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真算得上是历经磨难。

    近阅沙知编《向达学记》，其中收录多篇文章记录向达在文化大革命的遭遇。令人欷歔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在解决前敢于与12位教授签名发表《保障人权宣言》，抗议当局逮捕无辜市民，敢于质问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对北大图书经费的使用不当，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向达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大右派”，被学生喝令跪倒在毛像前，乖乖地按照学生的命令念“我有罪！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被剃光了头，按在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并且一坐就是数小时。

    这种情况决不是向达一人如此，包括钱钟书和杨绛在内，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多多少少受到冲击和折磨。

    写过散文集《干校六记》的 著名翻译家杨绛走了，见证苦难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人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