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想我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打动我的是姑姑这个人物原型，是她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我也想到了，一个作家、一个小说家最根本的任务并不是要用自己的小说来再现一个事件，而是借这个事件塑造一个人物。

　　我个人阅读一部小说，最后留给我深刻印象的并不是这个历史背景和这个历史事件，而是在这个事件当中所凸现出来的令人难以忘记的性格非常鲜明的人物形象。我们读鲁迅也好，我们记住了阿Q；我们读包法利夫人，我记住了包法利夫人，小说历史背景很快就会陈旧，小说里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很快也会变成陈旧的东西，人物是万古长青的。

　　我根本目的是写小说中姑姑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形象应该是在我本人过去小说中没有出现过的。如果能够在我所阅读的范围之内没有读到过的人物形象，我应该更加高兴。事件尽管敏感，但是我没有把再现事件作为我的目的，因为这个事件矛盾越尖锐，对抗越激烈，越是复杂、越是敏感，人性表现得越是充分。

　　在这样的事件、环境里，就是对这个人物一种灵魂的考验，或者我设置了一个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用这种特殊的事件、特殊的环境设置了这么一个实验室，把我的人物放进去考验他，然后看看他的内心，看看他的灵魂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主持人文坛：与其说写了60年跌宕起伏的中国计划生育史，不如说您直面、指向了人物的内心。

　　莫言：主要还是要写人的内心深处在所谓的罪与非罪之间，所谓的功与过之间自己灵魂的搏斗，这个事件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来由。

　　主持人文坛：在这个书里您也说到了这么一段，其实您剖析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卑微的灵魂，这种卑微是什么？

　　莫言：小说里的姑姑当然也可以算做一个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知识分子50多年来走过的路程实际上也是可以跟其它领域的知识分子进行类比。刚开始是坚定不移、阳光明媚、兴高采烈，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政治事件，使每个人都几起几落，使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当中，他自己就产生了很多对自己的过去对社会的一些怀疑，姑姑这个人物也是这样。

　　她之所以刚开始是那么阳光，后来慢慢变得越来越阴沉，变得越来越暴力，实际上是跟这个社会对她的影响分不开的。姑姑在80年代初70年代末计划生育最严格的时候，反复具有强迫症的表现，是她生怕被甩到社会的群体之外，她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自己，来感恩戴德。姑姑所有的行为都跟中国5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是相吻合。

　　另外，之所以说卑微的灵魂，是小说里的另外一个人物“蝌蚪”来讲的。蝌蚪身上是不是有我个人的影子呢？我毫不避讳的说确确实实有我的影子。第一，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参加了军队，在军队里受到了教育，在军队里被提升了干部。这些经历我跟小说里的蝌蚪都是相似的。但是蝌蚪身上后来表现出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是光明正大的很多理由，但实际上是隐藏了他很多卑微的想法，很多私心杂念。看起来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什么政府的号召。

　　主持人文坛：王仁美的死对他来讲是最大的忏悔。

　　莫言：他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用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了他个人的私心杂念，他怕被剥夺了军官的地位，他怕被重新赶回农村老家去劳动。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最后当然他看到他的妻子和他、她腹中的孩子因为事故死在手术台上，这是他一生当中灵魂深处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他回到农村定居接近晚年，也是他在不断的反省自己，不断陷入到对自己过去行为的谴责当中去。

　　当他得知最不幸的姑娘陈梅又替他代孕了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心里也是非常痛苦的。一方面如果他让这个孩子存在，他就势必背上沉重的道德的压力，道德的重担，很多人会谴责他，社会也不能容忍他。如果他把这个孩子，让陈梅终止妊娠，他会重新想起当年王仁美的悲剧。最后他还是下定决心，要让那个孩子生出来。

　　似乎这可以看作是他的赎罪行为，但是这个行为本身又导致了更深重的罪孽。孩子生出来，但是被他们剥夺了，结果陈梅陷入到一种疯狂状态中。最大的痛苦，对一个女人来讲，莫过于自己的亲生骨肉被别人抢去，而且得不到承认，永远不得想见。蝌蚪最后所谓赎罪的行为本身制造的又是一场不幸的罪过。

　　蝌蚪这个人当然不能算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也应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受的教育，他所从事的工作，应该也可以划为广义的知识分子范围之内了。这一代人身伤所体现出来的自私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通病，每个人都比小说中的蝌蚪好到哪儿去。我对小说中蝌蚪毫不留情剖析，就是对自己的剖析，我没有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形象，我把自己心里很多卑微的想法或者阴暗的想法全部袒露出来。

　　主持人文坛：所以你说写作很多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是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

　　莫言：我写小说将近30年来，刚开始所谓把好人当坏人写也好，把坏人当好人写也好，实际上是对我们过去极左路线文艺观念的拨乱反正，那个时候，如果年龄稍微大一点，看一下当时的作品也知道，当时是把好人塑造得完美无缺，把坏人塑造得一无是处，这是所谓现实主义最不现实、最不真实。80年代开始写革命历史小说，写红高粱作品，实际上完成的工作是坏人身上的优点我们绝不回避，好人身上的缺点我们也毫不留情，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