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似乎也不是个事儿。我一个人在国内张牙舞爪，谁信呢。要不是我在社科院哲学所工作，别人保不齐会说我些什么呢。我心里也在盘算，如何把Luciano请到中国，做几次讲座，也好让国内学人看到国际信息哲学的发展动态和趋势。也是机缘巧合，我2007年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英国学术院签署过学者互访的官方的协定。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协定将Luciano请到中国来，直接与中国学者见见面，让他给我们讲讲国际信息哲学的研究动态呢？

一、

协定是有的，但双方的官僚也同样是有的。我就从所里开始打报告，请逐个部门批准。好不容易所里的程序走完了，还要到院外事局折腾。到了院里，就不完全是我能说了算的。而且这个协议也不是一张嘴就能拿到的。院外事局也要根据社科院几十个研究机构的具体情况，平衡利用这个官方协议。我就保证能拿下来这个协议吗？真是一点儿底都没有。

官僚就是官僚，你在这里急死，他们在那里慢腾腾。反正也不是他们的事。当然，这些官方协议，他们有时候也能沾点儿光。为什么随便就给你呢？我这个人脸皮厚，就泡在院外事局，隔三差五就去一趟。因为我要用这个协议啊！外事局的人总起来还不错，考虑到我所的确好长时间没有用这个协议，最终同意放行。我这边的事情基本就搞定了。协议的具体内容就是对方出往返旅费，我方出落地费用。由外事局专门负责接待，我们只管学术交流方面的内容。住宾馆是固定的四星级，不能想住哪个就住哪个。反正都按协议规定的来了。请Luciano来，最后一场安排在西安交通大学讲，本来以为西交大就接待了呢。可陕西省社科院一脚便将西交大踢开了，社科院的客人轮到你们接待？看看中国的官僚体系这个横劲儿，就知道学者所受的悲催罪了。

我这边的事情总算有了头绪，接着就是对方。英方照样也是一整套官僚手续。按照约定，是2008年9月的最后10天。也就是说，Luciano在9月30日必须从北京离境。Luciano看来也碰到不吃生小米的了。左一个邮件，右一个邮件，差这个手续，要走那道程序。我看把他也折腾个半死。关键是他还要带夫人一起来。由于是第一次来中国，还是有些期盼，也就特别看重这次访华之旅。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把这件事情办成了。英语有句成语：All is well that ends well.吉人自有天相啊！

二、

Luciano夫妇来京的接待，我根本一点儿也插不上手。全部由社科院外事局操办。来回接送，住哪家宾馆等等，一切事务性的工作我们都无权处分。人来了，到哪里讲是你们的事，但送往迎来，对不起，与你们无关。可以后的10天，吃喝拉撒都是你们负责，他们却一点儿都不管。

外事局把人接到了，然后我就接手Luciano以后若干天在北京的活动。2005年我在瑞典开会时见过他，所以并不觉得生疏。刚下飞机，风尘仆仆，不可能让人家给你讲。按中国人的规矩，怎么也得接风。幸亏公事公办，吃饭可以报销。北京有什么特色的吃的呢？我想只有烤鸭了，当然涮羊肉也未尝不可。那他到陕西去吃吧，那里的羊肉比北京的地道。我记得在王府井吃了一顿烤鸭，花了一千多块，所里也都给报销了。可吃烤鸭也不能就我们几个人吃吧，那可太不够意思啦。我就拉上《世界哲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和商务印书馆的朋友，还有帮我翻译书的几位同事作陪，大家热闹了一顿。

吃完饭，逛逛王府井大街吧。夜幕降临，灯红酒绿，可他们似乎不那么在意。我就在想，人家都是满世界跑的人，这种舶来之物大概对他们没什么刺激。Luciano比我小10岁，他的夫人是巴西人，讲葡语。在巴西上的美国学校，后来又去美国留学，是学脑科学的专家。自然科学无论如何要比人文社科的受人重视。那时Luciano也是崭露头角，可能比他夫人还是要差些。

王府井，顾名思义，就是有口井。在东华门西面的路口，可以见到用栏杆拦着的那口井。王府井在我看来，也就这点儿“古迹”了。看了这口井，又到东华门夜市走了一下。我为他们一人买了一串糖葫芦，就像哄孩子似的。可他们吃了却叫不出吃的是什么。当时我脑子也一时短路，想了一会儿回答道是hawthorn。其实我说的也不对，hawthorn是山楂树。但他们懂了就行了。住的宾馆就在社科院对面，在北京站路北的一家四星级宾馆。我们步行，沿着安静的南河沿走回宾馆。

除了接风之外，还专门为他们夫妇在北京安排了一天观光的时间。我就让我们室的一位年轻同志陪同吧。他回来这个抱怨哦，他也是外地人，每有亲戚来都要陪着游故宫。但第一次见到他们这样游的，近乎一天的时间，就不出来了。我说人家就那么一天，肯定来个深度游，你以后对故宫不就更熟悉了吗？亲戚朋友再来你不可以驾轻就熟地带着他们走马观花不就行了？这他才罢休。

三、

Luciano夫妇来华的事情正式敲定后，我就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发通知，知会几个学校。他在北京要讲四次。第一次肯定先到社科院哲学所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在宾馆大厅等候。他们知道我来了，赶紧下楼。过马路就到社科院。可是社科院是科研单位，不在大学区，大学来的老师和学生相对少些。但还是有来的，算下来总共有30人的样子吧。没用所里的大会议室，用了一个中等的。这样显得人还不少。

既然是官方协议请来的学者，哲学所的所长怎么也要出来见个面。这都是之前就说好的，所长来了，感谢Luciano来哲学所进行学术交流。所长也就没占用很长时间，再加上他还有事，就把话筒给了Luciano了。Luciano讲的主要内容就是“理解信息转向——第四次革命”（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Turn—The Fourth Revolution）。所以前面说的湛庐要我翻译他写的《第四次革命》，我在2008年就知道了。就讲四位科学家，第一位是哥白尼、第二位是达尔文、第三位是弗洛伊德，第四位是图灵。那么他强调的“第四次革命”就是“图灵革命”。作为他这样讲未必不行，但不这样是否也可以呢？现在我们用的计算机就是图灵机，冯诺依曼架构就是落实了图灵机理念。但是否可以提出追问，莱布尼茨放到什么位置？罗素放到什么位置？布尔放到什么位置？能不能从这些地方切入呢？图灵是逻辑学家。可是，莱布尼茨、罗素、布尔也是逻辑学家啊？总不能有了图灵就把别人抛到一边吧？

他认为的“第四次革命”我并不反对，但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既然是哲学，就要从哲学这边入手，而不能完全从逻辑这边讲。逻辑是哲学的一部分，但只是一部分而已。仅仅从逻辑进入似乎难以服众。我认为信息哲学从大的历史框架来讲，是哲学传统的转换。这种传统就是莱布尼茨-罗素传统或形式传统。我为什么如此这样说呢？就是希望能把中国带进来。莱布尼茨本人就是位原汉学家（proto-Sinologist）。他终其一生对中国都非常感兴趣，甚至想在他办公室门上挂个“中国办事处”的牌子。他对中国的了解除了阅读外，还有根据来华传教士带回去的知识。尤其是他和法国传教士白晋的通信，已经成为非常宝贵的中外学术交流的史料。

莱布尼茨生前根据来华传教士的讯息还写过一本《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书。这本书已经由河南大象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莱布尼茨临终前最后的一篇哲学著作也是关于中国的。这样我从莱布尼茨这边入手，就把中国带进去了，否则有你什么事？我在国际上就是强调莱布尼茨与中国的关系，在瑞典讲的时候，下面的学者根本就不知道莱布尼茨还和中国有那么大的关系呢。

在中国还有一桩学术公案，就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数和易经有关系。认为他的二进数算数是受易图的启发发明的。我是国际易学联合会的理事，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莱布尼茨看到过易图又如何？他的二进制算数与当代的计算机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我在2007年专门写过一篇“机器、思维与信息的哲学考察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级数和现代计算机的关系”的文章发表在《心智与计算》上。后来我还因此文章获得过国际易学会颁发的“龙马奖”。我得过国务院的奖，社科院的奖，科技部的奖，这些奖固然重要，但我个人还是最看重易学会的“龙马奖”。

计算机用的是布尔代数。怎样将易图与布尔代数联系起来才是有意义的。而最近一段时间，我已经将这个问题解决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已经正式发表在《哲学动态》上。这也是第一次，所以这个第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科都是非常重要的。今年8月份要在北京开世界哲学大会，我是第72分会“信息和数字文化哲学”的中方主席。我就将这项工作的摘要部分拿去讲一下。大概也会挺受欢迎。可是Luciano讲的“第四次革命”还是让人耳目一新。挺好的，这就达到学术交流的目的了。所谓“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