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向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部分学生介绍已故中科院院士、理论化学家邓从豪先生的刻苦钻研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本文是我讲话的记录稿。

各位同学到化学楼里头，就会看见一尊邓从豪先生的铜像。邓先生是什么人呢？邓先生是我们山东大学化学院的教授。他从1948年来到山东大学，从助教、讲师开始做，一直做到教授、校长。他在山东大学一直工作到1998年，也就是他的去世，整整五十年。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有名的教育家、理论化学家，他的事迹很多。你们可以看看我们山东大学的网页，去找化学化工学院网页，下面有纪念邓从豪先生的专栏，专栏里有一些文章介绍了邓从豪先生的事迹。

在山东大学只要提起邓从豪先生，稍微上一些年纪的、知道他的人，都对他非常非常佩服，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的。一个人要让所有的人都说好这是非常难非常难的，而邓先生就是一个所有人都说好的这样一个人。他好在哪里，首先他的学问非常好，我们从最表面的得奖情况来说起，邓先生得过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以后他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得过国家自然学科的三等奖，得过国家教委的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得过三次，他得过的这些奖在我们的山东大学到现在为止，是首屈一指。他的理论水平很高，科研成果很多，所以理所当然地受到大家尊敬。他的理论水平高，科研成果多，最重要的是他这个人的品德高尚，品德高尚到所有的人都说好。在学校里教师中间评价一个人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人的品德，不光是你的学问。而邓先生在山东大学是最德高望重的。我忘了介绍他的生卒年份，邓先生生在1920年，1998年去世。我跟他认识不算特别早，我是从1978年跟他做研究生，然后留校跟他一起做科研，差不多天天在一起，时间差不多有二十年，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邓从豪先生的一些故事。

故事就是过去的事情，讲过去的事情就是讲历史。我们常说以史为鉴，鉴就是镜子，在这个镜子里我们看看自己，我们通过照这个镜子来想一想，我们自己应该怎样去做。

我要讲的第一个事情是，我们为什么讲学习邓从豪先生?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意义在那里？中国科学院院士很多，比他成就更多的也还是有的，为什么我们要学他，我们提出来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意义到底在那里？

第一，邓先生跟别的许多大科学家不大一样，他是农民的儿子。这一点有很多同学想，农民的儿子有什么？你要知道农民的儿子要在过去，读书是很难的，做出非常大的成就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看看很多科学家的传记，包括我们国家的，就拿这些老的院士来说，家里大多是有钱的。你想在旧社会，如果一个人家里没钱，怎么能上大学？这很难想象。所以你要做学问，首先有一条就是要有钱，要吃饱肚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我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实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情。它们是不一样的，科学是什么呢？是人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在那想这事情为什么，看看天上为什么有这么多星，这才开始有了科学的。科学的起因是人的好奇心，有了好奇心才有科学。后来人们把科学知识拿出来，做一点事情，这才有了技术。有了技术这才有了工程，才可以做事情，才有了功利的目的。所以搞科学这件事它要求人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邓先生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儿子能够做出这么多工作。当然我们现在是共产党的新社会了，我们大家各位也有很多是农民的儿子，共产党让农民的儿子也能上大学了，情况有一点不一样。但也有一个学习基础的问题，家里贫困，农村里学习，基础总不如城里的有钱人家的子弟。而邓先生从一个最下层农民的儿子，最后能取得那么多成就，做到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山东大学的校长。对于我们从基层上来的同样是农民或者普通市民的子弟来说，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

邓从豪先生是江西临川人，各位有江西同学没有，谁知道江西临川，听说过吗？江西不是很富裕的地域，江西临川的土地也不是很好，都是些红土地，但是临川历史上还是出过一些名人的。早在宋朝最有名的一位王临川，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中国古人就是这样以家乡来称呼这些名人的。在明朝也有一位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汤临川，就是汤显祖。邓先生就是生长在这种环境中间，那个地方有学习的传统。但是邓先生他父亲不认字、没有文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虽然种地种的很好，但他不认字。邓先生在家里是老大，底下还有弟弟和妹妹。邓先生他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他决心得使他的儿子有文化，于是就把邓老师送到学校。邓老师在学校学习很好，所以，他不但学了小学，而且到了南昌上了中学。在中学里学习非常的好。他那里看到了世界上许多名人的传记，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传记。他立志以科学为己任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所以学习非常的好。到了中学毕业要考大学，那时家里供一个中学生已经是竭尽全力了，要上大学没有钱，怎么办？他父亲就把家里的几亩地典出去了，就是抵押出去，用典来的钱让他去考大学。那时考试和现在不一样，他被两个学校录取了，一个是江西的南昌大学，一个是厦门大学。两个大学比较起来当然是厦门大学好，他就上了厦门大学。他到厦门大学是怎么去的呢？节约，就是靠两条腿，就靠了两条腿从他们家走到了学校。当时已处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日本大规模侵华，抗日战争开始后，厦门大学搬到了福建省的长汀，在一个山区。他走了十来天才从他们家走到那儿，当然，上大学的四年没有回过一天家，在那里念了四年的书。他学的是化学。由于他学习非常好，除了把化学系的课程全部修好以外，还把数学系和物理系的课程几乎全部修完。这就等于一个人念了三个系。他把所有可以用来学习的时间统统用在学习上，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里看书。

邓先生特别的用功，在大学四年能够念三个专业几乎全部的课程需要一种超常的毅力，但是也需要一种学习的技巧。有些同学很用功，但是效率很低，晚上开夜车，开完夜车以后白天老师讲课打瞌睡，这就是赔本的买卖。我跟邓先生工作就差得很远，但是我有一点——上课从来不打瞌睡。因此听完以后基本上不用太多时间去复习，上课听好了底下稍微翻一翻就完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半夜开夜车，上课打瞌睡，那是一种很蠢的事情。邓老师看书不但用眼睛，而且用手。这就是说，书上的公式一定要自己去推，推好了公式，就更清楚更深刻地了解了书上所说的那些话的意义。因为数学的表述总是更准确、更精密、更深刻，也更能记得住。

邓先生在厦大待了四年后毕业。这中间更多的我讲不出来，这些情况也是以后我们一起去开会在火车上聊天，随便说起知道的。邓先生大学毕业以后在集美学校做教师，集美、厦门大学是中国最有名的华侨陈嘉庚先生办的。他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要挣工资，要把家里典出去的地给赎回来。家里典出地以后靠什么活，他父亲只有租人家的地种，赎回来才是自己的地。他没有办法出国留学，他们家的这种情况只有先去做事情。从集美学校然后到了南昌的中正大学，在中正大学待了将近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在中正大学本来也很好，由于一点的政治上的事情。这时到了1947-1948年，学过历史的知道当时国民党党打内战，人民痛苦得很，学生就反饥饿上街游行，国民党政府不让游行镇压学生。邓先生是教师，同情和帮助学生，当局有人对他不大好，要把他解聘，但是学校的教务长一定要把他留下来，说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不能把他解聘。最后学校还是收回了成命，没有解聘。但是邓先生也不愿意在那里做了。

1948年邓先生就到了山东大学，为山东大学贡献了整整五十年，一直到1998年。从开始时的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最后做到山东大学的校长。邓先生大学毕业以后为在学问上能够进一步的得到提高，他四处求师。当时在化学界以至在科学界最前沿的学科，就是量子力学。大家都知道量子力学是二十世纪科学界一个重要的发现。你们都是学化学的，你说化学的基础是什么？二十世纪以前人们认为化学的一些规律，一定是和物理规律不一样的。粉笔头一半掉下来是服从一种物理规律，牛顿力学。化学体系是关于原子-分子的体系。原子是怎么能变成分子的，一定有一种力，当时称为一种化学力。一直到量子力学出来以后，我们清楚了，没有什么化学的力，之所以能够形成分子，无非是电子和原子核它们相互之间的电磁作用，而说明这些作用的就是来量子力学。但是它是研究微观世界的，有很多数学工具是当时人们所不熟悉、不了解的。人家认为是很神秘的东西，全世界懂得人也不是很多，在当时一九二几年确实是这样。到了四十年代已经有了大的进步，有了原子弹。邓先生就感到量子力学是很有意思的，于是四处求教。当时有一位先生叫唐敖庆，他是新中国化学量子的奠基者，那时才从国外回来。量子化学就是用量子力学研究化学的，应用到化学中来。唐先生回来以后后很快上东北去了，——刚解放的东北是我们国家非常发达的地方——去了现在的吉林大学。还有一位是卢嘉锡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的老院长，研究结构化学的。他们两位正好在青岛办过学习班，邓先生参加了学习班。在这以前，邓先生给唐先生去了封信，请教过问题。这样他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学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开始做科学研究了。在1955年，他就发表了在量子化学领域的论文。1957年，就做出了非常好的工作，到了90年代，外国人还在重复这个工作，由于57年的工作发表在山东大学学报上，那个洋人没有看见。

到了1963年教育部委托唐先生办一个当时的结构化学领域的物质结构讨论班，找了我们国家各个单位的比较有前途的一些青年教师参加讨论班，共8个人。唐先生是老师，带8个成员。邓先生是班长，年龄比较大，剩下几个是唐先生的助手刘若庄先生，现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钟先生，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江元生先生，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的张乾二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8个人里后来有五个院士，当时都是很年轻的三十来岁。另外几位也是非常有名的，鄢国森先生，四川大学校长，还有两位。在一起讨论一起学习，使得我们国家在配位场场理论的研究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的水平，所以这几位后来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不是偶然的事情。

我认识邓老师是1978年的事情，那时他已将近六十岁了。我跟他关系密切是这以后的事情，也就是他将近六十岁或六十岁以后的事情。他一天工作多长时间我是知道的，早晨大概四点多钟起床，起床以后第一件事情，洗凉水澡，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你知道济南家里什么时间开始有暖气？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以前，房间里是没有暖气的，即使这样，邓先生早晨起来总是用凉水冲洗，冲洗完毕以后，看一会儿书就出门了。他之所以有这样好的精力跟身体好有关系，他注意锻炼身体。他住在山东大学三角大门马路南面教师宿舍，我们一般把它称为南院。晚上南院的门是关上的，每天早晨第一个出南院门的差不多就是邓先生，散步锻炼身体，然后回去看书学习，吃早饭以后工作一个单元，中午稍微午休一回，下午一个单元，晚上吃完饭以后，散步一个小时继续看书，又一个单元，大概到晚上十点多钟睡觉，这是六十多岁、七十多岁的人的一天。一年到头，差不多天天如此。我现在也六十多岁了，我没有像他那种刻苦的精神，想起来很惭愧。他不但平时这样，假期里也是这样。稍微年轻的时候，过年相互拜年他嫌麻烦。那时他还没做校长，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我听我师母告诉我。过年了，让师母和孩子串门去，他把门外边一反锁，自己在房间里继续学习。他连过年放假也还在那里学习，做研究工作。那时我们教师不跟现在似的，现在我们的办公条件很好了，像一般教授博士生导师都有一间很大的房间，都有很好的老板台，研究生有研究生的房间。当时没有这个条件，非常的差，整个化学系就一个化学楼，我们整个研究室就一个小房间，只能在自己家干活。我们是搞理论化学的，当时只用纸和笔。邓先生有时在图书馆看书，他在角落上看书。图书管理员下班了，就喊了一声“里头还有人吗”，他也没有注意，图书管理员以为没人了，把门一锁就走了。最后到了天黑了，该回家了，一看出不去，被反锁在里头了。家里人找来了，那时没有电话，不像现在手机一打就完，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家里人找到图书管理员才把他放出来，这样子不止一次。他几十年如一日，总是这么用功刻苦的学习和工作。

邓老师为什么学习这么好？他看书不光用眼睛看，要用笔，书上一个公式不是随随便便的，一定要推导。推导公式的过程，物理意义就藏在推导中间，不是记一个结果就完了的。那时我上研究生，邓老师把我送到东北，在唐敖庆老师手下学习。我们六个学校的理论化学研究生在一起上课，包括厦门大学的、吉林大学的、四川大学的、云南大学的等等都在唐先生那上课。唐老师亲自给我们上课，邓先生也给我们上课。像刚才给我们讲的孙家钟老师、江元生老师等都给我们上课。那时我刚刚认识邓老师，对邓老师并不了解。就在那个班上，我听那些讲课老师说邓老师是推公式的专家。后来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我看邓老师有时拿钢笔这么拿。有时那样拿。有什么好处，他说这样拿，用的时间长。把手磨得疼了，换一种姿势，可见他的用功。

他一直用功到他生命的最后。到了1998年的一月份，他当时已经患了癌症。他自己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是瞒着他的。但是病人自己能不能猜出来，我们没有法知道。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医院里头还在做研究，还在那儿看。到了他去世前几天，他跟我长谈了一次，研究关于这个题目怎么做下去。到了去世那一天的上午，我们一位同志去谈我们研究所的工作，下午他继续在那儿看，趴在那里作他的研究，看一本英文的书。到了晚上8点多种开始吐血，我接到电话赶紧赶到他家，他大口大口的吐血，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平静下来以后，那时将近12点，他说你们回去吧，我不要紧。那天天特别的冷还下一点雪，他跟我讲他不要紧，有他儿子陪他就行了。因为学校出的车，说你们一起回去，汽车司机也要休息。所以他考虑的还是别人，汽车司机、还是我们这些人。我跟他待了二十年，对他的话我很听，就只有回来。回来以后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又来电话说他不行了，等我再到医院就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对于我说的最后的话还是平等的待人，关心的是我们，关心的是底下的汽车司机，他想到的就这些。

邓先生这个人待人特别的平等，他并不因为你是学生，年龄小很多或者是他的下级，觉得我是教授、校长，他没有这样。当年我第一次上他家去，谈完事情以后他把我送出来。1978年的时候和现在大不一样，走廊上没有声控灯，黑黑的。他说你下完楼梯在拐弯还有三层台阶，你要注意。你看他就是这样细心，那么关心一个比他年龄小近30岁的年轻人。

他的清廉是非常有名气的。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跟我一起读研究生的浙江人。1978年那时物资非常的贫乏，没有什么物资的交流，在北方要找到橘子是非常困难的。浙江黄岩蜜橘是非常有名的，他从家里带来几个蜜橘去给邓老师送去，结果邓老师说拿回去，他不拿学生的东西。青岛化工学院的一位进修教师买了一个西瓜上他家去看他，结果又被拎回来。

他是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委，需要到底下视察，视察基础教育。他到了惠民地区，临走的时候人家当地给他一包小枣，很小的礼物，大概只有几斤，四五斤。他觉得拿人家东西不好。但是人家一定要给他，又不好不拿。回来以后他说当地的基础教育那么差，农民子弟的教室连板凳都要自己带。他立刻给人家教委寄了100块钱去，当时他的钱也很少，也就是最近十来年我们的钱才多起来，当时一个月就几百块钱，就给人家足以十倍枣的钱，他说给孩子买几个板凳吧，当时100块钱买十几个板凳足够可以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特别清廉、特别平等。他没有办公室就在家里头工作，我的家和他的家靠的特别近，中间隔一个小马路就十来米，都在南院。那时我还年轻一点，不到四十岁。星期六、星期天有的时候睡睡懒觉，睡到八点钟，他老人家有事情就来找我。一敲门，我就被他堵被窝了。我每天要上学校里头来，我得来看看他的信件报纸，给他拿回去。他们个人的事情一般不让我干，偶然的时候他要我帮他去寄信。那时不像现在，现在信件很少了，来回的科研的稿子都是电子的，那时都是信件，邮局去寄。他让我寄信的时候，有的时候单另拿出一封信，单另给我八分钱。那时一封平信8分钱，说这是我个人的信。他特意给我说这个事情。有谁能够这样， 8分钱也公私分明。这就是先生的一种精神，公私非常的分明，一分一毫不沾公家的便宜。有这样一种好的品德，怎么能不让人家尊敬。

我想有人要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跟邓先生二十多年，这么近，你不是也没有好好地向他学习，你现在也不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博士生导师吗？也没有做出多少杰出的工作？你也没做上院士，你凭什么要求我们？我感到是要向大家说明，我想你们应该比你们的父辈或比你们的父辈还大一些的、像我这样一些人，做出更好的工作。你们的条件是我们所不及的。在我的生活经历中间，以及我的同龄人的生活经历中间有很大的缺陷，对于做科学研究有很大的缺陷。你们要看到这一点，而你们没有这个缺陷。缺陷在那里？我给你们讲一段历史。你要知道我们国家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大事情，就叫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发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到了1978年，差不多10年到12年的时间。到了1966年以后，全国的大学就不能上课了。我记得很清楚，我那年是大学二年级，二年级的课快学完。我的最后一节课在6月2号，那时我在北京上学，最后一节课是英语课，我很难忘。课间操时，大字报全贴出来了，说我们学校党委是黑帮，广播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就出来了，这样北京学校的党委都是黑帮。学生就乱了起来，于是就再也没有上过课。不上课干什么？就是去搞文化大革命，开大会、斗走资派、呼口号、读报纸、下工厂、下农村、唱歌等等，就是不学科学。这些年里，我在工厂做过工，煤矿挖过煤，中学教过书，草原农场种过4年地。在恢复考研究生的时候，我还正在农场，离开县城600多里，坐汽车中间还要住一夜。12年没有搞业务，从19岁到31岁，黄金的年龄段，不搞业务，这不是缺陷吗？我还算幸运的，上学早了点，还上了两年大学，我的同龄人以及年龄更小一点的人，大多数就下乡了，或还乡了，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你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哥哥、姐姐，大概就是这样吧。有的中学甚至小学都没有上，或者没有上好。他们的文化差一点。包括你们现在的许多老师，也有这些问题。这就是他们的缺陷。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年龄段的，都有这个缺陷。这是历史造成的，难以弥补的。你们则是幸运的，你们生活在中国最好的发展年月，能有完整的学习的机会。但是有的同学却并不珍惜这样的机会，不认真学习，甚至随便旷课。这不但对不起你们的父母，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这样好的年月。跟我相比，跟我的老师邓先生相比，你们的学习条件是多么好啊！如果你们像邓先生那样，刻苦用功的学习，你们的前途是无量的。你们要有这个志向，立下大志，再加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努力，就一定可以成功。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