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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末读研究生课程的时候,博主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对美国充满了好奇,甚至崇拜。“拓荒精神”(Frontier spirit,或者叫“边疆精神”)这个词第一次是从教授英文的美国老师Randy Odum那里听到的。Randy说,美国人民就是在开拓边疆的历史中形成了美国精神,这种精神鼓励人们去开发那些没有人去过的领域。后来有机会去美国做博士后,亲身跟曾经崇拜的美国科学家工作了五年时光,发现美国人并非智力过人,美国的许多实验室也并不是很有钱。那么,美国人靠什么建立他们在科学领域的地位?我想,有两点是关键的。第一,美国人是许多科学领域的开拓者;第二,美国人在许多科学领域坚持不懈地阐明了核心问题。
后来,回国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当然也要根据自己的专业基础努力去做没有人做过的问题。梦想中,有一天我也能像在美国时老板那样平淡地对年轻人说“欢迎你来到这个领域”——这种惬意只有开拓者才能拥有。做到这一点,需要找到没人想过或者谁都不知道怎样下手的问题,从基本的自然现象入手,提出概念,建立研究方法和判别标准,逐个发现关键因子,构筑内在关系和理论框架。这样说似乎并不难,但是能做到还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却非易事。很可能若干年内全世界只有你自己在做这个问题,所以不要期望论文有多少引用率,甚至连审稿过程都可能遇到很多麻烦。还好,十几年前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国内发表论文能力普遍不强,能在SCI收录刊物发表就可以,如果能在某学科主打刊物持续发表就更受认可。
然而,最近七、八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中国,经费比以前涨了很多,做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比以前便宜了很多,做蛋白晶体结构的团队比以前多了很多,大科学装置和超算能力比以前强了很多;在世界范围,能源、环境、应用物理、应用化学领域的刊物比以前影响因子升了很多,基础生物学刊物影响因子降了很多。这六个“很多”加在一起,若干奇异现象发生了。譬如,年轻的生物学研究者不必有明确的科学问题,拿到经费把样品送去测序或者做质谱,用软件分析出一堆网络图、表达谱图,拎出一、两个亮点,一篇论文就成了,甚至多交点钱干脆由公司把一切搞定。另一个途径难度较大,找到做晶体结构的实验室合作,同时做十几个蛋白的晶体,哪个出来算哪个,衍射数据交给软件运算,然后根据结构稀有程度分别把论文投给不同档次的刊物。几周前,博主有机会去一家大型测序公司考察,老总指着满墙的CNS论文豪迈地说:谁说我们不是研究机构?我们相当于清华加北大!我心里思忖:可惜蛋白晶体结构解析没有像测序那样形成生产化流程,否则,贵公司的高大上论文何止只有这一面墙?
奇异现象还有,有些人的研究论文不在本领域刊物发表,却投到其他领域的刊物发表。为什么呢?因为另外一个领域的刊物影响因子要高出许多。结果,在本领域难以通过小同行审稿的文章在另一个领域轻易发表,还是高影响因子刊物,或者是在那个领域排名前百分之几的刊物,成了年终考核、单位评估、职称申请的亮点材料。
较好的情况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切入口,挤到热点问题研究行列,用上最时髦的研究工具,做出若干精致的文章。公正地说,能做到这地步就应该算得上是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科学家了。
就这样,国家层面不断加大的科技投入和引才计划,加上科技界紧盯评价指标和研究热点的聪明才智,让中国的科技论文数、专利授权数,甚至自然指数,都毫无悬念地冲上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可是,靠着这些当上第二以后还有上升空间吗?从第二到第一到底差的是什么我们认真想过吗?
最近,任正非说:“……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我想,这种感觉不仅是有作为的中国企业有的,也更是许多有抱负的中国科技工作者所有的。在CNS上找热点,到国际会议上追热点,这些只能保证我们不掉队,至多爬上老二的位置,但是如果要领跑世界最需要的却是拓荒精神,是给人类开辟新领域的勇气和智慧。
三十年前,我上大学的年代,老师们说中国科技水平跟美国差30到50年;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国做博后的年代,美国人做的东西中国5年内就会开始做;最近十年,许多美国刚开始做的工作,中国马上跟上去,迅速达到可比水平。到了最近两年,欧美讨论“脑计划”,中国也讨论自己的“脑计划”;美国人宣布发现引力波证据,中国人立即要加大探测引力波的投入;美国人一提“微生物组计划”,中国又兴奋起来要搞若干微生物组计划。这种情形让我们既高兴,又有点尴尬。好比你家有个嫂嫂,很多年前没钱的时候只能眼巴巴看着人家穿漂亮衣服;现在终于有钱了,搬到有钱人社区,结果邻居家女主人穿什么,嫂嫂就跟上穿什么,总跟人家撞衫。不仅邻居感觉怪怪的,你们一家人的心情大概也是怪怪的。
其实,我们中国人并非没有拓荒能力,只是很多优秀知识分子从小学教育开始就是作为“优等生”培养起来的,更习惯于模仿和应用文献中已有的,而不是创造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中国学生可以把数理化试题做到出神入化的水平,但是毕业走上科学道路却提不出全新的科学命题或者全新的解决思路。我们所谓的科学前沿从来是西方人开辟的前沿,我们所谓的重大科学问题从来是西方人言称的重大问题,我们所用的方法、工具基本都是西方人建立好我们拿来用的。但是,回头看看中国在与西方科学界很少有交流的上世纪60-70年代,那时没有西方的引领,中国人也能取得青蒿素治疟疾、砒霜治白血病这样独创的成就。这样看来,中国科技需要的正是敢于独行的拓荒精神,中国科学家需要的也正是给自己一个做拓荒者的机会。
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是,今天的中国科学家队伍中已经有一批优秀分子,能够系统深入地研究科学问题,极少数人也做出了独创性的工作。但是,整体来看,中国要成为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科技大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我们所说的那些世界第二的指标,都是基于文献计量的指标。如果把衡量指标进一步提升到对科学技术原理、方法、概念、体系所作贡献的高度,中国科技与世界第二的名头还差十万八千里。
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的拓荒者,而不是甘于做一个世界第二的“优等生”,需要一大批科技工作者跳出“优等生情结”,进入与自然和历史对话的情境。让心灵与自然对话,而不是与分值、排名对话,才会离真理更近;与历史对话,而不是与荣誉、头衔对话,才会找到在历史坐标系中的位置。科学人生的价值要看一个科学领域有你和没你的区别。试试抹掉你的论文、专利,看看对这个领域的理论和技术会有什么影响?一个国家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也是如此,靠别人的理论和技术成为世界首富只是对经济的贡献,还要奉献出新理论和新技术,在人类文明进步中不断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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