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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何宏,你是谁?北京大学刘华杰十年前对“伪科学首席科学

已有 2276 次阅读 2016-9-2 19:11 |系统分类:科研笔记|关键词:人体科学,科学哲学,伪科学,人物,刘华杰,陈守良,刘易成,北京大学,中科院| 科学哲学, 伪科学, 人物, 人体科学, 刘华杰 |文章来源:转载

[转载] 何宏,2011-09-21,你是谁?北京大学刘华杰十年前对“伪科学首席科学家”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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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谁?北京大学刘华杰十年前对“伪科学首席科学家”的采访

为记录中国近代“伪科学”的学术发展史以及其中关键人物,在北京大学的科学传播中心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刘华杰教授曾于2001年3月追踪本人,并以本人为“经院式”“伪科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进行了一次文字采访。此文材料被他以“内部材料”的形式印制了三两百份。

其实就在他现在所工作的北大校园里,还有三位大浪淘沙受我本人尊重的以研究“耳朵认字”、“隔墙透视”和“遗留信息”而介入“人体科学”领域的元老:生物系的陈守良、贺慕严夫妇以及原在中科院工作但家住北大校内的刘易成教授。他们都是跟我一样信心满满、而对自己的工作充满骄傲的人。我敬重他们并认同他们有严密思维和探索精神的科学家。

我不知道是否曾有人向刘华杰教授推荐,而且他以自己的尊重取得他们的信任并获得过他们的回应材料。以我的经验,至少刘易成教授并不介意与感兴趣者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和对话。

下文的提问者是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的刘华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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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宏先生,你是学物理的,先到德国读博士,又到英国做博士后,后来却回国从事有关“人体特异”现象的研究,最近转到别的领域。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对你的经历和经验都很感兴趣。首先我想知道你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可否介绍一下小学、中学的情况,家乡的情况。(1000字左右)

我于1965年出生于湖北省丹江口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60届华中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生,因为建设丹江大坝,被分到水利工地的工大教书,文革后期工大被撤消便改作物资调配工作。母亲师专毕业,直到退休都是小学教师。由于两人的家庭出身不好,(我父亲曾考上大学被取消资格,)解放后家境相当困难,所以他们才去读无需交费还有补助的师范。也因为这些原因,我父母在性格上都比较拘谨,做事徇规蹈矩,生活很节简,除开个别亲戚间的来往,没有什么朋友

我本人的性格与他们有很大区别。由于是在水利工地长大,班上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文化大革命或农庭出身对我个人没有多大影响。那时盛行读书无用,我清楚记得父母亲曾商量是否让我学一门学艺,比如木匠,后来送我学了两天二胡,最后认定身体最重要,就从小学二年级把我送进学校文体班打排球。前后还参加过好几届校际比赛。

在周围的人眼里,我是个充满好奇心、爱看书的孩子,上小学之前已经认得不少字。那时父亲给我买的书有两大抽屉,让我至今很感谢。学校院子的人都看到,我八九岁搬个凳子在院里看书,抱着《水浒》、《西游记》或《红楼梦》,一坐大半天。那会儿新华书店兴租书业务,不论厚薄,一本一天一分。虽然没有好书,我到是天天一本看过不少。

77年我进了当地浇筑中学,这会儿才突然注意到成绩好过身边同学一大截。记得我难以忍受课堂进度,不听课捣乱,老师不是批评而是做工作要我体谅同学基础差,要我担任年级干部,还被劝加入最后一届红卫兵,我还记得在大会上代表初一年级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决心。

在丹江大坝完工后,我父亲先被调去参加黄龙滩水电站的建设,直到四五年以后我家小妹诞生(我下面有三个弟妹),才被照顾回丹江,不久被调到宜昌参加葛洲坝工程。78年上半年我母亲办妥调动手续带着一家人与父亲团聚。我自此转到工地上的重点中学葛洲坝一中,初中和高中都在重点一班。我们这帮老同学每年春节都有聚会,常有同学回忆也没见我买课外辅导书,也不做多少练习,轻松地跻身班上第一、二名,而且每学期下来书还是半新的。再一个本事,便是一出考场,就能估计得多少分,大概会是班上第几名。尤其是高中阶段的物理成绩,我经常高出第二名二、三十分

2、你就读的是哪所大学什么专业,主要修过哪些课程,最喜欢什么学科?大学时有没有想过将来做什么?(300字)


我参加高考是在82年,虽然没发挥好,仍是葛洲坝考生的第二名。由于我父亲的身体状况,他在80年底被发现患癌症,当时正是术后的化疗阶段,全家笼罩在阴影之中,在填报志愿时我第一志愿选择了本省华中工学院的激光专业,第二志愿是该校计算机专业,其余全是空白

华工的学习氛围不错,记得当年共学了三十五六门课,除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数理工程、大学物理等基础课之外,我们主要学过精密机械、光学工程、电子工程、激光物理、激光器件、微机原理、量子物理等课程。为了普遍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我们一踏进校门便使用英文原版的《高等数学》。学习上我基本上没有偏科,印象之中并未觉得更喜欢哪门课,凡靠死记硬背的课差些,而逻辑体系严密、推理性的课成绩便好些。到大学毕业时,各科成绩在班上仅次于一位同学,被直接推荐为本校的研究生

由于性情温和,性格开朗,学习成绩又不错,我在中学、大学都是比较活跃的学生,担任过宣传委员、体育委员、副班长、团支部书记等职务,另外还在“大三”入了党。在80年代不是组织过因潘晓而起的“人生意义”讨论和因张华而起的“生命价值”讨论吗?想起来挺幼稚,我当时真很感动,屡屡自我感觉自己变得日益越成熟,其实对于毕业后准备干什么,究竟从事什么职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没有清晰的想法。我在读研究生的第一学期被选定公派出国有很大偶然性,是国家教委分配给了华工四个出国的名额,指定选派研究生出去,我们系因为有个国家重点激光实验室的缘故,摊到一个名额,系里经比较权衡之后,选中我赴民主德国留学

3、请谈一谈到国外读书的经过。修过哪些课程?参加过哪些活动?听说你是留学生中的活跃分子。


在国内读书期间,我还是懵里懵懂、充满幻想、幻想爱情却因无法把握未来而不敢尝试的年轻人。选中出国留学之后,我先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学了大半年德语,87年9月底与来自各地不同专业的六位青年一起飞往柏林。驻民德使馆教育处的一秘老梁带着几位留学生在机场接我们,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就换乘火车去大学报到了。事后我们了解到这些公派出国名额源自赵紫阳出访东欧五国,重新恢复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德间签订的政府间合作协定包括每年互换15名访问学者或留学生,由对方提供奖学金。

我被派赴民德西南城市耶拿的席勒大学物理系。该校正式成立于1557年,席勒是歌德时代的著名剧作家。民德当年共有各类高校20多所,称作大学的仅有五所,席勒大学在物理、医学、生物学、遗传学等领域算是民德最好的学府。虽然历史上出过好些名人,因为率先提出导致畸视和屠杀犹太人的“种族优势论”,二战时研发大量战争武器,席勒大学曾被视作“褐色大学”。

从柏林机场接我的是老三届背景的合肥工大老师杨继平,他原本是访问学者,出来后在德国朋友的帮助下转成博士生。这样我就成了两国断绝关系近三十年,中国对外开放之后,席勒大学招收的第二位中国留学生。直到1991年我离开耶拿,到那时留学的中国人前后一共只有四人,每年在民德的中国留学人员总数不过五六十人。由于人少,中国学人之间挺亲热,与使馆的联系也较多,逢年过节便一起去使馆碰个头,报告一下自己的学习及民德的情况。我们甚至还有党组织生活会,我担任过西区留学生支部的书记,并负责从各人奖学金中按比例收取党费交到大使馆。

在分隔好几十年之后,我们国内基本不了解民德情况,在大学里选什么专业、谁是导师,都是碰运气。作为前社会主义阵营中生活水平最高、文化教育条件最好的国家,民德到是一直有不少邻邦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当时民德还没有出现统一后的排外思潮,因为毕竟这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人口众多的一个大国吧,当地人对于中国人相当热情和友好。另一方面,我国试行改革开放十多年了,而民德的观念还特别传统和保守,他们认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中国正在朝这个危险的方面发展,所以对我们的言行也很警惕。

民德方面根据我们的专业将我们分到各个高校,我因为是激光专业被安排到席勒大学物理系。最初的三四个月,语言还存在障碍,研究也没有找到合适切入点,大学校长、著名的非线性光学专家威廉米教授这时主动把我要过去,提议我用系里高功率固体激光器做些摸索性的研究,后来确定为用激光在真空室里打靶产生等离子体和X射线。但我一直认为这个选题太过狭窄,甚至后来转到英国牛津大学做博士后,我仍认为原本应该留在热门领域。

威廉米教授在物理界很有声望,是一位著名的非线性光学专家,他的实验室曾创下欧洲最短激光脉冲的记录。就任校长时,他刚满50岁,未及一年又提拨为科学院副院长,负责民德的物理、化学等领域,办公地点也挪到首都柏林。他是我遇着的第一位大科学家,头脑清晰,精力旺盛,热爱事业。我的研究他只是间或听听汇报,由福格勒博士负责一般性日常指导。威廉米的人非常好,也很有权威,我曾发牢骚抱怨课题不好,应该换换,身边同事惊谔地说威廉米定的事,谁敢变?他也真负责任,在上下班途上,他坐在小车为我修改博士论文,为着论文中的某些问题我还被邀请到他家两次。90年11月两德联合之后,他被视为共产党的骨干受到牵连,但他把好多手下推荐到美国去做副教授、助教授,包括我和老杨后来找工作,他也亲自写推荐信。

在耶拿还有一位中国人的朋友,他是担任过民德科学院化学生理研究所所长的伯格教授,此人在电泳分析方面有世界级发现。连不少西德物理学教授也知道他。伯格家收藏有好多东方的东西,他甚至用外汇订阅日本杂志。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认为中国的发展要比印度好得多,一有空他就把我们几个中国人请到家里吃饭和散步。他的人品、性格和包容一切的气度,都给我们实实在在的薰陶,我至今怀念这位可敬的老人。

我87年抵达民德,90年12月完成博士答辨。之后获得了两个博士后机会,一个是埃森大学,一个是英国的牛津大学。我自然是选择了牛津大学啊。由于办理签证的手续,我于91年4月离开德国。三年半时间回想起来真是弹指一瞬间,但这也是极特殊的一段时间,我亲眼看到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所完全呑噬。说起这个变化,戈尔巴乔夫负有很大责任,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当时正是他,为了倡导所谓“公开化”政策,屡屡向民德领导人施压,促其改革;89年7、8月份,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民德发生了社会大动荡,先是民众到匈牙利、波兰等国寻求政治避难,要求被递送到西德,接着是社会各阶层的大游行。社会秩序完全失控,政坛更迭,到89年年底不得不进行全民公决。结果是什么?知识分子中的50%和工人中的90%投票赞称两德合并。两德成立统一的议会是90年的11月,但统一货币是90年七月第一周,西德把东德买了下来。尽管东德人后来有很大的失落,但东马克兑换西马克曾带给我们、他们一样的喜悦。

在德国的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超过了牛津大学的影响。我21岁大学毕业,22岁出国,人格、世界观都还没有定型。我看到一个很正统、很保守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全民教育、全民医疗、全民就业,说起来生活水平不差,但由于僵化的计划经济,商品价格严重扭曲,民众情绪压抑,缺少积极主动性。不管我们找多少客观理由,只要比较一下同一起点的东西两个国家,在消费品质量、生活水平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在我们这些旁观者眼中看到是危机的社会和沉默的民众,人的苦闷压抑、言不由衷、无可奈何、或者随波逐流或者挣扎反抗都留给人极深印象。我自己性格的好些方面是在德国磨砺出来的,我怀疑很多东西,怀疑空洞的口号,也怀疑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牛津大学非常有名,虽不及剑桥出了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可前后40多位英国首相之中竟有一半是牛津大学毕业生。据说师生之中有不少贵族,但都不显山不显水。我听过不少场科学大师的讲座,但是与牛津的政治、学术精英没有什么交道。我是直接受聘于物理系CLARENDON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是利用卢瑟福国家实验室的强激光器产生等离子体并通过研究精细X光光谱而分析激光吸收、等离子体澎涨等动态过程。作为基础研究这项工作的潜在价值主要是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以及X光光刻和X光波段激光。我所承担的是一个涉及英国、德国和捷克等多国合作项目。

牛津大学一地的中国人就比全民德多几倍,留学生与家属加起来接近400人,各种身份人的都有,有访问学者和博士生,也有博士后,还有人已经是TUTOR或RESEARCH FELLOW。由于自己年轻、未婚、既拿薪水,又有助人的热情,所以经常参加学生活动,还被朋友拉进牛津中国学者学生协会担任两届“外联部长”,主要就是迎新送旧,参与组织一些活动。在第三年还被邀请做过一届“牛津华人辩论协会”会长。那会儿我因为年轻、热情而在同学之中很有人缘。

4、你何时从英国回来?有哪些力量促使你回国?怎么又会研究气功与特异功能呢?放弃国外生活,放弃传统学术领域,跳到很受争议的领域做研究,这需要勇气和毅力。


我从91年4月抵达牛津大学,94年4月离开,前后两个科研工作合同,整整三年的博士后。我的老板加士汀沃克教授当时刚30岁出头,是拿到英国皇家学会的特别资助而从美国回去的,我是他的第一个博士后。他因为年轻,也很有压力,但对我的项目和研究还满意,说起来也有几篇文章发表在PHYSICS REVIEW LETTER和PHYSICS REVIEW上面。虽然老板许诺至少再续两年合同,但我感到了焦灼,无法再满足给人打工的研究,离开的想法渐渐强烈。但是改做什么,的确一度十分彷徨。其间上海精密光学机械研究所的徐至展院士曾帮助我申请到王宽诚奖学金,可以持外汇收入回国工作一段时间,但我最后舍弃没去。

谈起为什么决定放下一切突然回国,我想大概有一百条理由。比较重要的几点包括:一,我一直觉得作为公派出国人员应当回国服务,由于自己出生的年代,我受正统思想教育影响较大,走在田野里或街道上,我有时竟不由自主地因普通人的劳作而被感动,我感激自己生命中所获得的关爱。其次,我对工业化的前景并不乐观,觉得中国虽说不得不朝这个方向发展,却无法承受能量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我对自己的研究前景也不太看好,不管是为发展核武器而模拟核爆或者为惯性约束热核聚变的激光点火,我或者不愿接受或者觉得不太现实。再还有文化上的失落感,我22岁远离故国,虽然能说流利的德语、英语,却因为乡土之情而感到精神上的寂寞和情绪上的抑郁。哪怕组织和参加好些公益活动,热闹之后反而更觉空虚和生命的苍白:世上几十亿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我悲观地怀疑过生命的意义。

此外在我们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机系的系主任,台湾的老留学生,殷切地劝我们回国,他说自己在华人中间也算很成功了,但相比没有出国和出国后重回台湾的同龄人,自己比不上他们幸福也没有他们的成就感。他说中国类似于经济腾飞前的台湾,国家需要我们,而我们也需要抓住机会。

当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在牛津的后一段时期频频出现一些神秘体验,使我对宗教和玄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隐隐觉得在意识和物质之间存在着某些神秘联系,这种联系可能可以沟通物理学与心理学、科学与宗教,能够对社会人生带来观念上的重大突破,值得以生命为代价予以探索。我的兴趣全部都吸引到这方面来了,并为自己可能做出一些发现而激动不巳。说来一般人不信,我那一会儿怀着莫名的激动对周围的朋友说,我“顿悟”了,我“开大悟”了,听者十分惊愕,都以为我是练气功“走火入魔”了。由于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原本对金钱、名利也不是太热衷,于是决定投身于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毅然放下一切回国了。

回国之后,我对其他的事情都提不起太大兴趣,于是四处寻找研究气功与“特异功能”的专门机构,最后穿上军装进了一家研究所,直到去年转业到地方,我在该部门前后主持了五年多的“人体科学”研究。

5、听说你很早就练气功,不知道起因是什么?你练过哪些功法?在长期习练气功而后专门研究气功多年之后,你能否谈谈自己对气功一些独到认识?


这里有个机缘,我父亲被发现癌症后,又是手术,又是化疗,全家不安宁,我也开始留意书刊杂志上有关保健、养生等内容。那时,我在放学后爱在路边的报栏看报,《工人日报》当时隔三差五地刊登一些健身功法。我很好奇,照着一练,也是缘分,身体真有感觉。于是每期必读,边读边体会,未出一星期就出现明显的气感。

练气功,最重要的就是身体骨骼放松,通过细、匀、长的呼吸进入一种舒适的、特别的生理状态。最初的练功感受通常包括唾液增多,手心、脚心发热,皮肤发紧发麻,肌肉出现不自主的抽动,身体局部有气脉流动的感觉,甚至觉得皮肤下面出现气丘。我不认为这全是幻觉,而多是真实的心身反应。在《三思评论》第一期的“五人访谈录”之中我曾提到一次特别的体验,当时极其真切地感受到好象喉头聚起了露水,垂直滴下,击打到会阴部位,产生涟漪和肌肉抽动,伴有强烈的快感。这种体验增强了我的好奇心和练功兴趣,直到前两年我一直坚持练功,短则5分钟10分钟,长则半小时45分钟。神奇的感受虽不常有,但一般都能感到轻松、愉快。

我前后练过松静功、内养功、郭林气功、马礼堂的六字诀等功法,但没有拜过哪怕一个指导老师,象“中功”、“严新气功”、“香功”也没学过,大概这些都是靠收钱办班兴旺起来的,而我除了买些气功杂志从来没有在这上面掏过钱。就象不喜欢辅导书一样,在有了体验之后我不信气功师还能教什么。我记得报纸曾登过武术大师万籁声的一句话,叫“真经一张纸,假经万卷书”,很令我神往。我后来对禅宗很感兴趣,认为若是“悟到”,就连一句话也是多余,所谓“一切有相皆是虚枉”。

我对气功的看法与绝大多数人不同。我觉得在气功时麾的时候,有许多人起哄瞎说;时过境迁气功落入低潮以后,又有人争相恐后予以唾弃。两个极端都缺乏理性。什么是“气”、什么是“气感”、什么是“气功”,对没有身体力行亲身感受过的人而言,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其实往往穿凿附会。一些所谓专家说这“气”指呼吸之气,“气感”是暗示的效果,都是似是而非。有句古话叫作“如牛饮水,冷暖自知”,对没有尝过糖的滋味的人描述什么是甜,该怎么说,又怎么让人明白呢。气感是一种很独特的主观感受,你真能觉得有气态物质在体内或体表涌动。气功可以促进脑啡呔的分泌,可以带给人快感、崇高感,以致使人上瘾。没练气功的人怎么知道气功对练功者的魅力,如何相信它可以使某些患身心疾病、甚至器质性疾病的病人获得部分甚至全部康复的效果。当然,其他形式的锻炼或者食疗、音乐疗法也能取得类似效果,但是各门宗教都有静坐、冥想之类共通的仪式,这表明什么?难道里面没有共通的科学道理?

说穿了,气功是抽去宗教内核之后剩下的以修身养性为主旨的静修,它通过呼吸或冥想沟通显意识与潜意识,有时能产生奇特的生理效应。此外,气功可以激发宗教体验,因为它原本就属于一种特殊的宗教仪式,是宗教信仰者试图沟通“神灵”或“梵我”的一种技术。

依我看根本不存在哪家功法,说到底只是入门方法略有不同,但都是进入显意识受抑制的非常的心理与生理状态,从而发挥自我身心调理的机制。由于身体和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人练功效果很不一样,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好的一面是身心得到放松和休整,出现心旷神怡的感受;坏的一面是出现可怕的幻觉并导致恐怖、惊慌,陷于心理障碍不能自拔。无论气功或宗教都可能发生这两种结果,不过宗教往往通过伦理和道德说教,通过对形而上的“神”的皈依而减轻其负作用;而缺少文化依托的气功往往产生幻象,并引发巫术和鬼神的信仰,容易导致竭斯底里和走火入魔。所以,气功若不能及时科学化,就必定会逐步巫术化。这正是为什么二十年来,朴素的气功一步一步从一般性的健身功法发展到张香玉和严新的巫术功法、再到“宗师”张宏堡的帮会功法,然后是“邪教”李洪志的法轮功。由于视授功者为“大师”,为“鬼神”的代言人,甚至或“仙”或“佛”,产生人身依赖,气功的危害也就变得越来越大。

6、你从什么时候关注“人体特异现象”?前面你也谈到自己有过一些神秘体验,能否举几个例子描述一番?(2000-3000字)

自1979年起,国内开始有报道称儿童中发现了“耳朵认字”现象,随即有人在报上批判这是骗局,这些事我知道但没有多少印象。我对“人体特异现象”发生兴趣,主要还是因为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心灵感受和体验。就这方面,我曾在2000年9-11月《大众科技报》连载的《神秘体验四人谈》之中描述过几个事例。

我最早的体验是“似曾相识”。比如在上课的时候,偶尔会突然觉得整个场面似曾经历过,其实却绝不可能有此经历。我后来从事研究的时候才了解到这种体验许多人都有,虽然有人将此解释成“心灵感应”,心理学的常规解释是知觉错误,即把现在的景象混淆在过去的记忆之中。比如我有过“身临其境”的梦。最早是在德国,我曾在半睡半醒之间见过奇异的光团,后来知道这是宗教型的幻象(我家里人都没有宗教信仰)。后来在英国时,也是自己清醒地躺在床上,而房间里出现了“精灵”的形象。对这些现象当然可以做各种正常解释,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具有震憾力的

练气功时,我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身体的某个部分,并对体外信号做到“熟视无睹”和“充耳不闻”。每当此时,头脑中会“沁”出一种声音。后来有人对我说,这是“天籁之声”,是“观音菩萨”修道入静的“海潮音”。我能听见,这就是“佛缘”,是“福报”。

为这种说法,为了亲身体验能修到什么程度,我实实在在地吃了八个月素,戒了八个月酒,练了一年的打坐。这中间曾经有一连串的体验,包括见神见鬼,预兆式的梦,身不由己的意外等等。有人说这全是幻觉或牵强的附会,但我也是学科学的,至少我当时不觉得这些事件能用巧合或概率解释得通。这些现象使我隐隐觉得似乎有一个“神灵的世界”。请别误会,我不是说有某种外在的超然存在,而是指人类或生命的集体无意识可以影响到群体的思想并形成客观效应,有人习惯用“群体暗示”来解释,但我觉得不充分。

再比如好多位宗教信仰者告诉我,当他们祈祷时,能真切地感受到“神”的眷爱。我觉得这其实与气感一样,是同一个机制。但我觉得在幻觉的解释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宗教者的虔诚以及虔诚带来的心灵感受是互动的。信仰者体验到的即未必是真的,也未必是假的,信仰者的群体无意识可能构建了一个可以为该群体所共同体验的奇异的精神世界。

这样说是不是很玄?因为它承认在怀疑者面前,这个奇异世界相对说来是不可被验证的(这一点并不绝对,受环境和时间的影响)。当然作为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我知道不能停留在臆想上,我一直希望通过严格的实验,通过发现可靠的证据,证实或证伪我的想法。

7、您刚刚谈的这一段,很有意思,但又不太明白。科学与宗教的分野就在于一个能够被证伪,而另一个是不能接受检验的信仰体系。这是很不同的。而你似乎企图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能不能把你的观点表述得更清楚一点?

你说的对,我的确是想找出办法可以把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揉在一起。一方面,我不怀疑建立在数学与物理学基础之上的科学体系是人类智慧和文明的结晶,但另一方面,练功者的、宗教者的主诉,又让我迷惑,觉得未必空穴来风。表面上,两者一个是唯物的,另一个是唯心的,互相非常抵触,而我的“直觉”认定这或许是同事情的两个方面,矛盾的双方在更高的层面上可能调和在一起。

我至今并不觉得这种想法属于不可思议,其实只要持平常心、平等心就必须会有这样的感悟。按照哥德尔不完备定律,任何貌视严密的体系或系统,包括我们每天使用的逻辑体系和语言系统,究其根本其实都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的局限性,所谓“天生的不完备性”。这极符合阴阳对立的辩证哲学。打个比方说,在人类的认知领域也没有绝对的、纯粹的、自持的存在。认识的发生总需要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即对立的主体与客体。假如某个宇宙存在根本不与认知主体发生作用,就不能上升到意识,就压根不能谈及它。我们却把统一的认知分为“客观”与“主观”两部分,我怀疑在边缘问题上唯物主义者是否也是经常把不确定物说得言之凿凿。

所以我在特异功能真实性检验问题上持一种非常独特的态度。我与那些轻易接受特异现象为真的人不一样,我同意一般性的体验不能作为证据,因为从心理学上讲,人是有倾向性的,人是容易被欺骗,也容易自欺的。但我与那些从唯物主义出发,或依据现有科学理论率然否定现象可能性的人也不一样,我认为科学崇尚实践,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如果现象是真实的,不是假象或骗局,就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毕竟科学的每次进步都是确认新现象之后带来的。我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不认为相信者可能成功地发现一位“超人”,他能非常漂亮地完成严格规范的科学实验;但我同时也不认为发现对象做假,在正式的关键性场合做不成严格实验便能断言现象必定都是虚假。我的观点属于玄学一类,但只要承认例外,接受在特殊条件下意识可能与物质直接作用,可能偶尔出现特异功能,那就必然导致玄学。因为一旦承认“客观”与“主观”没有截然分别,可以互相作用,请问如何拿出符合现有科学标准的更客观的实验证据呢?

8、你说的很有意思。但既然连你自己都认为提供不了更科学的客观的实验证据,那这种研究还有什么价值呢?                  

这种研究对于我本人,或者象我这样执着的研究者还是很有价值的嘛!它使我们体验到了一个与别人感受到的根本不同的世界!半开玩笑的话。

科学的使命就是追求真理,至于说真理有什么用,这并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我曾在另一个地方提到,科学二字有不同的涵义。一种认为它代表着客观世界里的客观事实,能被所有的人观察和重复。特异功能绝对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根本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但另一方面,是否有可能在某段时间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特异功能”的确是真实的呢?(当然仍必须有一定的可重复、可检验性才能证实其是真实的科学现象,纯粹假就毫无意思了。)在特异现象问题上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凡是有怀疑者的时候,越是在控制条件严格的场合下,神奇现象就越是难于出现,或被发现做假。但对于这同一个现象,批判者说,因为经不起严格的科学的检验,所谓的这些现象根本只是假的;相信者却说,是这些怀疑者的存在或者方案设计无形中影响了现象的出现。站在各自立场,我觉得双方都有一定道理,但我并不先入为主地接受那一方的观点,因为双方都有可能试图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但是却偏离了事实真相。


9、那么在搞了好几年的专门研究之后,你现在如何看待气功外气和特异功能呢?你认为这些现象可能存在吗,能举几个例子吗?

气功“外气”与特异功能倒底是否存在,不是某个人说“有”或“没有”能解决问题的。在持支持与反对观点的双方阵营中里都有一些著名科学家,可无论什么人若是离开具体事例说“有”或“没有”,肯定无以服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科学家也会犯错误,甚至是荒谬的错误,不必拉虎皮当大旗,不要在科学界搞“两个凡是”。    

我国的“人体特异现象”研究实在非常初级,相信者与批判者都只是站在各自的角度以各自的逻辑做判断,很少人能把它看作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客观研究,也很少人把它看成社会心理学的问题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二十多年来,相信者与批判者双方在特异功能问题上发生过许多次的争辩,但都是各说各话的信仰之争,总是情绪盖过了理智。双方喜欢站在哲学高度、理论高度论证对手的荒谬,却少有讨论实验细节,讨论实验中的疑点,大家都只渲染有利于本方观点的证据,却不谈于己不利的任何事实。这都不是科学态度。

在仔细地研究了各项可以搜集到实验报告之后,在仔细地亲自进行了多项实验之后,我个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的所谓“特异功能人”都被细心人发现过作假,绝大多数的自称获得“证实”的报告都存在明显的实验漏洞及疑点,许多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和学风上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同意全面否定,我的确发现有个别现象确属异常,难以在现有科学框架内得到解释。我持一种不要把孩子与脏水一同倒掉的谨慎态度。

在气功外气问题上,我否定了早期的顾涵森外气实验,也否定后期的严新与清华大学一些人合作的实验,我知道某些实验室的实验也存在严重问题,我自己在检验气功师时,基本上没有见过任何异常。但是有一次,我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合作者在检验一位妇女的时候,竟然出现过在测试时出现信号突然出现负脉冲,并远远低于噪声阈值的现象,而且这种效果还重复了一次。

对特异功能,我发现绝大多数的“耳朵认字”、“意念移物”、“穿壁现象”都是弄虚作假的卑劣骗局,但是有那么两个实验报告_一个是北京大学的陈守良等人发现个别小孩可以从火柴盒中看出原先曾放在其内的卡片上的图文,另一个是赵莹姐弟接受的隔墙透视_我的确挑不出什么毛病,我差不多相信大概观察到了“特异功能”。在我自己参与的测试中也发现过两次说不太清楚的结果。所以,我个人现在虽然不再继续这方面的研究,至少不会再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从个人的体验和实验出发,我以为不能完全排除特异功能存在的可能性。

10、据说您与国外同行有很多学术交往,能否谈谈国外在这个领域的情况?

我是回国以后在研究中逐步认识了解国外情况的。国外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研究这类现象,最初的解释是存在一个可以独立于肉体“心灵”,故称为“心灵研究”;随后大多数研究者都不再接受“灵魂”一说,研究方法上也从现象的观察过渡到实验室的统计学实验,再加上主体研究者多是心理学家,这个研究领域便被逐步改称作“超心理学”。介绍这方面的英文书挺多的。

我本人于97年参加了美国的莱因研究所的超心理学暑期研修班,接着在英国参加了国际超心理学联合会的第40届年会,98年8月又赴日本参加过一个学术会议,这么一来我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著名研究者保持着书信联系,是学术组织国际超心理学联合会的唯一一位国内会员。

特异功能研究在国外同样是受争论的,特异功能研究从没有得到科学界主流的认可,最多只是被宽容。这个领域的研究者的人数有限,缺乏研究经费,一百多年来未有实质性的进展。研究者仍以高涨的热情认为自己是在追寻真理,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最终解开意识之谜。在有些国外研究者中也存在着跳跃性的思维,从不可靠的现象上升到惊人的结论,结果也是被人批判为“伪科学”。但总体看来,国外的学术空气远比我们要浓厚,研究历史比我们长,直接参预实验研究的高水平人物也多一些,而且经过这么些年的争执,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能得到较为充分的曝露,并因此而改进。相比之下,国内严重缺乏相关研究信息,缺少学术权威和学术标准,基本上停留在主观体验层次上,而且学术之外的干扰太多,很难做下去,更谈不上出什么真的成果。

 

2011-09-21 科学网—你是谁?北京大学刘华杰十年前对“伪科学首席科学家”的采访 - 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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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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