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接受了《解放日报》记者采访，谈了很多，但由于报道篇幅限制和“单一中心思想”的撰写原则，没有都写出来。正式发表的报道，显然是想描绘一个认真负责的严导师，重在故事、行动和总的培养理念，但有些研究生培养、课题组管理的实际问题和解决尝试，却没有探讨。本博文进行补充。

1.招才选将：谁都明白，教师“打天下”需要好的学生。在这方面，有些老师有成熟的经验。比如在给本科生讲课时，专门留出时间介绍自己的科研，或者通过观察，看看有哪些“科研苗子”。然后以任课老师的身份把他们叫过来说：“高分低能，没有用！你不妨做一做科研！最近我们学校在征集本科生科创项目，要不你来报一报？”

本科生“参考”老师的自然基金本子后，写了一个很“成熟”的申请书，获得了“XX学者”的头衔。（“头衔”是把学生“钩”住的一个方法，如果没有“头衔”，本科生不愿意过来。）做了实验并发表论文后，留在老师的组里读硕士，进而留下来读博士。

但我对自己的研究生有commitment，希望把时间花在指导研究生上面，而不是为了把本科生留下来而让他们“来做做”，咱没那时间。

在研究生招生方面，我更相信“有教无类”，喜欢招“有缘人”（从不打广告）。我们实行“申请-面试”制，基本上每个博导有一个名额。一旦有学生联系我，我明白，如果不能给出明确的答复，有可能让学生白白浪费一年的时间，甚至影响自己找工作。因此，如果收到学生电子邮件，我觉得专业背景不符合，我马上回信拒绝。觉得还可以的，就让他过来“预面试”。如果觉得专业背景好、性格脾气还好，就会说“那就是你了”。其后，往往有十个人联系我，我也只能对他们坦诚地说已经看好别人了。我对那一个“看好”的人说，我不求最好的学生。既然你认同我们课题组，我面试了你觉得还行，那就是你了。就像卖古董，你要是识货，并且需要这个古董，便宜点卖给你也行。我宁可天下人负我（比如你答应报考，最后毁约），而不可我负天下人。

硕士生招生，我们系规定9月份入学后才能确定导师。因此很多学生是进校后通过面谈确定到我组里来的，那也是几个人当中我挑一个。也有提前和我联系，并主动专门到上海来拜访我。我除了面谈，还会让他/她跟我的学生们谈，把课题组的真实情况告诉他/她，并带他/她参观实验室。如果觉得这个学生不错，我会请他/她吃顿饭，把课题组别的同学也叫上。

2.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我察觉出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出了问题。有很多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生）将来不准备做科研。这并不是问题，对此我完全尊重。但是问题在于，很多人想从事的是和本专业完全无关的卖保险、卖汽车的工作。他们认为，如果在校期间每星期花几天时间实习，将来能去“500强”。一旦老师不同意他们实习，而他们看到周围别的学生在实习，他们没有想到别人可能不毕业，而是摆出一副“你不让我实习，我就没有积极性”的样子，给你磨洋工。当初找你时号称要“好好科研”的决心飞到九霄。

这使我非常困惑：该怎样处理好专业培养和学生从事和本专业毫不相关的实习的关系？

一开始的两届硕士生都没有提出要实习，他们都找到了工作。第三届的一个硕士生提出了实习，在彼此“较劲”无数个回合后，我开始执行：学生研二升研三的暑假，可以自行实习两个月，但假设前提是在此之前，毕业所需的SCI论文已经有了眉目。实习结束后，得把硕士论文保质保量完成。学生读研三时，从9月底到年底是“秋招”，从过了年到五月份是“春招”，我都让他们在保证毕业的前提下，在“上班时间”，在电脑前找工作或者外出面试。我对他们说，我支持他们找工作，但外出前（或者哪怕在半路上），得给我发个短消息请假或者补假。有的学生找到了一个工作，还无限制地找下去，或者找到了工作，把这份工作拒了。我虽然心里有点想法，但从不阻碍学生找工作。

即便这样，我感到现在至少有些学生“很挑剔”，或者说很“叼”，比如：现在硕士生毕业后，外地籍的是很难上上海户口的。有的学生采取种种手段，比如购买无关专利的署名、让课题组在即将获得授权的专利上加上他的名字等。但我课题组从不这么做——但这样坚持原则、拒绝学生后，有的学生不高兴了，摆出一副“你不答应我就没有积极性”“你不帮学生解决，你以后就招不到研究生”的样子。即便这样，哪怕我不大开心（感到被扭曲了，感到学生不高兴了，感到学生没有积极性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

3.毕业论文和毕业要求：现在毕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学生刚开始找我时，我就给他们讲清楚我们系的要求是什么。进校后，我默认研究生需要一个月时间“缓冲”，熟悉周围同学，需要在上海游玩。“十一”长假结束后，我立马“抓”学生。有的刚进来的硕士生“受不了”，因为她们周围的同学（尤其是从外校过来的）还没有启动呢。但我就是对学生抓得紧。

其后，当学生投了一篇英文论文后，我见他/她没有新的实验点子，或者新的点子无效，他/她很着急，或者暑假效率低，我让他/她先把这篇英文文章先翻译成学位论文的一章，然后开始梳理，写学位论文的绪论部分。

刚开始，学生都不理解，因为他们年级“还没有一个同学开始写学位论文”。但是我耐心地劝说：如果我要剥削你的话，我就让你一个劲地做新的实验，到临毕业前一个月才写硕士论文，整得你工作也找不成。但是，我没这么做。目前你“没有事情做”，我就让你先翻译一章，那样，时间的利用率是100%。另外，我希望赶在时间的前面，提前到达山头架起机关枪等待敌人的到来，而不喜欢抱佛脚。并且，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中，你的思路也会更加清楚。

4.投稿：有很多老师喜欢“从高到低”投，但我喜欢把学生的文章投到“合适的杂志”，这符合“行为经济学”。希望学生尽早发表毕业所需的SCI论文，哪怕有的学生发出文章后，反而怪我“贱卖”了。

5.做助管：这又涉及到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假设学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全身心读研究生，但现在的研究生大多经济并不宽裕。有的人哪怕家里做生意的，都号称“从本科起（因为不好意思）没有向家里要过一份钱”。现实就摆在了面前：学生经济有困难，能从科研经费里额外给他开高工资（差别化对待研究生）吗？而如果不能，学生做助管，你答应吗？

我并不支持学生做助管。特别是去年，一学生同时做助教、助管、学生社团领袖、党支书，严重影响了科研进展。其他两个同学经济有困难，我只得答应他们试着做一个活很轻（同时拿钱也少）的助管。这两个学生都做了一个学期——接下来，有做学分助教（拿钱）或者拿到了奖学金。

6.师生活动：基本上每年我都会出钱，让学生去市内“一日游”。比如上午去森林公园烧烤，下午五角场唱卡拉OK，晚上他们再聚餐。但我自己不参加。我也有自己带学生“一日游”的，无论是开车还是坐车。这样，能融洽师生的关系。和他们在一起，我很开心。

7.还有很多东西，记者没有写，或者由于篇幅限制和“单一中心原则”，删了。有一个故事能证明我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严酷导师：一天早上我送小孩去幼儿园后，收到一学生的室友的请假电话，说我的学生早起后摔了一跤，后脑勺着地，想请假一天，等会去校医院看看。我当机立断，提出马上送她们去长海医院看看，如果（不事先通过校医院开转诊单）不能报销的话，我来出钱。我马上把车开到她们楼下。一路上堵车，开了一个小时才到。经过及时的检查和吊盐水，学生没事，我让她多休息几天。

我本来也不想宣传此事，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作为一个导师应该做的。

8.课题组学生有任何困难和想法，都可以随时找我谈。如果涉及师生之间的矛盾，我鼓励他们找师兄师姐、辅导员和研工人员“倾诉”“评评理”，而千万不要把事情放在心里。有一个学生（就是《解放日报》报道开头说助管饭碗被我砸掉的学生）曾找师兄师姐和研工人员谈过，对事情的“全局”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了很好的认识，舒缓了心理方面的紧张。她研二就把毕业要求的SCI论文搞定了，硕士论文也写了大半，她没有学业压力地参加了外资企业的暑期实习。

学生有经济困难的，我也让他们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当然，我也会主动地关心学生有没有生活上的困难。比如一个专业学位硕士生提出要做助管，我当然不愿意。我继续“挖掘”学生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了解到了一个现状：专业学位硕士生交的学费多，返回的学费少，而且也不能评普通的奖学金，只能评国家奖学金和冠名奖学金（但那很难）。于是，我就决定给她加钱，并通知其他学生我的决定和理由。

另外，当科研经费中能发学生科研补助的部分（15%）已经不够了，我拿出自己的工资和奖金发给学生。我对学生说，再穷也不能穷学生！

我的妻子对此不解，但我却对她说小时候看到的一个电视画面：努尔哈赤一开始起兵失败了，她的妻子拿出自己收藏的珍珠宝贝，给努尔赤充当军费。

我对妻子说，把“队伍”带好，就是要有“砸锅卖铁”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