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协议Luciano于2008年9月30日离境。我的工作还要继续进行。国际动态我基本摸清楚了，他的基本思路也有了个大概了解。他来中国时是副教授，我当时也是副研究员。因此，我们都还要继续奋斗。他那时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在牛津大学依然还是个副教授。从中国回去后，德国的巴伐利亚科学院又请他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但最终还要走一条“曲线救己”的道路，我在社科院哲学所已经熬了这么多年，但岁数却比Luciano大10岁，已经没有机会给我一条像他那样的道路可走，我只能继续呆在哲学所。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一个是他主编的书还没完成，一个是我在哲学所申请的6万元课题的工作尚未结项。现在该继续我自己的工作了。

一、

我没有读过高中、没有读过大学、没有读过硕士，基本都是靠自学走过来的。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和家父学习英语，当“武漂”的时候，就靠英语吃饭了，教过中学和大学的英语。后来又自学了德文、法文和西班牙文（长期不用都忘记了）。所以自学能力还是有一些。我从1975年就与人合作出版过医学方面的论文，后来又翻译出版过《术语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科学推理的逻辑》（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火药部分出版了）。来到社科院读博期间又翻译《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驯服偶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等书籍。从那以后便不再做为翻译而翻译的工作了。而是做为科研而翻译工作了，将信息哲学引进中国就是一个典型。外语成为我做研究的工具，这对我而言是个很大的转变。

在中科院数学物理所工作，曾自学了一些数理逻辑，由于做《数学物理学报》英文版的编辑，出于工作需要也要对数学有了一点儿知识。同时对语言学理论、科学史和其他方面的知识有不少的了解。这也是自学的好处，能多掌握点儿知识，总是用处的，艺不压身嘛。所有这些对我的哲学思维还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不是搞理工科的料，搞人文社科更适合我。

写学术文章我也不憷。我没有读过硕士，但我在翻译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时候，写过一篇“佛郎机火铳初传中国的时间考”。完全是一篇科学史的考据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又对查阅和引用文献有了一定的历练。那篇文章可以说不是硕士论文，但胜过硕士论文。该文是与当时《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的商榷性文章。我将其寄到科学史所的两位朋友处请他们过目，他们一致要让我投给《自然科学史研究》。听人劝，饱一半吧。我就投了。可稿件却石沉大海，我做编辑工作，自然知道其中的妙道。既然扣住不发，连个回音都没有，原因是自明的。后来我从科学出版社的朋友那里得知，该主编曾打听过我是干什么工作的。看来他并非不在乎我那篇文章。我来北京后，见到过该主编。他连忙说你那篇文章还是要发的，要发的。我已经不搞科学史了，还发那种不招人待见的文章干什么，只是淡淡的说了句，没必要发了。

二、

我读博士的时候，跟导师干的课题是“信息高速公路对社会的影响”。结项后的成果一方面是为政策服务，一方面是写了书——《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我为该书写了一章“电子出版”，当时还想就在电子出版这个方面走下去呢。毕竟我在中科院干了10多年的编辑出版工作。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在我毕业的最后半年，导师却告诉我，你的博士论文题目不能从他的课题里选。当时我还真吃了一惊，看来我果真要告别“出版”了。导师的话不无道理，我来是帮他干课题的，顺便跟他读个博士。自然不应在他的课题中选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这样也好，对我的更上一级台阶的学习能力也是个检验。

不能从导师的题目中选题，只有另起炉灶。时间太紧了，离毕业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要写出哲学的博士论文，对我而言还真还有点儿考验。“佛郎机”的那篇文章的成功，给了我一个启示，一定要小题大做。当年我写那篇文章时，就是个时间的考据。而我这次写博士论文，时间紧，任务重，更要小题大做了。我的那篇论文就是写information一个词，将这个词掰开揉碎了写。论文前前后后的铺垫相对容易。就这个词构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主干。由于我有翻译工作的底子，有很多语种的词典和百科全书，查字典总会吧。这样还真就在不那么长的时间里将博士论文写了出来。题目是“信息化的哲学基础”，有哲学味道。估计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未必会照我这个路子走，过于繁琐。我的博士答辩顺利通过。又让我尝到小题大做的好处。

对我而言，来京读书是希望有个正式的学历文凭。在中国，读书主要就是为了就业，养家糊口，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所李泽厚先生讲的“吃饭哲学”，我还是赞同的。毕业后我和导师商量，我们师徒一场，我就回中科院去了。我当年来北京读书，除了历史给了我的这个机会外，还有就是我没正规的学历。现在有了，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回中科院。可导师却说，你留在社科院也不错嘛。这话意味着什么？我要把武汉的根彻底拔掉！来北京固然好，可是还是那个话，“穷搬家，富修坟”。破家值万贯，我在武汉工作生活了20多年，夫人孩子都要过来，夫人的工作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都是摆在我面前的大问题。可是考虑到导师的意见，对自己的具体情况又进行了评估，还是认为北京比武汉好。社科院比中科院更适合我。那就咬牙跺脚将武汉的根彻底拔掉。下半生就献给社科院了。我来武汉之前，已经交给数学物理所5千元买房，参加了工资改革。可是来北京，这些都打水漂了，一切从头开始。那年我44岁。

博士论文毕竟是为毕业，戴帽子用的，依然粗糙得很。有许多人很快就将博士论文出书了。可我没有，要继续打磨。写那么多书谁看呢。于是闲暇时就将论文拿出来修改，来来回回差不多有10年的样子。写书挺不容易，出版商成为企业，有钱就能出书，容易得很。可问题是我没钱。那我就不去出版了，等到评职称时再出，拿来当代表作用吧。哲学所是个老单位，想拿到正高职称的一个先决条件就熬年头，年头不够，再怎么弄都是瞎折腾。而且还必须每年拿出自己的成果去“晾晒”，每到评职称的时节，明明知道自己没戏，还是要去“晒成果”。万一哪年没去，就会给学术委员会留下印象。成果越来越多，年头越来越久，学术委员会成员越来越熟悉，最后根据正高的名额，才有可能评上。我记得有一年，哲学所一下子退休了7个正研，那这些指标要是留在哲学所，我早就能上正研了。其他人也认为，我没问题，因为哲学所独独就我们室没有正研。我是室主任，理应给个正研。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院里一下子调剂走了5个指标，哲学所就剩下2个。自己掂量一下，继续熬吧。

三、

我的身体不好，尽量不去做大的折腾。老老实实做学问，也是不错的选择。数学家一张纸一支笔就能做研究，哲学家也同样。哲学所没必要朝九晚五上班，更给我创造了做学问的条件。我就在2007年将这部书在金城出版社出版了，用在职称评定上。哲学所2003年给我的6万元课题费，有4万元花在了出书上！最终这本修改了10年博士论文于2007年出版，书名是《信息哲学探源》。大概哲学所看到我这么大年纪还没有个正研身份，现在有了部像样的专著，我于2008年被评上正研。从那以后，我就不再为职称的事情困扰了。Luciano在牛津大学当正教授难，毕竟他年轻采取了“曲线救己”。而我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年龄大，只能熬了，现在终于熬到头了。

哲学所下属的科研处和哲学系是一个办公室两块牌子，在哲学所称科研处，对研究生院则叫哲学系。外面人想报考社科院的硕士或博士（以前不招本科生，现在可以了），就到研究生院哲学系报名。我们研究室有博士点，要想保住博士点，至少有两名博士生导师。我是学位委员会委员，对博士点有发言权。当我评上正研后，就面临评博导的问题。此前由于我室的博导都退休了，博导也就“外包”给其他研究室，譬如说，以前我室老主任的一位学生，留在伦理室，那么就“外包”给她一个。还有一个就一直空着。我评上正研，按理说也该上博导了。可研究生院突然下个文，1954年9月以后出生的可以当博导，以前的不行。我恰恰是1954年7月的，不能当博导。说实在的，我对是否能当博导真是不在乎。太难了，尤其是现在的博士那么多。你带博士，一没课题，二无资源，招个博士不是坑人嘛。

但作为研究室主任，我还是要对保住我室博士点儿负责啊。正好伦理室的另一位同事找到我，希望我为他上博导说句话。于是，我在会上就说，一个博士点儿要两个博导。我们室一直就一个，上面没查下来，敷衍着还行。万一查下来，把我们室的博士点取消了，那可就是我们所的责任了。我说完这话，学位委员会的人都没吭声。最后投票，全票投给了伦理室的那位同事。保住我室博士点成功了。到了换届，竞聘上岗。我没有参加竞聘。所领导还怕我想不通，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我说我没什么想不通，让年富力强的同志干，总比我这个“维持会长”强吧。我能够善始善终，也就可以了。最后所里又给了我6万元，让我继续研究信息哲学，这不挺好？从2002年接手哲学所科技室的工作，到2009年我退出室主任的岗位。我把信息哲学引入中国，难道还不满足？见好就收，适可而止。我当室主任是由于人才青黄不接。否则轮不到我，比我能力强的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