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用一个文雅点的标题《当真理遭遇人性》，孤魂不高兴了，我宁可得罪真理也不愿意得罪朋友。记得杨玲说过《道德是蟑螂》，俺就模仿一下，改成现在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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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正义、真理、原则是某些人总喜欢放在嘴边的几个词，也是这些人制敌于死地的终极武器，因为一旦给你戴上违背“道德、真理、正义、原则”的大帽子，大多数人多半被吓得胆战心惊，即使不认错也必立马闭嘴。

孤魂出于哥们义气，担心他的狐朋狗友受不了围攻而犯心脏病，故发表一篇声援文章，想为我解围。不料他的辩词弄巧反拙，他以“现在的学术文章没有错误的几乎没有”作为帮我辩解的理由，岂不知人家很容易用：“街上杀人犯很多，所以就可以放过杀人犯？”来反驳你，你还有何话说？我没有拒绝那篇稿件并非因为现在造假、剽窃盛行。谁能保证那些义正词严声讨我的人中没有剽过、窃过？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者又不是没见过。本老人家今天的确有点病了，不小心闪了一下腰，行动不便，以至于晚上的应酬都不能参加了，不过这不耽误吵架，反正周末了，闲着也是闲着。丫头告诫我：“你就罢手吧。”俺觉得挺好玩的事为什么要罢手？等到谁不可理喻了，那时再罢手不迟。

有句话叫：“法不容情”，意思自然再清楚不过，那就是合情未必合法，情感与法律、道德、真理、正义等常常会有对立的现象发生，一旦情感与法律、情感与道德或者情感与真理之间发生冲突，我们该如何抉择？是否可以简单地说：“法律至上、道德至上、真理至上？”你作为旁观者喊喊这样的口号很容易，可当你身处其中，成为情感与法律、情感与道德以及情感与真理冲突的焦点时，你还能这么轻松地高喊那些话吗？我们知道，对于刑事案件，在不考虑非正常因素的情况下，法官对案情的判断一般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会将情感因素渗入其中，但即使这样，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考虑人文关怀与人道主义。例如，当罪犯怀有身孕时，通常不会马上枪毙。在民事案件中，虽然基本的准则也是法律，但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必然要考虑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尽可能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实在调解不成才会宣判，这正是考虑到很多案子可能涉及情理与法律的抵触。

回到学术论文问题上来，还是以我上篇文章提到的那篇论文为例，如果我不知道作者的情况，我会毫不犹豫把稿子毙掉，这与他跟我是什么关系毫不相干。我拒掉他的稿子也是对他负责，因为一旦他的稿子见刊，真正受伤的正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已经成名的数学家，犯那样的低级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很有损他的形象与声誉。但作为圈内人，几乎全中国的同行都知道他的病情，我拒掉他的稿子，不会有人责怪我。事实上，只要我不说，除了编辑，不会有人知道是我审的，如果作者对此无所谓，自然万事大吉。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位老师正是因为某些事情想不开才导致心脑血管病发作。如果因为我的拒稿而使得这位老师病情再度发作，那我真的万死莫赎了，正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我相信，在那种情况下，任何有点人文情怀的厚道之人都不会简单地选择拒稿，何况不过是一些平凡结论，远远算不上学术不端。正因为如此，我才采取了踢皮球的办法，指出了稿件的错误，由编辑部决定取舍。如果事情发生在现在，我仍然会无怨无悔地采取这种做法，我不认为我的行为违反了学术道德。至于编辑部最终发表了那篇文章的确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本以为编辑部可能会退稿的。当我看到那篇文章见刊后，我的第一反应是赞编辑部，不管稿件发表是不是错，至少说明编辑们是有情有义之人，不是那种冷血动物。当然，正如有些网友所说，可以采取更合适的办法，这就是技术上的问题了。如果我是编辑，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拖”字诀，作者一旦询问，就说还在审理中，再问就说一直没有回音，直到不了了之。有些人建议为他制作一本单独的杂志，我觉得也是个好办法。

尊敬的科学主义者们，别总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忠实捍卫者，没有人永远掌握着真理，你所捍卫的东西也未必是真理。对于学术，我坚持两点：1、不违背基本的学术道德；2、善待一切同行，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高抬贵手。

孤魂支持我的那番话虽然会让一些人借机攻击，但他说的也是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