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摘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提出的“两条道路”具有深刻的科学方法论意义。“两条道路”可以串起各种具体方法，赋予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包括系统方法和复杂性科学方法在内的方法之间的关系。在“两条道路”的视野下，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关系，即由第一条道路的逻辑思维通往两条道路转折点的非逻辑思维，再后续第二条道路的逻辑思维。

结合波普尔的“三个世界”，逻辑的与历史的一致的两种情况分别对应于世界3与世界2，以及世界3与世界1的关系。在世界3与世界2的关系上，作为世界3的两条道路也就是逻辑的东西与世界2即历史的东西基本一致。在世界3与世界1的关系上，作为逻辑的东西的第一条道路，先要经历与历史的东西相反,然后再由第二条道路转为与历史的东西一致。最终达致世界3与世界2，以及世界1一致，也就是三个世界一致。

原文刊于《科学技术哲学》2012,3,7-12。此处稍加改动后分三次上载。

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提出的“两条道路”广为人知。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对此加以深入研究。实际上，马克思的“两条道路”不仅适用于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而且适用于自然科学。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不过尚未展开具体研究。

通常认为，“自然辩证法”有所谓“三大块”，即自然观、方法论和科学观。随着学术的发展以及与国外的交流，逐步由三大块演化为形形色色的四或五大块，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学技术论等等，以及这些门类的种种排列组合。早期的方法论部分，后来受到科学哲学等学科的强大冲击，相对而言被认为缺乏理论深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整合甚至替代。不过，在自然辩证法的各种教材中，通常沿袭有“方法论”部分。较之二三十年前，现在的方法论在深度、广度和与时俱进等方面已有很大的进展，但是仍嫌缺乏理论基础或理论上的统一性。笔者认为，马克思的“两条道路”有助于整合各项具体方法，可以为科学方法论提供统一的理论基础。

一、两条道路上的方法

首先，马克思的两条道路可以串起各种方法，赋予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包括系统方法和复杂性科学方法在内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贴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最后我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己不是一个混沌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进一步把上述认识过程归结为“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列宁结合黑格尔的某些论述继续发挥了马克思关于“两条道路”的思想。在对象未被认识之前,对象对于认识者来说“只是直接的、消极的存在”,是“外在的”,或者用康德的术语：“自在之物”。认识一旦开始,就是对“自在之物”的否定,尔后在第一条道路上,主观观念距现实越来越远,距本质越来越远,直至达到极端,“然后这个主观性”辩证地突破自己的范围,并且在第二条道路上通过推理展开为客观性。一旦我们认识了一个事物，它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直接的,消极的存在”,不再是“外在的”“自在之物”。我们理解了它,掌握了它,它已经是一种“积极的存在”,“在我们的思维中随时可再现它的一切,它是内在的”“为我之物”。认识就这样不断地经两条道路而使自在之物变为为我之物。

马克思的“两条道路”可以整合各项具体方法，或者说，方法论中的各项具体方法都可以在马克思的“两条道路”上找到相应的位置及与其他方法的关系。

在第一条道路上的方法是，抽象、分析、比较、分类和归纳；两条道路转折点上的方法是，类比、模型、直觉、顿悟和假说；第二条道路上的方法是，演绎和综合。系统方法和复杂性思维与方法可以认为是跨越两条道路的方法。

在第一条道路上，首先是形成概念，科研然后就得以在思维中进行。抽象和分析是形成概念之路。例如对于一个物体的形状来说，由抽象和分析定性地得出点、线、面、体概念，进而得到定量的长度、面积和体积概念。对于物体的运动，得出快慢进而速度、加速度，等等。对事物进行空间、时间，以及类别的比较，在比较中逐步将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归为一类，接着由归纳找出同类事物的共同点。上述过程在思维中表现为步步深入，距对象的表象和所处的语境越来越远，距本质越来越近。这样，在马克思的第一条道路上，抽象、分析、比较、分类和归纳等方法就不再是彼此无关，而是在大体上建立起前后相续步步深入的联系（可以有重叠和反复）。经由这些方法，“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一旦走到第一条道路的顶点，思维就面临转折，“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然而在科学研究中，“回过头来”并不容易。相对孤立、凝固的概念怎样回到处于联系和变化中的现实，分析所得到的要素、片断如何形成整体和过程？归纳得到的结论未必完整，也不可靠。或许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类比、直觉、顿悟和假说就在转折的关节点上发挥作用。原子论、进化论、量子论、相对论等在提出之初在方法论上都处于两条道路的转折点，更小的个案如凯库勒的苯环、卢瑟福的原子模型等也是如此。转折点上的方法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一方面总结提炼由第一条道路得到的成果，揭示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指引第二条道路，例如提出预言。与此同时也就是完善自身，由假说转化为理论。

在第二条道路上的方法主要是综合与演绎，前者意为把分解后的局部、片断和要素整合为整体，这正是第二条道路的要义；后者在于经由推理和实验验证等途径，将大前提中所隐含的内容都揭示出来，以完善假说，形成理论，同样是第二条道路的指向。

由上分析可知，在思维过程中，分析之后并不紧接着综合，演绎也并不紧随在归纳之后，在这两组方法之间还要经由假说等方法，思维过程必须经过转折。通常总是把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作为某种“对偶”的方法。它们确实“对偶”，这是因为它们正处于两条相反的道路上。然而，在科学研究中这两条相反的道路并不直接相连。分析并不容易，综合则更难。综合之难就在于须经由顿悟之类来无踪去无影，说不清道不明的“方法”。再说，是否可以以归纳得到的结论直接作为演绎的大前提？不可以。必须经由假说、顿悟……，揭示由归纳等第一条道路所得出结论或“知其然”背后的原因和本质，知其所以然，以此作为演绎的出发点。未经转折点的演绎，犹如登山者在半山腰浅尝辄止，然后或者由原路返回，风景依旧；或者另辟蹊径，可能陷入歧途。转折点则是登顶，一览众山小，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纤毫毕现的世界。

上述两条道路上的方法通常被认为是“传统”科学方法。进入20世纪后，随着对象日渐复杂，越来越体现出整体性和过程性（如“涌现”），以及语境相关。以先分析后综合为特征的传统科学方法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在分析之后难以综合，或者干脆没法分析，甚至分析本身就等同于杀死了对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科学方法应运而生。现代科学方法，主要指系统方法和复杂性思维与方法。以马克思“两条道路”的视角来看，可以认为系统方法和复杂性思维与方法是跨越两条道路的方法。

现代科学方法与传统科学方法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由上可知，传统科学方法可以清晰地区分为第一和第二条道路上的方法，但现代科学方法不能。现代科学方法中无论是系统方法还是复杂性思维和方法其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完整地覆盖作为整体的对象，遍历研究的全过程。这是传统与现代科学方法在现象层面的区别。第二，传统科学方法完全，以及仅仅是对思维过程的概括、提炼和抽象，与对象无关，与学科无关；而现代科学方法主要就是来自对象和学科，因而具有本体论的基础。例如，系统论来自生物和生物学，控制论源于工程技术中的控制过程，信息论基于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复杂性思维和方法的基础则是复杂性科学及其所研究的处于语境、联系、演化和涌现中的复杂对象。

在现代科学方法中，系统方法和复杂性思维与方法又有所区别。相对而言，系统方法着重于整体，复杂性思维和方法专注于过程。换言之，系统方法主要是在空间的视角看，复杂性思维和方法则沉浸于时间、历史之中。由于现代科学方法按对象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对象，在系统方法是，始终把对象看作一个处于内外关系之中的整体，在分析之时同时综合，综合又包含了分析，因而也就避免了传统科学方法的困境；在复杂性思维和方法看来，对象始终处于过程、变化和涌现之中，涨落、协同、循环、分岔……，时间前后交织，超越单纯的回溯和重建（后文还要述及）。

传统的科学技术方法论中关于“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通常认为包括认识的两次飞跃：从感性的现实具体上升到思维抽象，以及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再返回科学实践。显见，此处的“两次飞跃”，即“由具体到抽象”和“由抽象到具体”正对应于马克思的“两条道路”。把这两次在方向上相反的飞跃都归结为“由抽象到具体”，至少在文字上难以自洽。若是直接以马克思的“两条道路”统辖各个方法，也就自然消解了逻辑上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