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最年轻”成了科学网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眼。刚才Google了一下，写进了这五个字的搜索框下显示：“找到约 38,900,000 条结果”。看来，“中国最年轻”的流行不只出现在科教领域，而是全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于最年轻富翁、高官、将军之类的，离咱太远，主要是看看热闹，学术界的“最年轻”现象，看得多了也想谈点想法。

 

加称号，公众难得英雄

 

“最年轻的××”其实是陈述统计结果时的一个表达，例如说某高校本年度引进的博士中，年龄最小的×岁，年龄最大的×岁。再如在增选院士的总结报告中说，当选者的最小年龄仅×岁，最大年龄×岁。在描述一个人群的特征时，人们很自然地会关注其年龄跨度，就像关注性别比例一样。这种表达本身只是一个平时的描述，没有褒贬色彩，但是如果它被赋予了公众的某种情感或者预期，就会被认为或者被改造成带有特殊含义的标签和称号。人们把“年龄最小的”说成是“最年轻的”，这看似一个等价变换，实则包含着质变：一来将定语后面的主体从年龄（一个数量）变成了某种身份（一个职称、职务或学历获得者等），关注的对象也继而转成了人；二来把“最”这个某种程度上最能吸引目光的字眼移到了最前面，从而使得这一表述具有了与“最牛的××”、“最受欢迎的××”同等级别的吸引力和眼球效应。完成这项工作的不是某个人、某个单位，也不是某家报纸杂志、传媒机构，而是公众——只有大众的集体行动，才能产生这样的效应，个体行为即使能够引发一些反响，如果得不到公众的普遍认可也不能被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当然，最先开始行动的往往是个体）。

公众为什么要把“中国最年轻”打造成一种称号？一个很大的原因恐怕是人们的英雄情结。可以说，在科技界我们已经未见自己的英雄、大师很久了！而中华民族曾经在一个科技、文化领域英雄辈出，往远了说，近代以前诸多学科都领先于世，在中小学的历史课本中我们就经常读到，数学中某个计算结果或者公式比国外早几百年，农业、工艺中得某项技术领先世界多少多少年，“四大发明”这样成果更不必说。与此同时，我们还能轻而易举地列举出诸如张衡、徐光启、祖冲之等许多大师和《天工开物》、《齐民要术》、浑天仪等诸多科技成果。说到近现代的科学大家我也能不太费劲地想到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等一批人物。可是，当代的科技、学术成果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力的、被公众普遍了解和记住的绝难一见，德行和成就能够被公众普遍认可、称得上大家的科学家或学问家则是完全空白。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代中国各项事业发展迅速，经济增速更是全球内一枝独秀，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这个一直以来英雄辈出、当前又自信心异常高涨的民族，怎么能不期待科技领域英雄、精英的横空出世？这种浓重的英雄情结，从人们得知一项重大科研成果时总是迫切关注其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就可见一斑。然而，盘点那些已过创造力最佳年龄段的学者及其科研成果，人们又难免心生失望或至少深感忧虑。因此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更有可能的年轻人身上，于是只要有年轻人崭露头角，就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其在年龄上还具有特别的优势，必然被赋予更高的预期。

“最年轻的××”很自然地成为了公众表达这种英雄情结的最佳称号。因为科研成果、学历、职称职务等，还不足以成为凸显被他们赋予了英雄预期的年轻人独一无二的符号，然而年轻人独有特征和优势不就是年轻吗？所以，在那些常规符号前加上表达这一特性的定语“最年轻的”，就能够把两方面的特征都显示出来。加上“最”文化当下正在公共传媒、特别是网络中流行，“最××”、“史上最××”乃是眼球率最高的冠名前缀，这无疑加速了“中国最年轻”的流行。

 

给待遇，是否最适环境

 

无论是“博士”、“教授”还是“院士”去替换××，相信“最年轻的××”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前的“最年轻的”，而在“年轻”的隐含语中，“待成长”、“需学习”显然是最重要的一类。最年轻的也可以理解成最有待成长的、最需要学习进修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最年轻的博士”就是最有待成长、最需要学习进修的博士；“最年轻的院士”也就是最有待成长、最需要学习进修的院士。这一点显然也已被充分认识和重视，因为无论跟的是职称、职务还是学历，“最年轻”者要么已经被提升了待遇，要么即将被提升待遇。提升“最年轻”者的待遇不仅是对“最年轻”者的一种刺激（当然，也是对某些非“最年轻”者的一种刺激），而且有利于改善其成长进步、学习进修的环境。以时下炙手可热的22岁“中国最年轻教授”为例，正教授级研究员的一纸聘书本身就能够起到改善其学习、科研的软硬件环境的作用，同时被奖励的100万元，还明确规定其中50万元用于改善科研条件，50万元用于改善生活条件。

问题是高级别的职务和高额度的奖励能不能真的为“最年轻”者提供最适宜的成长环境？这涉及什么是年轻人、特别是“最年轻”者最适宜的成长环境这个问题。任何青年学者的成长，一定的物质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学术环境、淡定的心态尤为重要。通常，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首先会得到改善的是物质条件，同时学习条件和学术环境等也会在一定上有所改善。但是必须看到，在改善“最年轻”者某些方面的成长环境的同时，“中国最年轻”称号也会恶化其另一些方面的成长环境。强烈的英雄情结往往使“中国最年轻”称号获得者受到公众、媒体的过分关注甚至追捧，这一来增加了其学习、学术以外的事务，分散了其时间和精力；二来给刚刚由于待遇提升而压力增大的“最年轻”者带来的新的来自社会关注和期望的压力，增加了其精神负担；三来对年轻的“最年轻”者抵制外界诱惑、保持淡定平静的心态提出了巨大挑战，增加了其被捧杀和被炫煞的风险。这些都可能对“最年轻”者的淡定的心态造成不利的影响，是对其个人综合素质的考验，如果经受不住这些考验，“中国最年轻”称号对“最年轻”者成长环境的消极作用会超过积极作用，甚至有扼杀潜在英雄的风险。

作为“最有待成长、最需要学习进修”者，“最年轻”者的成长环境也最需要得到改善和保护。其实，从很大意义上讲，当前最需要改善的是整个学术环境、大气候，在这方面多做工作恐怕更具有长期效应、更有利于更多英雄的出现。

 

投目光，观者心态不一

 

这里说的对“中国最年轻”现象（及某些“最年轻”者）投来关注的目光，不是看新闻式的了解或猎奇、也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论，而是自身行为受其一定影响、甚至有一定参与度的关注和反响。哪些人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看“中国最年轻”现象的呢？显然主要是同行，说大一点就是科研、教育这个圈子的人。

最刺耳、最引人关注的声音来自“羡慕嫉妒恨”者（虽然“羡慕”这个词并无贬义，但在和另两个放在一起，和它们就只有程度的差别了）——有争议的行为，大体都是反对的声音最先发出、调也最高。这种声音源来自几种心态：1、这不是来和我抢饭碗吗？要压一压这个年轻人的风头。2、我在这个圈子干了几十年都没达到这个水平，这不是在侮辱我吗？2、我的水平不比他/她差，就是年纪大那么点，“中国最年轻”就是他/她了，哼！3、有什么了不起，等我到了那个年龄，说不定比他/她成就还高。表示反对的言论无非这么几种：1、他/她那点成绩算不了什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2、他/她的成果不全是自己的功劳，捡到便宜而已，其实没什么实力。3、现在牛不见得将来牛，有本事十年后再华山论剑。4、又多了一个方仲永而已！

最友善的声音是来自善意提醒者，有对“最年轻”者本人提的也有对其所在单位提的，主要通过讲述事例提醒当事人避免做到了“中国最年轻”称号对成长环境的消极影响超过积极影响的境地，这种声音当事人应该好好听听。

还有一种人不怎出声，但在行动，他们视“最年轻”者为自己的榜样，将其在不同阶段所取得的成绩作为对自己的相应年龄段奋斗的目标。对这类人而言，没必要去考察成果是不是被夸大了、也没必要追究是运气好还是真有实力，关注“中国最年轻”现象主要是为了给自己树标杆。当然，目标往往是用来激励自己前进的，不完全是用来的实现的。在本人电脑的“Research”文件夹中有个“Spurs”文件夹，里面一直放着国内外经济学界几个非常牛的同龄人的CV，时常打开刺激刺激自己。

也有人从教育体制、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的角度，通过“中国最年轻”现象看待中国教育的进步和不足的。进步之处集中在：1、人才选拔、任用机制更加开放、灵活和不拘一格，有利于吸引和凝聚人才。2、教育方式和制度更加灵活，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还有一种声音孩子科教圈之外，讨论子女教育问题。“中国最年轻”称号的获得者可以说个个都是“神童”啊，而且都是没有“夭折”的神童啊，他们的家长和老师从小是怎么教育他们，这值得家长和老师学习和借鉴啊。

可以说“中国最年轻”现象是个“一”，对它的看法是个“万”，一个现象生出万般观点，足见人们对当前教育、科研问题的关注，也从侧面说明这里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现象，产生不同的反响、谈出不同的观点，这样一来使人们把这个现象本身看得更清楚，从中挖掘出更多可资借鉴的素材，二来引起全社会中国教育、科研问题的关注，促使人们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造声势，难说功利之心

 

虽未做过统计，但印象中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最年轻教授”的记录就已经被多次刷新，是巧合还是人为造势？这么多个人和机构频频走秀T台，而且似乎一次比一次高调、一次比一次尺度大，也一次比一次更有争议，有没有功利之心在起作用？很难说。

“最年轻博士”也好、“最年轻教授”也好、“最年轻博导”、“最年轻院士”也好，非破格出不来，可别说破格了，就是走正常程序，也有人为把握的空间。因此，这些“中国之最”都是有被人为造出来的余地的，只是人为因素作用的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符不符合条件、够不够资格、是一步到位还是再考察考察，等等，这是要靠主管判断的，因此个人情感因素就有机会介入了。一个可能造出“中国之最”的决定显然是要经过慎重考虑，而且一般是集体决策，可是为什么近来这么多的“慎重考虑”和“集体决策”的结果最终都选择了“一步到位”而不是“再考察考察”、选择了“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而不是“宁可不动，也不妄动”？这恐怕不能完全用巧合来解释。

通过特殊方式引进特殊人才的办法来宣传自己的用人政策、吸引人才，这无可厚非，如果恰如其分，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公关手段。但是如果只是跟风、造势，掺杂了一些功利性的动机，图的是短期效应，只会适得其反。首先，这样的用人单位只练外功、不修内功，是不可能真正为“最有待成长、最需要学习进修”的“最年轻”者提供适宜、优越的成长环境的，也不可能把精力花在改善学术氛围这样的长久之计上。其次，这种功利性的人才引进方式实际上对真才实学者的打击，会导致用人单位失去真正的人才。再次，这种做法可能导致用人单位之间的“价格战”，引发一场“造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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