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首先是一种实际的生活活动和生活过程,而且这种活动和过程是发展着的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对于这种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需要有一个概念来加以标志,以便人们可以就此对象开展思想交流。这个概念就是向来被人们称作“科学”的概念。现在有人(包括方舟子)要否定那种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在一定阶段上所取得的成就,说这些成就是“非科学”的东西,这分明是犯了逻辑学上“偷换概念”的错误,因为被他们称作“科学”的概念与向来被人们称作“科学”的概念根本是两个不同的科学概念!实际上,当方舟子之流做了“偷换概念”的把戏之后,他们就失去了和别人就中医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进行对话与交流的资格了,因为在他们所使用的科学概念和别人所使用的科学概念是两个不同概念的情况下,是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迄今为止,方舟子之流就中医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与那些认为中医也是科学的人们所开展的对话与交流,根本就是无效对话和无效交流,实际上是在浪费公众的时间和精力!
方舟子之流要用被他们赋予了其特定内涵的科学概念来取代原本为人们约定俗成的科学概念。按照方舟子之流的科学概念,科学史得重新编写,要把现代以前的所谓“古代科学”、“近代科学”统统排除出新写的科学史,因为按照他们的科学概念(实际上是现代实证科学),这些所谓的“古代科学”、“近代科学”其实都不是“科学”,而是“非科学”;如果别人定要将这些在方舟子之流看来其实是属于“非科学”的所谓“古代科学”、“近代科学”说成是“科学”,方舟子之流就会把他们所说的“科学”判定为“伪科学”。
方舟子之流明明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其宣称“中医是伪科学”的观点却居然还能得到如此众多人士的支持,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其实,从逻辑学角度来看,关于中医是否科学或伪科学的问题是很容易得到解决的。只要对“科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严格而明确的界定,并且这种界定能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从而整个学术界抛弃原来约定俗成的科学概念而接受新的科学概念,则相关的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根本就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无谓争论。
方舟子之流,其实就是要整个学术界都接受他们的科学概念,从而要求科学界按照他们的科学概念(现代实证科学)来重写科学史,把原来被纳入科学史的古代阶段和近代阶段改写成“非科学史”,把仍被有些人坚持说成是“科学”的中医纳入“伪科学史”。这些人的做法真是科学界的独断论者!
方舟子之流的做法,使人联想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论及“思辨的哲学”之功用的一段论述,康德说:
“思辨的哲学者关于有益于公众而非公众所知之学问,即理性之批判,依然具有唯一之权威。......惟有批判能铲除唯物论、定命论、无神论、无信仰、狂信、迷信(此皆能普遍有害于公众者)及观念论、怀疑论(此则主要有害于学派而尚难传达于公众者)等等。.......此批判并不反对理性在其所视为学问之纯粹知识中之独断的进程,盖因此种进程必须常为独断的,即自正确之先天的原理以产生严格之证明是也。其所反对者,仅为独断论,即反对其自以为依据原理纯自(哲学的)概念即能促进纯粹知识,一如理性所久已习行之者;且以为最初无须研讨理性究以何种方法,由何种权利而获有此等概念,即能从事于此等等之专横独断。故独断论乃未经预行批判其自身所有能力之纯粹理性之独断的进程。”(康德:《纯粹理批判第二版序文》)
方舟子之流的做法之所以为独断论做法,就是因为他们“未经预行批判其自身所有能力之纯粹理性之独断的进程”,即他们在断定“中医是伪科学”之前,未事先对理性在其所视为学问之纯粹知识中之独断“中医是科学”或独断“中医是非科学”或独断“中医是伪科学”的进程进行“理性之批判”,从而未事先对这个进程中因理性的独断而出现的“中医”、“科学”、“非科学”、“伪科学”等等概念进行逻辑学的研讨,由此达到这些概念之明晰规定。对于方舟子之流来说,他们事先根本没有去做这类“理性之批判”的思辨哲学工作,就凭自己独断的科学概念来高调大谈其“中医是伪科学”的个人意见,并欲把他们的个人意见当作无须加以证明的“科学公理”或“科学公设”兜售给公众。这是一种极不负科学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轻率态度。
相关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