矿物分离。1945年1月，Larsen教授向徐先生介绍一个叫Gibbson的人。Gibbson提出想乘休假之机到中国去看看矿，问徐先生能否陪同，他愿为徐先生提供往返机票，并保证在哈佛大学给徐先生留一个讲师职位。徐先生认为一个中国公费生不应该用美国人的钱到中国看矿，而且他了解到Gibbson的真正目的是在了解华南的铀矿资源，以便为美国刚刚研制的原子弹提供原料，所以，尽管他囊中羞涩、急需回国路费，但还是毅然拒绝了Gibbson的建议。

 

诚然，今天这个世界与徐先生那个年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开放政策也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徐克勤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受重金诱惑的风范也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