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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苏美尔文字相关的一些字例(26)- 商族始祖傅说的历史还原

已有 2543 次阅读 2020-9-2 08:20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汉字与苏美尔文字相关的一些字例(26)- 商族始祖傅说的历史还原

徐曦  

古亳出土的文献(如P222390)记载容成氏的父亲为Gu-ni-du,祖父为Gur-sar,本文将结合甲骨卜辞、汉字文献、以及圣经记载,还原商族始祖人物兌甫(傅说)的生平。在商人卜辞中所祭祀和卜问的众多先公中,按历史早晚次序兌甫排名第四,由其再往前回溯为大洪水时期的三位最高祖,也即当今世界多宗教多民族在文化上的共祖,下一篇文章将会有具体分析阐述。

一、人名的文字解析

容成氏之父Gu-ni-du名中的第一个契字gu有麻绳、网络、麻秆之义,契词gu-nu为亚麻,在汉字中gu==㚔, “络”取“各”为gu之声符,契词gu-la=gal=大,《说文》曰:“㚔,所以驚人也,从大从𢆉一曰:大聲也,凡㚔之屬皆从㚔,一曰:讀若瓠。” 商语发“大”音为“介”ga,所以金文“㚔冑”相当于典籍中的“介冑”。契字ni=由,du===止,gu-ni-du大致可合为“络由适”,按商人将契字简化为商字的缩写模式,若忽略介词“由”,“络止”二字的缩写为“罡”字,契词 gu-sa-la2=綱,道教术语“步罡”也写作“步綱”,北斗七星斗柄之星君“罡”当与商人的天文命名有关(容成氏之祖父Gur-sar与北斗星君与以及傅说星的联系见下)。在甲骨卜辞中,Gu-ni-du对应“企”,合集24960中企与祭祀最隆重和卜问最频繁的三位高祖河(轩辕)、羔(误作“岳”,皋陶)、喾并列。由于㚔”字由麻绳而延伸有桎梏之义,例如e2-gu-la=+=圉,《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人先祖之名“曹圉”可能是由此讹变而来。

容成氏祖父Gur-sar名中的第一个契字gur=guru为一容器或提升装置“斗”,gur也作容积单位,作动词“兌”时为提起、升起之义,汉字称汲水斗器为桔槔或辘轳,“槔”為源于gur音的形声字,由辘轳延伸的“轱辘”一词则仍保留guru的发音,“兌”由提升而引申有喜悦之义,例如苏美尔书信结尾的标准问候语na-mi-gur-re = 不亦悦乎。综合而言, gur=guru===槔,例如契词szu gur=+=, 为擦拭之意。人名中的第二个契字sar=圃,作动词时发音mu2=甫,有園圃和作物生长之义。根据不同的发音选择,此人名有三种可能的组合,其一Guru-sar=槔圃,为园圃的汲水斗器之义,其二Gur-mu2=兌甫,为作物生长欣欣向荣之义,其三Gur-sar=兌圃,园圃作物生长之义。在甲骨卜辞中这一位商族先公被写作圃中作物之象形,即“甫”字,与大洪水时期的三位最高祖之一“土”(Ziusudra顓,也即大禹)同列(合集14773)。由此甲骨文字“甫”可基本排除第一种人名组合,后两种组合则均有可能。

契字il2=guru3====轳)为汲水斗器之象形,由于与gur同有提起、升起之义,两字在契文时期已有部分融合,演化到商字后融合更加彻底,例如il2的税之义即由字根为“兌”的“税”所代表,而“兌”的发音则取自il2,在商国时期“兌甫”的发音大致为il-saril-mu,前者与古希伯来文的人名约瑟Yoséf(见下节)的发音近似,由此判断“兌甫”的苏美尔发音应以Gur-sar为更可能,即园圃作物生长之意。缘“兌甫”之商祖渊源,“甫”在汉字中演化为“男子美稱也,从用父,父亦聲”《说文》,“以男子始冠之偁、引伸爲始也”《段注》,由于“甫”衍生出“始”(“始”本身又来源于“台”字)和“父”之义,后来逐渐转取“父”之发音。以兌甫在古亳之丞相身份,“甫”字也演化出“傅”和傅相、傅御、傅弼等辅佐职位名称,由“兌==斗”则引申出台斗、台鼎、台宿、台光、台司、台臣等三公重臣代称和天文名词。

由于斗柄星君“罡”与Gu-ni-du的文字联系,北斗七星之“斗”称与Gur-sargur=斗)的对应也许并非巧合,甲骨文“斗”的象形与北斗七星的形状完全一致,而gur的契字象形和原始契字象形均与北斗七星和甲骨文“斗”之形相距甚远,由此文字线索推断商人对 “北斗”的命名应是发生在离开两河流域之后,最可能的时间点是处于契字到商字过渡阶段的先商时期,迁离两河流域后,由于许多原有泥版文字记录资料的丢失以及地理气候环境的变化,很自然地商人会对其历法体系、天文命名、和文字书写体系等作相应的调整和改变。需要指出的是在诸古文明体系中只有商人称北斗七星为“斗”之形状,沿袭苏美尔天文学的古巴比伦天文文献Mul-Apin仍用车之形状称北斗七星为mar.gid.da = 辂,由于苏美尔契字szubur兼有车与熊之含义,北斗七星之名被混淆为“熊”,并逐渐扩散到周围多民族包括印欧人种,成为今日大小熊星座名称之由来。周人与商人对北斗七星的命名冲突可见于《甘石星经》之“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这在《搜神记》所载的北斗星君和管辂的故事中还借人名留下了痕迹。

二、相关的甲骨卜辞证据

目前的苏美尔出土文献中没有关于Gur-sarGu-ni-du的任何生平记载,只能在各种口传历史和流传文献中寻找线索。“兌甫”之名完整对应商族著名的历史人物傅说,傅说由囚徒通过解梦而成为丞相的故事与旧约约瑟的故事如出一辙,而在汉字文献中明确以人名命星的仅有秦人之祖造父(秦人本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出现的印欧游牧人种Cimmerians辛梅里亚人,另文展开)和傅说,傅说虽为名臣,但此傅说星所对应的历史角色之承担,与处于世代较晚的武丁时期之大臣身份有明显的矛盾蹊跷之处。如之前的系列文章所论证,西周帝国成形之后对商人族史文献进行了系统的篡改和伪造,作为商族始祖的“兌甫”是否被周人移花接木从古亳时期篡改到一千多年后的武丁时期,这从如下甲骨卜辞分析可得到肯定的线索。

也许是忌于商人仍有的口传记忆,周人混淆历史的一个典型手法是对其掳掠的商族经典文献作事迹的张冠李戴和人名的偷换,前文曾有介绍周人在伪史中将商人卜辞中的最高祖“喾”冠之于高辛,将大禹之名“颛顼”冠之于高阳,将重华之子名字中的“舜”冠之于其父,将炎帝之名“羿”冠之于伯封,诸如此类,这里再介绍甲骨卜辞所证实的另一个案。前文(25)有介绍伊尹本为古亳君主之名,由于与成唐的名臣黄尹之名都带有“尹”字,为抹杀古亳的历史和混淆视听,周人在伪史中窃伊尹之名以替代黄尹,因此有大量卜辞记录的黄尹在典籍中不见踪影。作为商族先臣,黄尹的祭祀在卜辞中不见享有太牢,基本不与君王同列,而卜辞中伊尹的祭祀则隆重得多,与商人祭祀最为隆重的高祖光(高阳)、羔(皋陶)、河(轩辕)、喾、王亥同列(合集3424033273),“侑岁于伊廿示又三”(合集34123)祭祀于以伊尹为首的二十三示先祖,“侑于十位伊又九” (合集32786)祭祀于以伊尹为首的十位重要先祖,合集21573显示伊尹享有四牢祭祀,以“尹”之职位而配有如此高的祭祀待遇,唯有不称王lugal而自称尹ensi2的商族高祖古亳君主伊上适Enannatum I 可以对应解释(其他主要的古亳先君之卜辞名称均另有对应)。

商王祭祀黄尹的卜辞证据同时也揭示出周人对这位成唐名臣所作的第二个篡改,即《竹书纪年》所载“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天大雾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此伪造应来自周人的后期制作,即前文23所示的周人伪史2.0版本之后)。对周人炮制的这些伪史,即便是宋国的商人也不予接受,在《商颂》中强调 :“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阿衡是整个《商颂》五篇中唯一提及的商国名臣,周人伪史中的“伊尹”一名则不见踪影,就商国历史人物的重要性和时间点而言,此“昔在中叶”的卿士阿衡非彼建立商国之重臣莫属。甲骨卜辞和后世文献中“衡”字从来没有被用为官职,契字sig17=黄,契词si-i3-tum=+=衡,因此 “衡”在发音上同“黄”(“黄”之甲骨文字体后来变成从“光”而改发“光”音,“衡”之发音也一并随同),并通假作“橫”,如《说文》所释:“衡,牛觸橫大木其角” ,由于牧野之后史册被掠,商人靠口传记忆将黄尹之“黄”记作谐音之“衡”,这与前文(12)所提商人靠口传将“伯箕启”Par-hengal记为谐音的“轩辕”qʰan-ɢʷan和“放勋”pang-heng是一个道理。

与周人偷换人名而导致黄尹在典籍中的消失类似,《尚书》中著名的武丁大臣傅说不仅在后期卜辞而且在甲骨片数最多的武丁时期也不见踪影,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出现了许多大臣和将领的人名,如雀、擒、臿、般、戉、望乘、夫(误作“吴”)、甫等,从辞条内容和数量看,雀和擒为两位远超他人的显要重臣(林小安《殷王卜辞傅说考刍议》一文有具体的比较),《尚书·说命下》载:“台小子旧学于甘盘”,《竹书纪年》载:“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学于甘盘…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盘。”姑且不论武丁是否真有这样一位王子师傅出身的名臣(见下节的否定分析),武丁的两位最显要的重臣名为雀和擒无疑,此两人名在周人伪史中为“甘盘”和“傅说”所替代。以古亳商人始祖兌甫之记载,可推测周人乃是将关于兌甫的记录从古亳时期剪裁下来,转贴到一千多年后的武丁时期,类似于周人将“大禹”从大洪水时期剪裁下来转嫁到伪夏所作的移花接木。周人在伪史中保留兌甫之名和其大致经历不变,也许有出于将商始祖兌甫混淆为商国边缘外人的特别考量,而选择武丁时期作为史载穿越的转嫁目标,一是武丁中兴为成唐以来商国最为强盛的时期,其商贸、外交、和军事活动涉及许多远近方国;二是武丁执政时间较长,拥有相对多的显要大臣和将领。下面提供验证此推测的文本考证学证据。

三、相关文献的文本考证学证据

同《尚书》中其它众多篇章一样,《说命》三篇有许多经节字义令人困惑不解,限于篇幅摘选其中最麻烦的一段经节讨论如下:“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这里存在三个矛盾之处,其一是著名的甘盘之谜, 武丁早期学于甘盘,《尚书·君奭》更有记载“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这与“(说命)上篇高宗免丧不言,即求傅说,似得说时无贤臣矣”存在明显的矛盾,《尚书正义》以“盖甘盘于小乙之世以为大臣,小乙将崩,受遗辅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丧,甘盘已死”作辩解,但又面对下句“既乃遯于荒野”之疑问,只能再作假设:“是学讫乃遁,非即位之初从甘盘学也”,这意味着武丁做王子时学于甘盘,然后遯于荒野,即位后又得甘盘为辅政,三年免丧,甘盘已死,且不论此解释之迂回牵强,武丁在即位前后有这样一位贤臣甘盘的说法,与《说命上》开篇 “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的背景设置是自相矛盾的。

其次是关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的地理疑问,甲骨文和金文文献可证实商国时代的地理名词“河”就是特指黄河,所谓“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到底“于河”或“自河”的何处?是河东(甲骨卜辞有见)、河内、还是河南?单单一个“河”字的说法不符合黄河中下游区域的地理定位,后世文献也没有出现这样从上下文都无法得出位置所在的含糊地理指称(卜辞中有“至于河”等类似的简要记载,因为卜辞仅为贞人自用而并非供他人阅读之典籍),对此疑问《正义》辩解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汉文字典和文献中“河”字从来没有“”之义,将此句中的“河”改为“”也许是一个合理的更正,但要合理解释《说命》作者(或后世誊写之人)与众多校者阅者会均不知“河”、“”之别,似乎难度不小。武丁时期的亳所在的位置仍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亳并非当时商之都邑所在,“自河徂亳”的王子武丁为何从荒野回到亳而不是商邑?《说命》的作者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毋须任何铺垫或说明。

其三,“暨厥终罔显”的“显”是指显要发达还是如《正义》所释的“显明之德”?《说文》释:“顯,頭明飾也”,“引伸爲凡明之偁。按㬎謂衆明” 《段注》,继而引申有显要、显达之义,却从来没有可省略后面修饰之名词“德”而直接延伸有“显明之德”的说法,所以从字义和文法看此“显”应该是指前者显达之义,但这明显与武丁之太子身份矛盾。后者“显明之德”一解则不仅字义和文法不合,且违背人之常理,不同于外在可衡量之地位甚或学问,品德是一种内在抽象之物,排除儒表法里者虚伪矯诈之辞的可能,一位年轻人是如何确定自己内在之德终于没有显?如何才算有显明之德?而这又将武丁曾就学的甘盘置于何种角色,并作为甘盘唯一所知的具体“功绩”以吻合其在典籍中的贤臣形象?

由于《说命》的如上矛盾特别是甘盘之谜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干脆掩耳盗铃而以一无名冢宰替代甘盘,所谓“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 既“未得其佐”却又有一位历代罕见的能彻底交托三年政事的无名冢宰,金玉其外的《史记》其内在逻辑之搭架可见一斑。司马迁在《殷本纪》以鸵鸟战术避开了甘盘,但他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还是借周公之口重提了甘盘之名,可见司马迁并没有能否认甘盘存在的根据,大概是借此留下一个隐含的注脚表示问题悬而未决。汉代儒家成为官学国教之后,刻碑五经成为东亚圣经,字字句句不受挑战,无论原本经文如何不可理喻甚或怪异荒唐,经学儒者的职责就是以各样注疏为之辩解甚或强词夺理的搪塞。本节引用的唐《尚书正义》以及更早的《孔传》即是这样的例子。直到北宋,苏轼在其《书传》中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见解,认为“武丁为太子则学于甘盘,武丁即位而甘盘遯去,隠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则居河滨,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终,武丁无与共政者,故相说也。”这一说法显然更合情理,明人陈第甚至评曰:“足以解千古之惑矣”《尚书疏衍》,但是苏轼之解却面临文法不对的问题,“既乃遯于荒野”的主语就是沿袭前一句的主语“台小子”武丁,《朱子语类》亦有论及,因此苏轼之解还得合理解释《说命》作者(或后世誊写之人)与众多校者阅者会同时分不清主语的(不)可能性。

从文本考证学的角度看,《尚书》文本的第一个重大突变发生在周人掳掠了商人的“有册有典”之后进行的文本整理,如前文22所示,周人的语言为不同于商人语言的带有亚摩利特点的Akkadian夏语,从周原甲骨文看,在商末周人对与祭祀相关的商文字已具备相当的使用能力,对更为深奥复杂的历史文献篇章,周人当时的理解和书写能力如何则须打个问号。事实是经周人之手后的《尚书》文本十分诘屈聱牙,至晚到春秋时期,即便经过孔子的整理编纂,许多语句仍然晦涩不通,商族学者阅读本族历史文献出现这样大的理解障碍,《尚书》文本被周人重新誊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相比之下,周人改动较少的《易经》以及春秋时期的《论语》等著作,其文法语句则平顺得多,许多经典名句至今朗朗上口,如韩愈所评“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这一现象极其类似古巴比伦人重新誊写的混有夏语成分的苏美尔契字文献,阅读起来艰涩困难,而更早的古亳时期的苏美尔文献其文法语句则标准与平顺得多。

周人对《说命》三篇作了重要的局部篡改以把傅说改到武丁时期,例如把君主改为高宗,在结尾加塞进颇为唐突的“罔俾阿衡专美有商”,并按他们的语言习惯和理解能力对《说命》三篇的文本进行了重新誊写, 例如把“事帝则难”改为“事神则难”,在结尾使用周人特有的敬语“敢对扬天子之休命”。傅说治国论学的言论特别是那些金句与周人伪史并无冲突,所以应该还是会基本保留在文中,周人的文本整理把“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这句话归之于对话双方中的君主一方,但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改成傅说之言,会发现上述的三个矛盾或困惑立刻迎刃而解。“台小子”指的是傅说,曾学于老师甘盘,因某事而遯于荒野,之后迁居于河,这个河指的是底格里斯河(也即《山海经》之赤水和《帝王世纪》之奔水)中游地区,之后自河顺流而下到达下游的亳国定居,直到亳国君主借梦而找到他,之前都是默默无闻没有显达。这个解释与古亳的历史和两河流域的地理特征完全吻合,并可由以下之字义分析得到进一步确认。

第一节的契字解析有说明“以=台”与傅说之“兌”互通,苏美尔契字il2gur以及甲骨卜辞中的“以”或“兌”都没有第一人称单数的含义,陳夢家曰:“‘台’者‘以’之孳乳字也,東周金文始增口為台”,也就是说商末《说命》中的“以小子”到了两周之交左右被周人特意改为“台小子”,而西周的金文“以”从来没有自称之义,说明“台”是周人在为了解释《说命》这一辞而特意生造出来的字,后世文献里以“台”为自称的用法基本消失。如果把“台小子”之“台”通作“兌”,也即傅说曰:“兌小子旧学于甘盘”,整个语句非常通顺。周人或是无意或是故意将此经节誊写为武丁之言,却没有将“以小子旧学于甘盘”之“以”从文本删除,说明当时的周人对商人文书的理解力还相当有限。还有一可能是或有参与誊写的商族遗民故意留下了这个破绽,有如《尚书·尧典》中出现的“蛮夷滑夏,寇贼奸宄” ,当然这只能是纯属猜测而缺乏任何实据。

把《说命》的背景恢复到古亳,还可解释文中不大为人注意的其它疑点,例如“梦帝赉予良弼”,众所周知商人敬拜的上帝是无形象的,武丁如何梦见上帝赐予良弼?此处《朱子语类》亦有点评,但放在帝仙偶像成百上千并以大祭司为君主的古亳就很正常。又如在“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四百年之后的武丁初期,傅说竟还在讲说“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这样基本的政治常识,让人有穿越之感,但是如果把这一经节略作还原,放到当时仅为附庸的政教合一的城邦古亳就不啻为石破天惊的建国大策,古亳其后的历史进程也正如傅说所预见,傅说之孙容成氏成为大祭司后率领古亳独立并建国称王。至于“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的建议,与前文(25)所提的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有关,古亳当时政教合一的体制已经陷入教条和腐败的泥淖,结合古亳宗教改革的文献内容,笔者判断此经节之“黩”字当为“赎”之讹变,当时古亳实行祭祀代偿金制度,也即民众可以通过向寺庙缴纳代偿金作为祭祀羔羊的代替,以进行日常的赎罪,类似于后来天主教的赎罪卷,《说命》中的此经节表明容成氏家族的宗教改革思想早在傅说之时已有发端。

以商人的原本《尚书》(除周书外的诸篇章)为0.0版,其文本大致经历了西周初年周人篡改之后的1.0版和两周之交再作篡改的2.0版,最后经孔子编辑整理而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见的版本。本节的文本学证据也说明古文《尚书》之《说命》基本保留了周人伪史2.0版本的文本内容,属于古文献里具有复原价值的“真实的谎言”,并反证出《清华简》的《说命》应为后人之伪造。

四、傅说的生平还原

《尚书·说命》的背景还原之后,我们可以得到部分傅说生平的线索,下面先用契字探讨相关文献中涉及其生平的三处要点。其一是开篇的“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 ,《正义》把“亮”和“阴”分别解作“信任冢宰”和“默而不言”,即便以“亮”通“谅”为信任之义(“谅”为后起字,类似“台”字可能与应付尚书之解有关),也无法延伸到“信任冢宰”之说,“亮阴三祀”的文法也极不通顺。契字nu11==亮,契词nu11-bur-la=++==亳,若把“亮”当作 “亳”之誊写讹变或窜改,“王宅忧,亳阴三祀”,则文法通顺意思明了,就是王在宅中忧虑,(因为)亳的天阴了三年。三年应该不是原文(与周人伪造的丧期有关),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当时的古亳遇到了极端特殊的天气,也许是连续三月阴雨连绵而导致洪水泛滥,无论如何严重影响了民生和农业。至于“既免丧,其惟弗言”,古亳、虞UrIII、商国、乃至西周都从来没有数年丧期、甚至不理朝政这样荒唐的说法,此句应属周人篡改的《尚书》2.0版本,前文23有介绍周人在《竹书纪年》的编年里伪造加塞了丧期,金文的线索可见夏含夷发现的周宣王之诡异丧期的相关文章。

其二是“台小子旧学于甘盘”之“甘盘”,傅说向古亳君主介绍自己,直接提及一远方他国而本地无人知晓的“甘盘”,似有突兀之感,契字ba=盘,gaml=ku7≡甘,而gamlab的字体基本完全相同,gaml-ba不知所云,而ab-ba是契文里的一个最常用的尊称,就是父亲、大伯之义(商王盘庚和武丁之大臣般之称呼应该都是ab-ba之义),所以合理的解释是傅说告诉古亳君主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治国论学所需要的知识。

其三是《孟子》所载“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这里的 “北海”和“圜土之上”与契文文献里的关于新月沃土两个重要的地理名词有对应,其一,a-ab-ba igi-nim=海面崇,上面之海或北面之海的意思,也即地中海,其二har-ra-an=圜之上,即圜土之上,顾名思义古城哈兰Harran位于新月圜形沃土的顶端,处于中东地区商贸走道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往西的商道通往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以及迦南地等地中海沿岸,往东的商道通往底格里斯河中游的尼尼微并可顺流而下到达古亳等城邦,往南顺水可通幼发拉底河中游并顺流而下至共工Mari、昊、唐等城邦,往北则通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桥梁小亚细亚。这两个地理名词的对应与《说命》中的“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完全吻合。《孟子》的这个记载也许来自于商族遗民的口传,也有可能来自残存的《尚书》1.0版。

本文前面有提成唐名臣黄尹之名为周人改作伊尹,《墨子·尚贤中》载:“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这段经历与旧约约瑟的记载雷同, 若考虑“莘”为“辛”之讹变,则所谓“有莘氏”就是古亳的辛城Girsu,这段经节应该是关于傅说的经历。根据《说命》的复原,结合《孟子》和《旧约》关于约瑟和亚伯拉罕的相关事迹,傅说的生平轮廓大致勾画如下:

傅说出生于黎凡特自幼受教于其父,青少年时遇到劫难,也许是遇到兵灾或盗匪,或是遭人陷害,而被出卖为奴,被人带到哈兰,又沿商道往东至底格里斯河中游,居住在尼尼微和亚述这一区域,后来又顺流而下到达古亳,被卖到辛城Girsu或亳城Lagash而成为城中某大人家中的仆人,从事庖厨之类的工作。之后古亳遇到天灾,君主做了奇特的梦,傅说也许是因为主人的推荐,或是借着为庖人的机会,接触到古亳君主,以其渊博的知识和不凡之谈吐,借着解梦为君主所看中而成为大臣。傅说关于治国论学的一些言论收集于《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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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焰东 刘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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