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金属含量说传统药物的安全性

传统药物中的重金属含量问题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去年，英国药品及保健品管理署在其官网发布了一则中药警告，称这些中药含有巨量的有害毒素，包括铅、水银以及砷。这些中药中有北京同仁堂的牛黄解毒片、保灵堂的乌鸡白凤丸和恒隆昌的发宝。瑞典国家食品管理局也说，他们发现北京同仁堂生产的牛黄解毒片中含有巨量的砷。在这以前，香港卫生署发布公告，认为同仁堂“健体五补丸”被检测出汞含量超标，被责令召回。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达表示，“中药重金属不能超标，应是不准超过我国法定的标准，而不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标准。”

近日，以“含重金属传统药物与安全”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第493次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强调：“只有建立重金属安全性评价的新标准与新方法，改变以元素代替化合物的片面毒性评价模式，才能为重金属安全性的科学与客观评价扫清道路、奠定基础。”（以上均据科学网新闻）

“中药重金属不能超标，应是不准超过我国法定的标准，而不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标准。”这句话对不对呢？当然不错。中药当然必须符合我国的法定标准，但是，我们还需要问一句，为什么我国的法定标准会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标准”相差这么大？是我们中国大陆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在生理结构上有大的区别？还是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标准”都是胡乱制定出来的。

中药能不能出口，能不能挣洋人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钱，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些药物对国人的健康的影响却是一个更大得多的问题。因此认真讨论一下我们的标准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标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看看我们的标准是否真的可靠，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了。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开一点。我虽然不是从事药物研究的，但是，从常识上说，众所周知，我们对于中国传统药物的研究远远没有到分析清楚药物中每一种化学成分及其在人体中的作用机理的程度。这只需要看看并比较一下中成药与西药的说明书就很清楚了。

有人说，分析清楚中药中的成分并不最重要，因为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已经经过了数千年实践的检验。

实践当然是最重要的。实践是检验药物是否有效的标准。但是，如上面所说，中医中药是几千年实践的结果，所以自然是有效和安全的，是不是这样呢？

这样说，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有些药，确实已经用了千百年了，但是在很多方面，并没有真正的实践。此话怎讲？

首先，有些副作用，并不是马上能够看得出来的，例如，致癌作用，如果不做动物试验，光在人的身上宏观、粗略地看，很有可能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看得出来，因为很多肿瘤从形成到产生症状就需要这样长的时间。这种药物与疾病之间的相关作用（副作用）对于古人（以及如今的人而不用现代技术）来说是不可能看出来的。如服用含马兜铃酸的药物可以产生肾损害，这样的副作用相对来说并不需要很长时间的观察，但是，含马兜铃酸的药物与肾损害之间的相关也只是近若干年来才为人所知，更不要说需要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可以显示出来的药物致癌作用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传统药物这方面的问题，对于古人不可能有多少实践，近期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实践恐怕也远远不够。

进一步说，古人的寿命就是这样短。我们且不说那时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来岁，因为这里有很多夭折的，去掉这些夭折的，就看正常死亡的，也就五六十岁罢了。现在有寿命记载的古人往往都是名人，这些人的经济条件从而生活条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应当是较好的，他们大多数人的寿命也都是五六十岁。名画“娄东十老图”上，画在图上的十位“老人”，在画图时最年长的只有59岁，有的只有47岁，可是已经称“十老”了。那时候，人活到七十岁的就算是“古稀”了。“古稀”这样的话，不是一句谦虚，真是事实。本人年少时，左右邻居长辈五六十岁就算很老了，七十岁往上的极少。就拿如今鼓吹得很厉害的御医们来说，他们服务的对象，十位清朝皇帝也只有一位寿过七十岁。而如今，满大街的老头老太太，七十岁真的就是“小弟弟”。中国千百年来哪里有这样的实践？过去人到了六十多岁，认为就应该快死了，民间都是六十大寿的时候就准备好棺材，所谓“六十竖寿材”。这样年龄的人有了疾病，医生一看，拱拱手说一句“另请高明”，病家还能够说郎中先生“见死不救”，或者嫌抢救太慢而打他一顿？

对于疾病，现在许多人很吃惊，过去为什么没有这么多癌症，没有那么多心血系统疾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人长寿了。人活得越长，DNA错误复制的概率当然增加，免疫系统错误判断的概率也增加，二者共同的作用下，人得疾病的概率当然大大增加。这些情况，过去也不可能有多少实践。

总之，所谓传统医药的实践，是很有局限的。这种局限一方面表现在古人只能看到短期效果，对于其长期的毒副作用例如是否致癌等等，完全无法得知。另一方面，对于大量老年人疾病，所谓实践也实在是可怜得很。

既然如此，根据“几千年实践”得出的一些标准是否可靠当然必须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至于张伯礼先生所建议的“建立重金属安全性评价的新标准与新方法，改变以元素代替化合物的片面毒性评价模式”，看上去自然是非常“正确”的。同一元素的不同化合物，其毒性当然相差颇大，例如前一些时候网络上很热门的三价铬与六价铬的毒性差得就很大，同是二价汞的氧化物与硫化物毒性也大不相同。但是，要证明所有的化合物在体内会不会转化以及怎样转化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商品检验的时候，检验化合物、特别是弄清楚是什么化合物比检验元素要困难不知多少倍，要快速弄清楚某一种植物或动物体内的某一种元素以什么化合物存在（特别是那些复杂的生物大分子）谈何容易！甚至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也正因为如此，国外的办法就是元素而不是化合物的检验。对于化合物的检验，他们“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我不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先生是否学过化学，我也不知道出席以“含重金属传统药物与安全”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第493次学术讨论会的传统医学家们是否有学过化学的，反正他们在这里向我们的化学家给出了一个目前以及可预见到的时间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个话是正确的。中国医药学，包括，中医、中药，藏医、藏药，蒙医、蒙药，以及其他民族的传统医药，都是伟大的宝库。传统药物是自然界留给人类的宝贵财产，多少亿万年来的自然进化的结果，许多是目前我们人类的智慧和能力尚不能及的，我们只能去努力发掘，争取为我们所用。所谓发掘、提高，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去加以研究，这才是传统医药工作者最要紧的事情。

所以，我想，对于那些安全性有问题的药物，该淘汰的要淘汰，能暂时不用的就暂时不用，等研究清楚了再说，这才是对全人类特别是国人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国人的健康毕竟比涉及这些药物的商人和相关人员的收入更重要。我们与其去与洋人争辩安全性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改变他们的标准，或者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地披上一件“新标准”的皇帝新衣，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去研究这些药物的成分、治疗机理和毒副作用。否则，我们更将大大落在日本人、美国人、韩国人和其他人的后面，这库里的宝贝就是人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