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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午拾：爸爸的行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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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没有机会进入医学院，上的是医专，可他行医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高度，是常人难以企及的。靠的是，胆大心细，勤于实践，刻苦钻研。记得我们小时候，回家不见父母，总是到手术室去找。爸爸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回家也是一头扎到医书里，很少见他休息。多年下来，名震四方，求医者络绎不绝。甚至上一级医院外科主任的亲属需要手术，也来找爸爸“这把刀”才觉得放心。 医生受人尊敬，但却是清贫的。在毛泽东时代，工资和物价均几十年不动。爸爸４６元，妈妈４３元，家庭收入８９元一月，维持一家六口（加上外祖母）温饱，难有积余。生活苦点，倒也无所谓。其实我们从来也没有觉得苦，尽管每餐饭，一大家人才有一两碟小菜。反正大家都苦，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只能喝粥、吃红薯干呢。爸爸的难题是，到哪里去攒买书的钱呢？那些大厚本的专业书籍《外科学》、《骨科学》等，定价不菲，却是工作必不可少的。谁能想到，许多医书是爸爸瞒着家人卖血换来的。一次３００cc血浆，当时的价格３０元，这可是平时半年也难攒下的钱啊。有一次，妈妈发现以后非常生气。爸爸很清瘦，担心他卖血损害了身体。可爸爸总是说，人有造血机制，失点血无碍。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么？医术再精湛，也变不了钱。记得手术误餐，当时的补贴也才两角，或者供应一碗免费肉丝面（爸爸妈妈舍不得吃，常常带回家给我们孩子吃）。 一个时代，一种活法。可是，一个享有盛誉、对医术精益求精的医生非卖血不能拥有医书，这样的事古今中外，大概也只有毛时代了。不能说，爸爸没有赶上好时代，从事业的追求和精神的满足看，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条件，给爸爸一个难得的施展空间。基层县医院象一张白纸，面对的是源源不断的一向缺医少药、经济能力匮乏的农村患者。多数这样的患者基层医院不能救治，也就只好自生自灭，听天由命了。爸爸是医院的开创者之一，有充分自主权，有多大精力就有多少工作，几十年来几乎每天都有几个手术。我当年认识一位农村青年医生，由于不能施展，而厌倦行医，转报英文师专，当谈起爸爸的医术，却充满钦佩：“你知道么？你爸爸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医生。许多省立大医院尚未开展或普及的大手术，你爸爸也能做。”他给我讲解一些案例，我也不懂，但是心里明白，爸爸一直在超越自己，向越来越复杂的手术攀登。后来，跟爸爸谈起来，还有哪些疑难手术，想做而做不成。爸爸说，能做的差不多都做了，但是有些手术，比如显微外科，断肢再植等，对于器械要求太高，县医院没有这种条件，只好遗憾了。 跟“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衙门不同，当年在基层医院贫苦农民也能开得起刀：印象中小手术（阑尾摘除等）收费不到１０元，中等手术（胃切除等）收费几十元，大手术（心脏、脑等）也不过百元。当然，凑足这钱也不容易，但是为看病节衣缩食，或砸锅卖铁，多数人还是想出了办法。对于特困户，可以到民政局申请补助。毛泽东时代这一点，还是值得称颂的。收费低廉的根本原因，当然是成本底：医生是国家干部，拿固定工资，没有额外支出。 说到手术，我的身上也留有爸爸的“杰作”。我十岁左右，有一天早饭不久，突然肚子疼得厉害。爸爸过来检查，按住右小腹，问疼不疼，我说，“很疼”。他突然把手抽回，我一阵剧痛，眼泪都出来了。爸爸告诉我，这叫“反跳痛”，是急性阑尾炎的典型症状，说准备开刀，不到中午就扶我进了手术室。从小看惯了开刀，知道阑尾摘除是小手术，我一点也不怕。可真要上手术台了，我却怎么也不愿意。主要是怀疑弄错了，白挨刀了。早上还是好好的，喝了半碗粥，我平时也常闹肚子疼，这次，也没有验血或做其他检查，摸摸小腹，就这样确诊了？结果自然是我多虑，割下的阑尾肿得象棵小胡萝卜头，因为手术及时，还没有化脓。不少外科大夫不给自己亲人开刀，怕太紧张。可爸爸不放心别人，理所当然亲自动手，妈妈在旁做助手。本来，如果使用常规腰麻或硬膜外麻醉，也可从容不迫，但爸爸为了术后反应小，坚持只使用局部麻醉，我清楚知道手术的每一个过程。多数同类手术刀口总有几寸，可爸爸只给我开了一条一两公分的小口子（关腹后只缝了两针），刚够伸进一个手指。这还不算，跟多数刀口不同，爸爸用的是横切，这更增添了手术难度。爸爸说，横切符合人的腹部的自然纹路，愈合后刀疤不显（确实如此，我见过其他竖切手术的刀痕，愈合后很久仍然粗粗红红地立在那儿，很难看）。这次手术当然很成功，我当天回家，第二天就可下床轻微走动。不过，手术中有一阵确实很疼，我大哭大叫，给爸爸增加了很大压力。那是爸爸伸进手指试图捞取发炎的阑尾时。也不怪，阑尾发炎，不碰它尚且疼痛得很呢。好在疼得时间不长，爸爸就逮住了它，赶紧补上一针麻醉。后来，爸爸说，尽管费了心思，下刀之处还是略偏了点，使我多受了一些苦。偏一点没关系，如果把刀口加大点，也好办，可爸爸坚持尽可能小的口子，不愿意让我落下一个永久的大疤痕。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女儿听，她找到我的几乎看不见了的刀口，惊叹：“Grandpa did a terrific job! (爷爷的手艺真棒！)”。从此，她肚子一疼，就大叫，怀疑得了阑尾炎，非让我检查发现没有“反跳痛”才安心。还说，她要是得了阑尾炎，就飞回去找爷爷，可信不过美国的大夫：他们才开过几个刀，我爷爷一辈子开刀何止成千上万！ 爸爸常常出诊到农村医院和农民家中（作为妇产科主任，妈妈也一样）。遇到急诊需要手术，不管什么条件，也要进行。没有电，就集中一些手电筒，因陋就简，搭起手术台，救命要紧。文革武斗那年（１９６７年），两派割据，常有摩擦，亦有短兵相接的时候：初期街头械斗，用的还是钢钎菜刀之类，后期可用上了真枪真炮。医院处于半瘫痪状态，并且地处“扫派”（叫“扫黑线”，一激进派群众组织）掌控辖区。爸爸妈妈思想上大概属于温和保皇派（“保皇”即反对揪斗老干部），倾向有保皇色彩的“批派”（叫“批联部”），但并不参与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批派的总司令（曾是我家的邻居叔叔，身材魁伟，印象中担任司令以后，腰扎宽皮带，挎盒子枪，好不英武威风）派人悄悄把我们全家请到这一派的大本营里，他们急需医疗好手救治武斗中的伤员。于是爸爸搭起战时手术台，就跟白求恩的战地医院似的，也救了不少人的命。 和平岁月，县医院那辆白色救护车，载着爸爸妈妈和我们的童年跑遍了全县每一个角落。如果路近，也步行或骑自行车出诊。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全家去偏远乡镇河湾，支援农村医院一年。爸爸晚上经常骑车出诊，有时也带着我。天总是那样黑，也总要经过一两个墓地，头顶冷风飕飕。进入村子，总有此起彼伏的狗吠声。我躲在车前座爸爸怀中，常常不敢睁开眼睛。看完病，在昏黄的油灯下，主人总要用红糖水煮两个鸡蛋，热气腾腾端上来，款待我们。然后，照着手电，送我们上路，而我不等到家，就已经睡熟了。 爸爸一直希望我们子女有学医的，可以子承父业。别的不说，这多年积累的满书架医书丢了，岂不可惜？遗憾的是，四个子女，一个也没有走上这条救死扶伤的人生道路。我和哥哥是文革后第一届７７级大学生，当年遵照父母意愿，都在第二志愿填写了“安徽医学院”。至于第一志愿，哥哥自作主张，报考“南京航空学院”。而我当时没有主见，只要一流大学就好（我们那一届是先报志愿后考试，不象后来，考试分数下来后才要求填志愿）。遂听从爸爸，不管天高地厚，填报了“中国科技大学”当红专业：物理系等离子体专业（我们处在深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等离子体是什么，并不明白，但是总觉得只有这样莫测高深的专业才有资格盖过父业）。结果，哥哥考取了他的第一志愿，志满意得地寻他的航空梦去了。而我所有志愿全没有中，被硬性“分配”到安庆师范学院英语系去，那个委屈！也委实委屈，我虽然高考发挥得不好，但是后来了解到，分数线已经达标，可以进入第二志愿“安徽医学院”。坏就坏在我“加试”了外语。今天的学生哪里知道，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外语并不是必考项目，亦不计入决定命运的总分，原因很无奈：尽管当年积累了近十届考生同时报考，济济一堂，竞争激烈，但是很多人对外语一窍不通，要是坚持外语必考，将会严重影响一多半考生。我当年要不是多年坚持跟着安徽和江苏广播电台的英语学习节目，靠学校教的那点ABC，也不敢应试。可怜我加试外语，满以为在同等条件下，可以被优先录取。谁想到，文革刚过，有外语基础的人不多，属于文科的外语专业生源严重不足，需要把一些加试外语的理工类学生划拉到文科来。就这样，阴错阳差，把个工具外语拽成了专业。当时颇有理工高人一等的心态，被迫进入外语系后，老觉得“误入旁门左道”，这才有坚持自学《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两年之久。倒为后来向文理兼科的跨专业方向发展，打下一点基础。话说回来，当年幸亏没有如愿进入医学院，否则这个世界只会多出一个平庸的医生。我钻研的毅力还有点，但缺乏爸爸的魄力、手巧和胆大心细。在爸爸的事业昆仑面前，怕只能东施效颦。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见识过许多令人佩服的长辈和后进，但我始终最钦佩爸爸。 爸爸现在半退休在家，依旧清贫。一点不象快７０的老人，生活有条不紊，身体健康，仍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学之心，电脑玩得比许多年轻人还熟。除了熟练查阅英文专业资料外，长年博文强识，普通词汇量跟我这英语“科班”出身的也有一比。子女各自发展，是他最大的安慰。孙儿辈的成长花絮，更给他带来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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