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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科研战略家之二：科研成果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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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件真事和一件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故事。
真事是：ANU博士的毕业要求是提交thesis，这个thesis的定义是“'original written work', which, for the PhD may have been published (thesis by publication), or may be comprised of video recordings, film or other works of visual or sonic arts, computer software, digital material or other non-written material.”
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事是：药监局一方面要求大家创新，可以真的有一类完全创新的药报上去，他又不敢批，非得等到国外有相关的审批或报道了才会批下来。
这2件事很好的代表了对待科研成果和不同态度和评价方法。我们的学生毕业为什么一定要有SCI论文？我们的人才引进为什么一直是以SCI论文（有的干脆就是影响因子分数总和）为标准？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没有信心相信自己的评价体系，也没有打算去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索性就用外面的吧。
我们不相信自我评价，不相信同行评价（甚至是在院士评选中），可能和文化有关系：人情文化、权贵压力和知识分子独立学术风骨的缺乏。而潜意识里的媚外情结和非专业出生的政工领导对量化指标的快速接受使得外来评估体系很快占据了我们的主流标准。这是个悲哀，对一个国家科研政策的长期发展来说，更是一个危险。
如何改变？我想还是要依靠同行评价。但是要更多的加上评价过程和结果的细节公示，以确保评价的公正和公平。毕竟文人们还是很在乎阳光下的面子的。
另外，对出资方来说，掏钱之前对课题的评估更加重要，亦就是说国家政策层面的方向指引更加重要。良心说，这些年国家在这些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材料、基础工业方面还是投入并引导了不少的资源。但是，我们也不幸的看到，在一些极少数人把握的特大重点项目上，更多的是体现了个别实验室的特色，而不是国家或者是社会当下迫切需要的项目。其实，对于这些重大的、对国家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当下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由第三方战略科学家提出需求，公开招标。比如NIH一直以来对AIDS和HIV都比较重视，就有这样相关的从大到小的各种立题，各种层次的科学研究人员都可以申请。所以，在生命科学领域，真正对中国老百姓健康造成极大威胁的课题才应该立为重点项目，并公开招标。投资方应该是出钱让别人来解决我的问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盲目地把立项权交给同时是申请者的人，不珍惜纳税人的钱。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举几个例子。成龙给ANU捐了不少钱，但是指定用于肿瘤的研究，因为他的母亲是死于肿瘤。中国现在有很多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机制、流行病学特点、诊治方案等都急需研究，比如HBV，比如基于中国人免疫遗传学特点的抗病毒免疫（我不是阴谋论者，但是像SARS这样的高感染亚裔族群的病毒感染机制需要搞清楚），比如高污染环境下物种生物学特点和遗传学的远期影响，比如转基因动植物食品和制品对环境和使用者遗传学近期和远期的影像等等，这些类似的，都应该由国家直接立项，然后寻找合适的实验室来做。
下期：文献情报系统和语言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49574-562306.html
上一篇：中国需要科研战略家之一：科研工业体系的建立
下一篇：分析国际生物药物研究的前沿 (2年前旧稿）
真事是：ANU博士的毕业要求是提交thesis，这个thesis的定义是“'original written work', which, for the PhD may have been published (thesis by publication), or may be comprised of video recordings, film or other works of visual or sonic arts, computer software, digital material or other non-written material.”
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事是：药监局一方面要求大家创新，可以真的有一类完全创新的药报上去，他又不敢批，非得等到国外有相关的审批或报道了才会批下来。
这2件事很好的代表了对待科研成果和不同态度和评价方法。我们的学生毕业为什么一定要有SCI论文？我们的人才引进为什么一直是以SCI论文（有的干脆就是影响因子分数总和）为标准？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没有信心相信自己的评价体系，也没有打算去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索性就用外面的吧。
我们不相信自我评价，不相信同行评价（甚至是在院士评选中），可能和文化有关系：人情文化、权贵压力和知识分子独立学术风骨的缺乏。而潜意识里的媚外情结和非专业出生的政工领导对量化指标的快速接受使得外来评估体系很快占据了我们的主流标准。这是个悲哀，对一个国家科研政策的长期发展来说，更是一个危险。
如何改变？我想还是要依靠同行评价。但是要更多的加上评价过程和结果的细节公示，以确保评价的公正和公平。毕竟文人们还是很在乎阳光下的面子的。
另外，对出资方来说，掏钱之前对课题的评估更加重要，亦就是说国家政策层面的方向指引更加重要。良心说，这些年国家在这些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材料、基础工业方面还是投入并引导了不少的资源。但是，我们也不幸的看到，在一些极少数人把握的特大重点项目上，更多的是体现了个别实验室的特色，而不是国家或者是社会当下迫切需要的项目。其实，对于这些重大的、对国家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当下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由第三方战略科学家提出需求，公开招标。比如NIH一直以来对AIDS和HIV都比较重视，就有这样相关的从大到小的各种立题，各种层次的科学研究人员都可以申请。所以，在生命科学领域，真正对中国老百姓健康造成极大威胁的课题才应该立为重点项目，并公开招标。投资方应该是出钱让别人来解决我的问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盲目地把立项权交给同时是申请者的人，不珍惜纳税人的钱。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举几个例子。成龙给ANU捐了不少钱，但是指定用于肿瘤的研究，因为他的母亲是死于肿瘤。中国现在有很多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机制、流行病学特点、诊治方案等都急需研究，比如HBV，比如基于中国人免疫遗传学特点的抗病毒免疫（我不是阴谋论者，但是像SARS这样的高感染亚裔族群的病毒感染机制需要搞清楚），比如高污染环境下物种生物学特点和遗传学的远期影响，比如转基因动植物食品和制品对环境和使用者遗传学近期和远期的影像等等，这些类似的，都应该由国家直接立项，然后寻找合适的实验室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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