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哲学是21世纪新兴的一门似乎无所不包的哲学学科。这一点可以从国际信息哲学创始人，英国牛津大学教授Luciano Floridi的工作中看出来。他2002年发表了“什么是信息哲学”一文。2004年又发表了“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曾先后主编了《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和《信息哲学手册》，提倡“图灵革命”学说，还有爱思唯尔出版的《科学哲学手册·信息哲学卷》，无不说明信息哲学的庞杂内容。

如何将这门这些学科与中国相联系并形成信息哲学的中国学派？我认为中国学派必须是由中国人开创并能与现代信息科学和计算技术相关的人。那么这个人无疑就是北宋大儒邵雍了。邵雍的先天易图假法国传教士白晋之手，传到莱布尼茨。易学界把莱布尼茨视为数理学派的开创人，他的研究是从易图入手，而不去理会易图后面的解释。莱布尼茨受先天易图的启发，发明了二进制算术，还写成一篇论文成为法兰西皇家科学院院士。邵雍的先天易图到了莱布尼茨手中竟然对他有了那么大的作用。我们以邵雍的先天易图为起点来创立中国学派，就理所当然了。我提出一个关于信息哲学的中国学派的定义式：

先天易图 = { x ∈ 偏序集 | 计算结构 （x) }

其中，偏序集属于格论，计算结构是一个谓词，x 代表任意离散数学对象。

那什么是离散数学呢？这个问题有些类似于信息哲学也是内容很庞杂，一言以蔽之，凡属于离散结构的数学对象，都可归入离散数学。离散数学计算机专业的必修科目。然而，从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的分类来看，就一目了然了。布尔巴基学派是上个世纪3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一个重要数学学派。其本质是结构主义。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则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重要代表人物有维特根斯坦、皮亚杰、福科等哲学家。那么布尔巴基学派可以被看做是结构主义在数学领域的应用。结构主义强调二点：共时性和整体性。

结构主义理论的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符号系统，就像数学是符号系统一样。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共时性的。至于一种语言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内部诸成分的序列。

按照结构主义理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引以为傲的的法国数学界一片凋敝。这与德国数学界形成鲜明对比。战争中，法国的年轻数学家应征入伍，而德国数学家则在后方专心学问。待战争结束后，法国数学界已是辉煌不再。数学系墙上的老师有三分之二都被打上黑框。存活下来的老师也都年事已高。他们采用的教科书也是陈旧的。难道法国的数学界就要这样沉沦下去吗？可是，年轻一代的法国数学家可不这样认为，他们希望重振法国的数学。

那么结构主义延伸到布尔巴基学派，数学被重整为一个“母结构”，其中又分为序结构、代数结构和拓扑结构。经过他们的仔细探究，认为“结构”才是抽象集合的基础。数学被就可以分别归入这三种结构中。这样就超越了旧数学 “数”与“形”分离的藩篱。

我们都知道，现代计算机采用的布尔代数，而非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如何超越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而把先天易图和布尔代数直接关联起来，或者说证明二者同构。无疑关乎信息哲学的中国学派成败的关键所在。易图本身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二元逻辑符号体系。在中国，《易经》被视为群经之首。所以，它是中国传统哲学（应该叫理学）的精华。而易图更是易学家们的把玩所在。不过，他们似乎并没将易图的阴阳爻作为离散结构看待。

阿拉伯数字随传入中国的时间挺早，但真正普及开来还是上个世纪的事。日本学者五来欣造在法国留学时发现，17~18世纪中国对欧洲的影响很大。于是他便前往汉诺威莱布尼茨档案馆做了研究，并发现了白晋寄给莱布尼茨先天易图的书影。回到日本后专门写了一本儒教对西方政治学的影响的著作。我国学者这才发现，莱布尼茨早在17世纪就开始研究易图了。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把阴阳爻竟然写成0和1，同时把卦画从下往上读的规则改成从左到右的数字写法。这样就有了逢二进一的算术体系。莱布尼茨的对易图的处理可被视为“形-数”变换的范例。后来中国学者刘白闵发现五来的这本书有西方人研究易经的内容，就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

1900年德国数学家戴德金在研究对偶集时发现了格。并从数论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成效不大。后来又有学者继续研究，直到1940年，美国数学家伯克霍夫出版了《格论》一书，才使其成为离散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中国的易图还是格论，都强调序结构。于是我用格论中最常用的哈斯图构造出布尔格（布尔代数），证明先天易图与布尔代数同构。而布尔巴基学派母结构中最重要的一支就是“序结构”。

此外，我还提出模态信息论和计算结构论。前者重点处理信息的本体论，而后者则是方法论。计算结构论从某种意义讲，就是现代计算机的能行可计算。信息是什么可是个大问题。不过我要指出的，只要提到xx“是……”就落入西方哲学的陷井。

“哲学”一词是舶来品，其实整个西方哲学体系都是舶来品。而哲学术语及其基本概念，一开始也是从日本引进的。可以做个统计，如果把现在用的哲学术语剔除掉，哲学在中国就没有了，中国本来就没有西方那套哲学体系，而是自成体系。这一点似乎可以拿中医药做个类比。可是要研究西方哲学，必须要从西方的原著入手，这也是严复所主张的。

而to be就是西方哲学最为基本的概念了。To be这个短语在英语中就是“是”的意思。清末学者马建忠编著了《马氏文通》，它是汉语语法的首部系统性著作，为我国的语法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该书以文言文为研究对象，把西方语法成功地引入中国。To be就是那时被当做系词引入汉语的。可是当它用在哲学领域的时候，To be就成为“本体论”的核心，这是个相当麻烦的事情。

中国传统没有本体论。笛卡尔“这是什么”的本体论探究，从来不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中国人的典型问题是“道在何方”，亦即下一步该怎么做，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有关信息的探究引向西方式的本体论，就等于进入死胡同。那么讨论信息“是”什么这样的命题，也就踏上歧途。因为一旦“是”这个模式在哲学上被定义，必然会为自己的倡导“什么”进行辩护或推销。既然Information（信息）这个词出现在西方，而且又是西方最先对它发力进行探讨的，那么我们依然要按照西方哲学的进路来处理。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曾提出“悬置”的方法。那么我们处理信息这个概念也用逻辑的方法将其“悬置”起来。我一直强调，信息哲学的涌现就是哲学传统的转换，它突显了形式传统而非其他。在形式传统这框架内，我提出了模态信息论。简单说，就是将一阶逻辑变换为模态逻辑。信息这个概念被置于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这样我们处理起信息这个本体论对象就方便多了。信息哲学在认识论上表现出一种大的传统的转换。根据中国学派，我将其归纳为邵雍-莱布尼茨-布尔纲领。而在方法论上，我则主张计算结构论，即计算机的能行可计算。

数学上的布尔巴基学派是一群人在做，而信息哲学的中国学派我只不过是开了个头。希望未来能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让信息哲学的中国学派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