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片面地将科学报道理解为科技报道，偏于技术解读。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活熊取胆，社会报道关注其引发的动物保护问题，财经报道关心归真堂能否上市，而科学报道则需要阐明熊胆是否有效。无论哪种报道，都没有将活熊取胆的技术细节作为重点。

显然，熊胆是否有效是活熊取胆的前提。关于熊胆的有效性，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解读。其一，熊胆如有效，其适用病症是哪些？其有效成分是什么？可有严格的实验证明？其二，若熊胆有效成分的确有效，是否一定需要活熊取胆，是否有人工合成途径？因为许多天然药物均可人工合成替代药物。这就解答了动物保护问题。若上述问题均为否定，归真堂上市也就终成虚话。

上述问题的回答均属科学解释。也就是说，科学报道的核心是科学问题的解释。

活熊取胆的案例较为简单，一些科学问题因为涉及多层次的科学环节和社会争议，就需要进行大量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解释。如转基因问题和中医药问题，熊胆问题即中医药问题的一个案例。

当然，上述只是涉及自然科学问题的报道。科学报道还涉及与学术相关的事件，如学术造假或抄袭等。

科学报道以解释为主，但并不等于科普，其区别在于新闻属性，而科普更偏重于对事物的系统解释。与科普的平稳阐述不同，科学报道对于信息源要求较高，更注重事件当事人的说法，有具体的环境因素和历史因素。

还以活熊取胆为例。近期所作的科学报道一般以归真堂要上市引发的动物保护为由头，要囊括活熊取胆的现场描述、归真堂当事人对此事的阐述、动物保护者的看法、中医界的认识、现代医学的评价等等。

相关科普作品如方舟子于2011年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熊胆能有什么用？》一文较为典型。方文主要是对熊胆有效成分熊去氧胆酸的解释，将熊胆在中医及现代医学上的认识过程娓娓道来，对有效成分熊去氧胆酸的阐述很是清晰。

这便是区别了。科普主要取决于作者自身的科学修养和学术文献学习能力，在某个主旨下自由发挥空间较大，当然也与其文字水平相关。这里的科学修养包括了该题目有关基础知识的铺垫。而科学报道则取决于记者的科学素养（更主要是对科学原则的认识）和文献学习能力，以及采访能力。

启蒙者

与社会报道相比，科学报道除了加深对科学问题的理解外，还常常会颠覆人们对日常问题的既有观念。比如中医所讲的坐月子问题，这在现代医学看来是毫无科学道理以至荒诞不经。

因此，科学报道常常扮演启蒙者的角色，这也是科学报道最大的价值。媒体最基本的功用在于提供准确的有效信息。除此之外，一些有抱负的媒体会自命为启蒙者，其中包括民主的启蒙和科学的启蒙。坐月子的恶习至今未除，其危害了多少产妇健康和家庭幸福，民众千百年来不加思考地沿袭接受，这难道不需启蒙吗？

如今的主流思潮，媒体尤其是市场媒体更多将民主启蒙放在首位，而不自觉地冷落了科学启蒙。这个结论可以从目前媒体中科学报道的质量以及科学报道的地位看出来。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绝大部分已有科学有关报道仅仅停留在信息传播层面，而非站在启蒙者立场上。

也就是说，民主的启蒙与科学的启蒙同样重要，我们至今尚在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到来作准备。

没有赛先生的媒体将会如何呢？没有科学素养，人们时常会误解民主自由的观念。

比如，烟民在面对“抽烟侵犯他人人权”时辩解说，不对呀，你不让我抽烟，才是侵犯了我的人权。如果他们真正了解抽烟对自己危害以及二手烟对于周围人及其家庭危害的更多认识时，便不会以上述言论应对，也就不会以“身边有烟民更长寿”来否定“吸烟有害健康”的结论。

再比如，追求民主的人们会认为，既然是学术研究，那么就应该各种研究百花齐放，气功、占卜、风水、中医等均可以各自传播布道，而不应该有人站出来攻击，如此才是自由，才是民主，否则便是搞文革式攻击。然而在赛先生看来，上述种种最多作为文物保存作为文化现象来研究而不能任其传播。

科学与技术

与更多起到启蒙作用、改变人类世界观的科学不同，技术主要意义在于使人类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

有些技术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判断技术报道的重要性，还是以其是否对促进改变人类世界观和促进改变人类生活现状有裨益。

比如航天飞机、阿波罗登月等航天报道。在理论上，航天发射更多是技术问题，因为其基础科学问题在牛顿时代就已解决，航天飞机和阿波罗登月更多是技术层面问题。

航天在人类历史上地位显赫，因为其极大扩展了人类的探索空间，促进了人类认识太空。如果航天飞机一旦发生重大事故，科学报道责无旁贷应予以重点报道。如2003年“哥伦比亚”号解体系由于升空后脱落的一块泡沫材料撞击隔热瓦形成裂缝。这就需要解释隔热瓦为何如此重要等技术环节问题了。

在涉及公众安全或环境安全等公众利益的技术问题上，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就更多融合起来。

以核安全为例。在2011年日本大海啸引发福岛核事故之后，包括欧美中在内的大量民众产生对核的恐惧，甚至出现抢购碘盐的闹剧。此事故的余波至今未了，多个国家在民意反对下放缓核电建设。

这里就既涉及科学认识，也涉及技术环节。在科学层面，核安全是可控的。这就需要解释核能利用的原理、控制棒如何发挥作用。在具体问题上，如福岛核事故中，就需要从技术环节解释为何福岛核电站为何未能抵抗海啸与地震，为何日本未能及时有效防止核泄漏等诸多技术问题。

在此报道中，我们需要以翔实的科学与技术解释化解民众对核事故的恐慌，需要以专家观点指出不能以一次大的事故就否定核能利用，闻核色变，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因为核电是人类利用自然力量的最典型代表，与之相比，火电、太阳能等都不如其效价比高。

类似地，垃圾焚烧处理、转基因、水电开发等多个领域均涉及科学与技术并行的情形，只不过以各个主题不同，科学与技术的侧重有所不同。

总的来看，科学解释有助于改变民众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技术解读则促进科学认识。

主流原则

在普通报道中，平衡地反映对立双方观点是必须的。科学报道有其特别之处，这源自科学的自身属性。科学是唯一的，普适的，当然尚未形成共识的学术争议除外。

比如中医问题。在现代医学科学看来，中医从头到脚没有现代科学的痕迹，只有形式上的思辨与凭空臆想，而非依据人体解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现代实验科学。另外。与自由民主的普适法则类似，科学更加没有国情之分，如此，就不能搬出中医系中国特色科学的观点来说事儿。

在此问题上，若按照平衡观点操作，中医讲究理论思辨，现代医学讲究解剖学的实验科学，那么将鸡同鸭讲，争执永无休止。也就是说，在中医问题报道操作上，需要将中医的观点摆出来，但不能陷入思辨之争中。

科学报道需要知道什么样的专家是值得信赖的，什么样的研究是值得传播的。其实原则只有同行评议一条，即同行的评价最有效。

具体而言，以学术主流界观点为主，小同行优先于大同行，国际学术期刊观点优于国内刊物观点。

何为主流？以转基因问题为例。社会学者以及环保组织在媒体上反对的声音很大，常常出现联名上书反对推广转基因主粮的情形。同为学者，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观点是主流，转基因问题在科学层面上，同为生物学领域专家，分子遗传学家的观点就更为重要。“敬畏自然”的担忧在思辨层面上貌似振振有词，但不能论证或反驳具体结论。

再如中医问题。中国有大量中医药期刊，其中大量古典中医理论和案例的阐述，但这些研究在国际医学期刊均无反映。这就意味着，中医没有得到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属于自娱自乐。

气功、占卜、风水、中医等等显然不在科学范畴之中，也从未被科学主流认可，因其不能以实验研究来证明，倒是屡屡被证伪。

类似地，中国特有而在国际学术界得不到反映的，还包括地震预报问题。

同行评议的复杂情形

与基于同行评议方能发表学术论文类似，科学报道的原则亦为同行评议。

若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必须经过期刊编辑部及其邀请的审稿人提出评审意见，常常经过反复修订方能发表。这就意味着一般情况下，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至少得到了部分同行的认可。

对于科学报道而言，同行评议途径除了参考学术论文外，还需对同行学者进行采访。

需要注意，学术论文并非总是可靠的。有关中医药的报道就很难以中医工作者的意见及其学术论文作为同行评议，因为这个群体已被排斥在现代医学范畴之外。

除了中医外，还有一些范畴则不易把握，如太空育种。与中医不同，太空育种的理论没有摒弃现代生物学。该理论认为，太空的辐射等特定环境可以使种子产生基因变异，如此便可以产生新的高效种子。

辐射突变是现代分子遗传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太空诱变往往变坏的情况远远多于变好的情形，只有大量诱变情况下方有可能产生目标突变，其概率之低使得诱变育种难见成效。同时，农业育种需要进行多代传递稳定性状方能宣告成功，这也就增加了诱变难度。

实际上，太空育种结果尚无突出表现。美俄也曾经进行过太空育种，不过近年已终止此项目。但中国仍在不知疲倦地进行太空育种试验，国内仍然出现《核农学报》等期刊有大量有关文献发表。与此同时，一些相关企业也在夸大宣传其太空育种产品。

这种情况下的科学报道，就需要进行国外同行的评议。另外，分子遗传学家的意见也需要在报道中得到体现，而非以太空育种所谓“专家”为主。

在中国，同行评议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权力和人情往往使得同行评议变形。

以引发学界和公众广泛关注的肖氏手术为例。这项手术宣称针对脊髓损伤后排尿问题，可以“皮肤—中枢神经系统—膀胱”人工反射途径引发膀胱收缩，从而重建可控排尿。

脊髓损伤后排尿，是一个世界性科学难题，至今尚无人彻底攻克。肖传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解决这么大个手术的新的领域，泌尿外科医生懂的人都没几个”。

事实并非如此。一种新创理论和技术，也必然基于已有科学知识得出，如果不为同行所认识，那么其玄学或伪科学的可能性将大增。事实上，包括我的前同事邸利会在内的诸多同行进行了扎实的同行专家采访，其结论并不认可肖氏手术。

对于肖氏手术当事人肖传国的“85%治愈率”的说法，目前也有大量患者采访和现场说法，这些说法也均否定了肖传国宣传的治愈率。

肖氏手术支持者仍然拿出一些正面依据：1999年3月，国家科委为肖氏手术出具“成果鉴定证书”，认为肖氏手术达到“国际领先”。之后，肖氏手术相继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吴阶平医学奖。

一般而言，同行评议是学术鉴定的基础，也是科研评奖的基础。但媒体披露，这些同行评议背后有肖传国导师裘法祖的因素，其中难以公开讨论的因素使得多数业内人士不敢公开批评，这就让学术评价工作有了别样的意味。

2010年11月9日，卫生部组织专家多次讨论后，对之作出回应称，目前该技术安全性、有效性的循证医学证据尚不足。这也正式宣告了同行评议的结论。

报道逻辑

较好的基础科学知识以及逻辑思维是科学报道的两翼，这也是判断采访对象是否值得信赖的依据。

一些知名人士甚至包括生物学背景的学者反对转基因，其力陈的理由之一是转基因存在不可知的危害。因为目前不能证明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不能排除其潜在危害性，所以就不能接受它。

我们知道，科学的进展是以已有知识进行推演的。科学无止境，我们只能以目前的认知来决定下一步的行为，即可靠科学原则。正是依据此原则，力推转基因者的态度是，目前不能证明转基因作物是不安全的，所以就可以接受之。

其实，在既有知识体系下对转基因的安全评价应该被接受。因为按照“不能证明安全就不能使用”的逻辑，我们就没有必要打疫苗了。疫苗是失活或灭活的病毒，将之注射进入每个人的身体，没有哪个科学家曾保证这些病毒将毫无风险，这岂不是要面临灭亡物种的风险？结果无需多言，人类正是依靠疫苗才战胜诸多传染病。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极力反对转基因的媒体，在此却力挺肖氏手术，同时他们没有去尝试找到其有效的证据。他们正在面对如下悖论：转基因不能证明安全的时候要抵制，而肖氏手术不能证明安全的时候就可以尝试？

事实上，与转基因不同的是，肖氏手术且不说在同行面临争议，经不起实证的临床效果也不允许其在临床上大量使用。

目前该手术在国外仅进行临床试验，而在中国却进行了大规模临床应用。要知道，临床试验意味着患者对其医疗风险有预告，并且为免费手术。而临床使用则意味着有较高成功率，其风险评估相对于收益可忽略，方可收费治疗。肖氏手术在中国进行了1000多例的临床实践，某种意义上是将中国患者作为小白鼠进行动物试验。这违反了基本的医学伦理原则。

科学报道并不一定要求对每个学科精通。但一些报道在科学问题上犯错误，往往是中学范围内的科学知识缺乏的表现。

还以太空育种为例。曾有所谓专家对媒体宣称，太空育种与转基因相比，前者为自源基因，基因变化属于基因修饰范围，而后者则需要通过外源基因转入。因此太空育种就不存在安全性问题。

两者在自源基因和外源基因上的不同能否得出太空育种就安全的结论呢？自源基因与外源基因虽不同，但本质上均为基因改变。那么转基因产品要大规模应用需要进行大量的安全评价试验，为何却对太空育种如此纵容？

何况，转基因产品所转移的基因均为已知基因片段，人类已经对其功用掌握甚多。而自源基因的改变是盲目突变所致，系未知或知之甚少。

同样的推理可拿杂交水稻来说事儿。水稻杂交本质上就是DNA重组，并且其研发初始，对杂交的具体基因片段更是未知。那么人们为何对杂交水稻接受，而对转基因水稻力拒呢？

科学也有无奈

社会是复杂的，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这些问题还需要奔着科学的方向去。

大多数情况下，与科学作对的均为传统观念。以器官移植和捐献为例。中国器官一直匮乏，为何未能大力发展器官捐献呢？其中种种原因系文化因素，同时也涉及民众科学素养。

其一，中国人对死亡看得过重，一直有完尸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有损，如果捐献器官，是对死者尤其是长辈的不尊重。这是文化因素，尽管死者已矣，器官捐献能将人的价值延展。观念的转变需要全社会协力，既需要榜样的作用，也需要公平公正的捐献和分配程序。

其二，至今大多数民众仍然不能接受脑死亡，尽管知道大脑才是生命存在与否的决定器官，脑死亡的器官移植效果要优于心死亡器官移植。然而以传统观念，民众仍难以接受将心跳继续的人进行器官切除。

除了上述因素，还要考虑器官捐献的动员问题，救助补偿问题，器官分配公平问题。即使解决这些问题后，多数非富裕阶层还面临移植费用承担问题，这就涉及中国医保制度的设计，而医保制度设计又与国民收入水平有关。

因此，中国官方目前实施心死亡器官捐献体系，并给与捐献者适当救助，但对于医保制度层面，似乎尚有心无力。

目前的操作均为现实所迫。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器官捐献还要向着脑死亡发展，捐献动员也要向先进的形式过渡。这就是说对于如器官捐献如此复杂的事情，科学需要向现实妥协。

这些妥协还算有情可原，至少在进步。但在有些情形下，科学还会做出牺牲。

中国政府在民意引领下往往做出并非科学的决策。面粉增白剂的禁用便是此种情形。因为在科学角度看，只要合理使用，面粉增白剂是安全的，并且面粉增白剂还可以提高小麦出粉率、减少面粉霉变。

引导世界观

相对于社会报道，科学报道具有更高的门槛，毕竟科学素养和对科学基础的了解是科学报道的基石。当然，社会报道记者可以用职业素质来弥补一部分科学素养的缺失。

与社会报道更多关注民生民主而获得更多读者群体不同，科学报道常因新闻噱头不足而在引发关注度方面显得逊色。需要指出的是，此文所提及的科学报道和社会报道均为深度报道，而非小消息。

还以活熊取胆为例。动物保护以及归真堂上市与否，因其涉及环保组织、社会名流与行为艺术家的参与而显得关注度较高；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熊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治病，以及能治什么病，甚至人工合成熊去氧胆酸的问题则被置于其次。

的确，动物保护以及涉及公众利益的归真堂上市均涉及公众利益，至少民间声音愈来愈大是很重要的进步，这方面报道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熊胆的科学解释才能使人们对胆有正确认识。在中国，千百年来人们以“胆量”“吓破胆”等词语将胆这一脏器与勇气联系起来，以至于熊的英勇形象将熊胆地位抬高不少。

这就意味着，科学报道更加有助于对事物的自然属性加以认识，而这种认识是人们作出科学决策的前提，否则如“对活熊取胆的抗议”这一单纯的社会行动无助于人们对医药健康诉求的有效满足。

科学报道强调对事物的准确认识，其重点是科学的世界观；而社会报道更加注重事物的矛盾与冲突，以此导出更好的社会价值观，如民主，如市场，如法治。

两种报道的冲突有时在于，社会报道常常以民生民主民权为出发点，而科学报道常常以科学权威的看法为基础。这看起来似乎是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冲突。

不过，社会报道也可以有精英观点，也需要权威说法，只不过民间的声音常常被放大。不过科学报道则是越主流越权威价值越大，需要对民间一些不当的判断纠偏。

以近年引发广泛关注的“8毛门”事件为例。对于普通民众眼中陌生的先天性巨结肠病症，人们不能以“8毛治愈腹胀”这类简单认识来对待。专业的问题离不开业内权威的判断，此时，这类报道必须以严谨的医学论断为前提，而非单听患者的感官判断。

类似地，与社会报道常常表现得自由与民主理念相比，科学报道常常被看成有“左”的倾向，这同样是基于其依赖权威的作法。如转基因问题。中国政府在转基因问题上虽非激进，但较欧洲还算宽松，其态度与转基因学界的呼吁靠拢较近。

转基因报道方面也因此与绿色和平等激进反对转基因的组织格格不入，于是科学报道者常常与力挺转基因的张启发、方舟子一道被骂作政府走狗。

不过，“政府走狗”与“左”等论断显然是一个悖论。因为在中医问题上，中国政府从领导人到卫生部，到基层医疗机构，多对中医持支持态度。科学报道者与反对中医的方舟子等人士亦因此不为上述部门与人士欢迎。

与中医、地震预报、水电开发等领域报道类似，一些号称自由主义的媒体常常以民间组织的声音为主导进行反对转基因的报道。他们认为民间的和环保的声音应该充分伸张，但忽略了其声音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一前提，以致于弱化了更加权威的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问题在涉及更多社会因素情况下，就需要民主决策了。比如三峡大坝，涉及包括移民和蓄洪分洪在内太多的利益纠葛，而不仅是大坝的防震和生态环境等科学问题。

批评与建设

批评监督是媒体天生的属性，也有媒体如《经济观察报》提出“理性，建设性”的口号。无论批评还是建设，媒体的本质还是提供准确全面的信息，以及打造反映理性观点的平台。

还以高铁建设为例。自7.23动车事故以来，各大媒体对中国高铁的发展多持批评观点。也就是说，媒体在这次事故上，将社会监督与批评的作用发挥到了极大程度，以至有个别声音也出现了“抛弃高铁”的说法。

不过，抛开7.23事故本身以及中国高铁问题来看，高铁的积极意义在于提高了人们的出行效率。人类之所以进步如此之快，除了科学认识改观外，技术革新以更大效率替代人类劳动才是可见的层面。因此，科学报道应该在批评的同时，给高技术以鼓励。

若非7.23事故以及铁道部的种种不合理举措，高铁恐怕不至于引发如此多争议。与之不同的是，转基因、水电开发、垃圾焚烧等一直广受争议，其中批评与建设的两重力量此起彼伏，至今未有停歇。

对于上述话题，媒体在操作中，“批评”报道有时则误入歧途。

转基因面临的批评多在科学认识层次，因为民众常常认为，“转基因就是将病毒基因转入农作物，最终被人类食用，这就使得粮食安全不能保证”。

而科学报道只需将转基因在科学认识层面解释清楚即可，需要解释生物工程的本质，DNA与蛋白质被人体消化吸收的路径，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价。相对于前述的批评报道，这似乎是建设性的，其实仅仅是阐述了转基因的固有属性而已。

垃圾焚烧的批评报道焦点在二噁英排放问题，这里主要涉及二噁英排放控制的技术问题。科学报道需要指出二噁英排放是可以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的，而非如民众所想当然的“只要有二噁英排放就排斥垃圾焚烧”的观念。当然，垃圾焚烧企业是否能够严格规范操作是需要讨论的。

只是科学报道若与官媒声音接近，常常被怀疑有立场问题，然而作为媒体不应以表面上的立场先行，而应以科学理性为依据。

相对于这些看起来是“建设性”的报道，科学报道也同样具有批评属性。如中医问题和控烟问题。

诚信与作假

诚信问题主要涉及学术界、企业界甚至文化界的抄袭、一稿多投、数据作假甚至目前韩寒面对的代笔嫌疑。

中国文化常常谈到诚信重要，但实际生活中，出于面子、人情以及中庸考量，常常对一些细节夸大甚至编造，这些习惯在生活中常常被认为是合理的，但在学术界则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一旦学术研究有不诚信举措，哪怕是一个数据的改动，都可能被学术界广泛传播，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那么当事人的所有研究将被怀疑有假，甚至可能葬送学术生涯。

除了学术作假外，名人的不诚信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诚信也成名的示范效应。这也是方舟子为何对唐骏、李开复和韩寒等社会名人的不诚信如此关注的原因。

我们来谈谈科学报道为何要关注诚信，以及其背后的非科学思维。

以韩寒事件为例。在众多不利于韩寒的证据面前，众多人士力挺韩寒，这与我们的传统，尤其是中医思维有莫大关联。其代笔与否引发的社会影响可以科学思维来分析。（注：下文部分医学观点参考自棒棒医生博客，见http://blog.sina.com.cn/bangbu1996）

除了有效外，药物还必须安全，如此药物的副作用就必须严肃讨论。同样，面对“韩寒是否有代笔？”这一疑问，亦可以对待中药副作用是“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来类比。

现代药物开发严格遵循了“有罪推定”，其使用中均标注副作用。化学药副作用在四期临床试验中被严格监察，这就意味着即使有大样本中出现极少数案例有副作用，也必须在说明书中注明。

中药则潜意识中执行了“无罪推定”，即尽其所能为其副作用辩解。即使出现不良反应，中医会告诉病患者，其中原因多多，或煎药火候问题，或用药量问题，或饮食不到位，甚至能够追溯到药材不地道问题。总之可有无数理由来为不良反应解脱，而这些理由均难以证实。人们一直信奉“是药三分毒”的理念，也就因此对中医无比纵容。

类似地，在韩寒支持者看来，那些不利于韩寒的证据是error（失误，误差），而非fraud（欺骗，骗局）。他们“无罪推定”认为，这些证据均可以“每个人都可能有失误”来解脱，这个说法与“是药三分毒”何其类似。

而在韩寒反对者看来，这些证据均为不良反应，需要严格追究证明其是否确切，以决定这个事物是毒品还是药物。

目前看来，无论中药问题，还是韩寒事件，中国政府与民众均表现得与上述规则格格不入。

中国政府不仅官方力推中医药，而且规定，一些中医眼中的经典方可不经检验直接生产。中医无视普适规则，将大量未经严格验证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药物给病患者直接服用，这本质上是反人类的行为。

在韩寒力挺者眼中，韩寒是不容质疑的，若质疑他就是侵犯私权。但韩寒为公众人物，若有作假嫌疑，竟不允许质疑也不回应质疑，这跟中医对待中药的作法有何区别？

也有大量信心不足的韩寒支持者认为，即使韩寒作品有代笔，这并不能否定其在社会上产生的积极影响。

且不论诚信有多重要，仅以代笔的社会危害来看，上述观点就属于奇谈。

我们还拿中药类比。治疗感冒的中成药，如感冒清胶囊，一直以中药无副作用宣传，然而其中均掺加了如对乙酰氨基酚在内的化学药成分，且按照其服用剂量，对乙酰氨基酚常常被过量服用。

我们需要确切知道韩寒是板蓝根，是对乙酰氨基酚，还是同时含板蓝根和对乙酰氨基酚的感冒清胶囊，不然我们无法理性选择治疗感冒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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