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读过徐媛老师文章“跟诺贝尔医学奖三位得主的问答活动后的记录”，很受启发，觉得一些科学大师的看法和认识问题的角度确实不同常人，非常值得学习。这里谈谈个人体会，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关于药物开发

关于药物开发，过分重视机制研究并不正确，过分专一性的药物也不一定可靠。其实这都是传统还原论的观点和看法。目前国际上药物开发的流行模式是针对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理论或者假说，尽量采用对某一分子或途径具有明确的作用为线索，例如最近一些年进行的大规模药物筛选基本就是采用这个模式，这个模式并不是不可以用，但这种模式存在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我们的机体本身的复杂性。例如，你可针对某一个信号分子采取阻断、激动或干扰，然后筛选副作用小，对某一疾病有效果的药物。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是可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胃肠道间质瘤的药物格列卫，是特异性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也是甲磺酸伊马替尼为苯胺嘧啶的衍生物。但要知道，采用这个方案失败的案例就更多。现在生物学研究发现，单独对某一个分子和通路采取干扰，获得的最终效果往往不理想。例如经常使用的某一基因敲出技术，有一些缺乏某基因的动物并不表现出任何异常，但这显然不能断定该基因没有作用。这种极端的措施的效应都可以被掩盖，那么用药物进行干预的方法也同样可以不产生任何效应。药物研究过程本身依据的两个标准，有效性和安全性，其前提并不完全决定于详细的机制解释。因为我们对生物体本身的工作原理没有弄清楚前，奢望把药物作用原理弄清楚的要求实际上几乎不太可能。既然如此，我们对药物的研究就应该重新考虑，至少应该用多种模式。如果明确某一物质或手段安全性的前提下，进行尝试性筛选，也许可以发现一些更有效，或更个性化的治疗手段。例如，运动疗法、暗示疗法、甚至一些自然疗法，如果效果满意，为什么就不可以尝试和推广。

二、关于转化医学

先直接引用徐媛老师文章中的内容：“俺们学校的前副校长说，瑞典政府现在搞“重要疾病”项目，把大量的钱投入的少量的几个疾病上，希望能通过资源的集中而获得突破。然后问三位诺奖得主：你们对此怎么看？James立马回答，我为你们感到遗憾。Thomas接着讲，官员们以为我们搞基础研究的把很多知识都压在箱底不拿出来，认为他们只要能成功的把我们所懂的这些知识转化了，就能获得大的突破。我们做科研的不要把自己装扮成很高深莫测什么都懂的样子，而应该更实事求是一点，告诉官员们，其实我们懂的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多，还有很多东西是未知的，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理解。”

这里其实有他们对转化医学研究的看法，那就是转化医学研究的说法属于急功近利，关于转化医学最著名的比喻是从事基础生物医学研究的高水平，和临床医学的迫切需求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提高基础研究成果的转化效率是转化医学研究最重要的工作。这方面做的最轰轰烈烈的其实是美国NIH，不仅有成熟的设想，而且有成套的机构和计划，中国在这一运动中也跟进迅速，转化医学的概念似乎已经深入人心。但我们仍要对这个问题慎重考虑。

一方面，就象Thomas的看法，我们关于生物学的知识并不是那么高明，并不是许多人认为的那么多，更不如许多人认为的那么准确。总之，我们真正能够转化的知识和技术并不是那么丰富，在基础研究不够全面系统的情况下，大肆夸大转化研究的意义有明显的急功近利的嫌疑。如果从国际范围内存在这样的问题，从中国的情况看，这个问题尤其严重。我2年前曾经写过文章质疑我们中国关于转化医学研究有炒作概念的问题。现在这个活动已经逐渐进入实质性操作过程，我仍有这个担心。如果美国搞转化医学还说的过去，中国在没有坚实的基础医学研究的前提下，大量投入转化医学研究必然有操之过急的问题。

三、关于科技政策的讨论

国际上许多国家某一重要科技政策的出笼往往需要经过多方面的讨论，例如最近美国启动的脑研究计划，从公开的资料可以看出许多学者会提出不同看法，这对于政策的制定显然非常重要。可是，看我们的一些新的科技政策，往往有一边倒的问题，几乎看不到任何质疑的声音。也许一些反对的看法并不正确，但让不同观点明确提出来可以让一项政策更全面，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