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所评职称采取的基本上就是“一本书主义”的路子。实际上我也赞同这种方式。中国不是有句谚语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嘛。倚马万言，著作等身的人不在少数。可真正精华的东西未必很多。我记不清了，大概是歌德说过，不要以为自己的东西都是新的，前人不比你傻，你说的那些东西他们可能都说过了（大意）。牛顿不也是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还说在海滩上捡到了“光滑的石子”和“美丽的贝壳”。我没他们那么伟大，但好赖也还到捡到那么二片树叶子。

一、

我在“通向信息哲学的东方进路”中，把信息哲学作为一个大的传统的转换提了出来，那么信息哲学的基本问题就要放到这个形式传统内进行论辩。根据我的研究，信息就虚的，是个形式。数学不是形式吗？逻辑不是形式吗？语法不是形式吗？而信息也应该在这个层面上进行讨论。可不要小看这个虚的东西，一旦被它套上，可就跑不掉了。这叫做“以虚控实”。同时提出了一个关于信息地位的解决方案。Luciano在其“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正的第六部分“自然”中，引用了著名逻辑学家J. Barwise的话，“倘若世界完全是一个混沌的不可预测的事件，就不会有任何信息需要处理。在生物和物理系统的自然界中，信息的地位依然没有搞清楚。”我先不去解决什么是信息这样更为根本的问题，就先试着解决“信息的地位”问题吧。

在我提出的形式传统的框架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态信息论（MIT，Modal Information Theory）和计算结构论（STC，Structural Theory of Computation）。由于过于专业，不在此赘述。什么楚泽论题啊，宇宙是个大计算机啊，宇宙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啊，根据奥卡姆剃刀定律，这些无法检验的预设就统统剔除。Luciano的“图灵革命”就是个计算的问题，因此肯定可以包含在我的STC理论中。图灵机只能处理可计算函数。还有不可计算数，例如实数，还有就是NP问题、停机问题。都是图灵机的死结。

任何理论都有不完备的地方，就连牛顿的经典力学不也是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超越了吗？等我们造出更大的计算机，找到更优的算法，这些问题也许就能解决了。我的STC是这样，Luciano的“图灵革命”更是如此。即便如此，计算机和网络的力量也引起种种日常生活的问题。解决那些问题才是有价值的。不久前AlphaGo战胜了围棋高手，对于一般人而言，认为计算机好生了得。我说计算机傻得很，就会做加法，只不过它做加法的速度，比人更快而已，难道人就会做加法？智能是针对机器而言，我们称之为“人工智能”在英文中“人工”这个词是artificial，其实就是fake的意思！机器的智能是“人工”的，但机器却没有人的智慧！

二、

既然提到了莱布尼茨，肯定希望到德国讲一下。正好有个机会，第九届国际莱布尼茨大会要在汉诺威的莱布尼茨大学召开。我是北师大莱布尼茨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于是也给会议写了一篇题为From Leibniz to Modal Information Theory的论文。莱布尼茨大会一下子就接受了。并答应为我出汉诺威的落地费用和回中国的旅费，所里只需提供去德国的费用。既然如此，我又找所里申请。所里一看还挺痛快，没费什么周折就批准了。

我讲的内容被会议归在逻辑学分会，presentation安排在第一天。德国人对莱布尼茨的逻辑学非常重视。有位名肖尔兹的逻辑史学家，写过一本《逻辑学简史》的小册子，“……说到莱布尼茨，就像说到日出……”看看对莱布尼茨的逻辑学的评价有多高！反过来说，在莱布尼茨之前都是漫漫黑夜啊！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学就没有什么进步。康德甚至更绝对，说逻辑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完成了。没想到莱布尼茨对传统逻辑做了大胆的改造，将逻辑推理改造成计算。虽然他生前只发表过零星的逻辑学著作。可他有手稿传世啊。上个世纪初，罗素专门跑道莱布尼茨档案馆，把莱布尼茨的哲学手稿研究了一番，写出了《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一书。所以说罗素是莱布尼茨专家。可是到了他写《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却“腰斩”莱布尼茨，说他“秘传的”逻辑学是好的；讨好王公贵族的“形而上学”却是坏的，拍马屁的。可他却又说，莱布尼茨的哲学的基础建立在他的逻辑学上，这不是矛盾的吗？罗素这个人嘴巴虽然损点儿，可他还是实事求是，承认莱布尼茨是数理逻辑的鼻祖！

我搭乘汉萨航空公司的飞机到汉诺威，已经是半夜了。在机场搭乘出租车，竟然找不到给我安排的旅馆。后来司机通过出租车内部的专门对讲系统，找到旅馆。我一人一个单间。可是汉诺威的纬度高于北京，很早太阳就出来了。我也只好起床。该旅馆管早饭的，那就去吃早饭吧。一看时间还早，出来喘口汉诺威的气。莱布尼茨大学据我住的旅馆大约有两站地，走过去就可以。整个会议要开10天，全世界研究莱布尼茨的学者能来的都来了。在德国哲学家中，目前只有有莱布尼茨全集没出齐。据说二战期间，德军为了保护莱布尼茨档案馆，专门在它旁边布置了一辆虎式坦克。可见德国人对莱布尼茨的重视了。我是第一天讲，很顺利，德国学者听了也很新鲜。这回到德国讲，也是成功的。

三、

北京师范大学和Springer-Verlag合作，在中国出版了一个英文刊物，《中国哲学前沿》（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专门对外介绍中国的哲学发展和成果。我也接到稿约，我就写了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n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Chines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发表在该刊2007年第2卷第1期上。我对这篇文章也很在意，这篇文章进入了JSTOR和Springer以及ResearchGate系统，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西方的科学传统是公理论，而中国则是模型论和基于算法的数学理论。在我的专著中，我举了《九章算术》的例子和易经中算卦的例子。限于篇幅，我在这篇论文中没有举例。当前计算机的算法和易经中算卦的算法完全一致，都是能行可计算。

俄罗斯科学院办了一份《哲学问题》的刊物。我所非常重视这份刊物。当年，我们也是先办了《哲学研究》（类似于《哲学问题》），再成立哲学所。2007年适逢《哲学问题》创刊60周年，希望哲学所的研究人员也能写文章。自从中苏交恶以来，俄文就不吃香了。文革后，大家都去学英语，俄文更没人理了。可是俄罗斯科学院的有位叫布洛夫的学者，在《中国哲学前沿》上发现了我写的这篇文章。专门来哲学所找到我，希望我同意让他将该文译成俄文发表在《哲学问题》上。我当然也是希望把我的成果扩散，什么版权不版权的，就同意他翻译了。该文的俄文版发表在2007年第7期的《哲学问题》上。我的老同学在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专门研究俄罗斯哲学，他常去俄罗斯。回来告诉我说，刘钢你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很有名啊，或许就是这篇文章的原因？天晓得！

从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我终于成功完成了把国际上的信息哲学引入中国的任务。同时也收获到了自己的成果。我目前已经将易图与布尔代数联系起来。今年9月又要开国际易学联合会会议。我想我在将这个成果写成“布尔代数在易图中的表达”。人家往前跑，我往后跑，反正都能得第一。今年8月北京大学承办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我应邀出任第72分会“信息和数字文化哲学”的中方主席。所有这些都与我前10年的工作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